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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用白话的原因

文言和白话

作者:张中行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08/17

13.1指文言定形以后
  文字起初是记录有声语言的,形状和声音应该是一致的。如果问为什么要这样,可以答,文字的性质就是这样。这样的书面语言,性质是白话,却不必称为白话,因为如前所述,那时还没有出现离开口语的文言,写的人不会想到它是白话,后代人也就不必称它为白话。文言渐渐离开口语,定了形,并且成为通用的书面语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白话,至少在唐朝以前,成为不常见的异类,出现,就会引人注意,有的人甚至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写?原因有多种,下面谈几种主要的。

  13.1.1来自民间
  在我们的文献库存里,有不少作品(或只是零星的资料)来自民间。民间的人大多不熟悉文言,也没有那么多雅兴去诌文,写了,幸而流传下来,就成为白话。比较显著的如:
  (1)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史记·淮南厉王传》引民歌)
  (2)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汉书·翟方进传》引童谣)
  (3)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汉书·货殖传》引谚语)
  (4)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引俚语)
  (5)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东方须臾高知之。(《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有所思》)
  (6)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折杨柳枝歌》)
  (7)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子夜歌》)
  例(1)到(4)是谣谚之类,例(5)到(7)是乐府诗,都是汉魏六朝的无名氏所作,可以算作早期的白话。
  由中古起,唐宋以来,来自民间的白话作品就更多了。最显著的有出于伎艺人的变文、话本之类,留待第十五章介绍。民歌之类也不少,如流行于唐朝的曲子词和流行于明清的各种俗曲都是。这类民间歌曲,性质同于乐府诗,都有曲调,押韵。如:
  (8)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望江南》)
  (9)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雾雾。吃酒则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还归。(同上书《捣练子》)
  (10)这几夜做一个不祥梦,请先生卜一卦问个吉凶。
  你看此卦那爻动,要看财气旺不旺,禄马动不动。仔细推详,仔细推详,切莫将人哄。(《劈破玉》,引自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十章)
  (11)前日瘦,今日瘦,看看越瘦。朝也睡,暮也睡,懒去梳头。说黄昏,怕黄昏,又是黄昏时候。待想又不该想,待丢时又怎好丢。把口问问心来也,又把心儿来问问口。(《挂枝儿》,出处同上)
  (12)人儿人儿今何在,花儿花儿为谁开,雁儿雁儿因何不把书来带。心儿心儿从今又把想思害,泪儿泪儿滚将下来。天吓天吓,无限的凄凉,教奴怎么耐。(《寄生草》,引自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十四章)
  (13)大雪纷纷迷了路,糊里糊涂。前怕狼来,后怕是虎,吓的我身上稣。往前走,尽都是些不平路,怎么插步。往后退,无有我的安身处,两眼发乌。你心里明白,俺心里糊涂,照你身上扑。既相好,就该指俺一条明白路,承你照顾。且莫要指末说西将俺误,误俺前途。
  (《马头调》,出处同上)
  这类来自民间的作品也许没有经过文人改动,或者经过文人之手而大致保存原样,所以离口语总是很近的。

  13.1.2记实
  文言定形之后,不只叙事,就是记言,用文言也成为行文的习惯。这样写,不管怎么忠实,总不免要隔一层,容易化明确为模棱。有两位史学大师反对这种做法。一位是唐朝的刘知几,他在《史通·言语》篇里说:“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另一位是清朝的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篇里说:“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适如其人之言有好处,是逼真。文言作品间或有这样写的,但是不多,只有《世说新语》是例外。如:
  (1)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赏誉》)
  (2)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阍禁不内(纳),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否)?”
  宜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贤媛》)
  (3)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排调》)以上是一般的记实,是逼真好,不逼真也未尝不可。还有特殊的记实,非照原话写不可的。如:
  (4)一日上堂曰:“汝等诸人肉团心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向诸人面门出入,汝若不识,但问老僧。”时有僧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便打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师问乐普云:“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个亲?”对曰:“总不亲。”师曰:“亲处作么生?”普便喝,师乃打。师问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师曰:“哑。”木口曰:“老兄作么生?”师曰:“遮畜生!”(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二,义玄禅师语录)
  (5)问:“每日暇时,略静坐以养心,但觉意自然纷起,要静越不静。”曰:“程子谓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乱思,才着个要静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虑。且不要恁地拘逼他,须自有宁息时。”又曰:“要静,便是先获,便是助长,便是正。”(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卷六)
  (6)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王守仁《传习录》上)
  原话都是讲学道立身的理,想正确了解,要靠悟,就是现在所谓体会。体会的所得有深浅,甚至有对错;想不错,先要保证原话确是原话,所以只能用“子曰”或“如是我闻”的形式记下来。
  记实,还有的是为了表明法律责任,如:
  (7)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出适刘氏二十许年,刘氏丧亡,抚养孤弱。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分前奴教子、当伯,并已入众。又以钱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夺寅息逡婢绿草,私货得钱,并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奴采音举手查范臂。求摄检,如诉状。(《文选》任昉《奏弹刘整》)这篇弹文,照南朝风气,用骈体写;中间叙述原告范氏声诉的部分(上面所引)和调查刘家旧奴海蛤供述的部分(未引)都用原话。这样写,是表示事实都是当事人所说,其中一点不掺杂作者(时任御史中函)的私见。

  13.1.2绘影绘声
  记言,照原话写,还常常是为了绘影绘声,使读者不只了解意义,而且能够想见说者的身心状态。如:
  (1)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刘餗《隋唐嘉话》卷下)
  (2)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又顾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值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聊斋志异·翩翩》)例(1)是形容一人性急,一个性缓,例(2)是形容花城和翩翩两个仙女聪明活泼,如果不用白话,效果就会差一些。

  13.1.4亲切
  上面第13.1.2节说,记言用文言,难免隔,不够明确。隔的另一种结果是不亲切,因为用文言的套语,总像是照例的应酬。为了避免这种缺欠,可以照原话写,也就是用白话。
  如:
  (1)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鲜于修礼起日,吾之阖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将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军打败。
  ……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闻之,各捉其儿打之。唯盛洛无母,独不被打。其后尔朱天柱亡岁,贺拔阿斗泥在关西,遣人迎家累。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及盛洛等。
  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盛洛著紫织成缬通身袍、黄绫里,并乘骡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并呼吾作“阿摩敦”。(阎姬与其子宇文护的信,见《周书·晋荡公护传》)
  (2)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靠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两封信都是给家里人的,用白话,像是谈家常,亲切得多。

  13.1.5放任
  用文言,完全照旧规格写,总难免有正襟危坐诌文的意味。为了表示无拘无束,不修边幅,有时可以夹用一些白话。
  如:
  (1)即如以诗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问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书》)
  (2)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亦无妻室,殆是孤山后身。所著溪上落花诗,虽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诗百五十首,可谓迅捷之极。至于食淡参禅,则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无奇人哉!(袁宏道《孤山》)
  用白话表示无拘无束,是在重雅轻俗的风气中故意俗一下,一贯板着面孔的文人是很少这样的。

  13.2通俗易懂
  以上主要是说在文言的大海之中,间或冒出一些白话,究竟是什么来由。原因虽然说了不少,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一般人不会文言,你要想取得一般人的称许,就不能不用白话。唐朝以前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因为除了一部分乐府诗以外,几乎没有独立的白话作品流传下来。由唐朝起,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除了第13.1.1节提到的曲子词以外,还有大量的“变文”。这是来自和尚的识时务。和尚是佛教的信士弟子,要宣扬佛教教义。教义讲的人生之道,有不少是反世俗的,最突出的是饮食男京一类事。奇,难,而想取信于人,不得不讲求技术,于是而有转(通“啭”,意思是吟唱)读、唱导、梵呗一类办法,总之是既要说得天花乱坠,又要声音好听。但教义总难免是严正的,为了听众不打瞌睡或半路退席,只好加点适合群众口味的东西,这就成为“俗讲”。由佛教的立场看,俗讲内容浅显有趣,是迁就一般人;至于暗里的目的,《资治通鉴》卷二四三胡三省注说得好,是“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可是这样一放弃原则,形势就急转直下,起初还是讲《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之类,后来索性撇开教义,专讲世俗故事,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之类了。变文的“变”,意思是非常,指神奇、神通一类事,所以变文就是神奇故事书。讲变文名为“转变”,即说唱神奇故事,原来是和尚的专业;因为能够邀布施,也就是挣钱,所以很快就被世俗的伎艺人学了去,在寺院之外,设场,也说唱,挣钱。大概在早期,世俗故事可以称为变文,也可以称为“话”,如发现于敦煌的有《王昭君变文》,也有《庐山远公话》,后来就都称为话本了。唐朝有以说话为业的;到宋朝就更加盛行,不只遍于瓦肆,而且有不同的家数。转变凭变文,今所见基本上是白话;说话凭话本,今所见大多数是纯粹白话。为什么要用白话?因为这类作品,早期都是供人“听”的,不是供人“看”的。供一般人听,并且希望多多的人听,自然只能用白话。这里隐含着白话和文言的竞争,如果只是从捧场的人多少方面看,胜利的应该是白话。以优秀的文言小说为例。唐人传奇白行简作的《李娃传》约四千字,可是伎艺人说“一枝花(即李娃)话”是“自寅至巳(约八个小时),犹未毕词”(《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聊斋志异》写狐鬼故事出神入化,可是人民大众却愿意到茶馆去听白话聊斋。这都足以证明,想取得多数人的欢迎,就只能用通俗易懂的白话。
  变文、话本等所谓俗文学作品,因求通俗易懂而用白话写的,种类很多,数量很大,都留待第十五章介绍。

  13.3反对文言
  以上说的用白话写的原因,连通俗易懂在内,都还是与文言和平共处。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瞭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现在看来,当时反对文言,推崇白话,所据的理由难免片面,话也说得过于偏激。这可以举胡适的意见为代表,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是消极一面的话,说文言如何坏。还有积极一面的,是说白话如何好:“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白话文学史·引子》)他就真戴着这副有色眼镜,去评价文献库存里的所有作品,办法很简单:凡是文言作品都是要不得的,凡是白话作品都是珍宝。这样说,好像他是清楚地认识白话的价值了。其实不然,因为,即使白话作品都是上好的文学作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用白话还可以写便条,也可以诲淫海盗),它能够战胜文言也还是由于它自身具备的优点。这至少还有三种。其一是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既容易学,又容易用。文言就不成,因为不同于口语,就既难学又难用。其二是经济,因为文白不分家是用一套语言,分家就不能不用两套语言。其三是表现新意的力量强。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有时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白话是用今语说今事,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这方面的实例多得很。如《聊斋志异》成就很高,可是与《红楼梦》比,就显得不够真切,不够细致,那吃亏的是没有用白话。翻译文字也是个好例,林纾译《块肉余生述》和严复译《法意》,都费力不小,可是与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雁深译的《论法的精神》相比,就显得既不忠实,又不明确。更显著的是,表示新时代的新内容,用文言就简直行不通,因为其中不能容纳波音747和可口可乐。总之,由于多种原因,再加上新生力量比衰老力量强千百倍,于是白话就如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不久就占了大片阵地,不只侵入报刊,还侵入教科书,又不久,到二三十年代,就统一了书面天下,人人笔下都是白话了。
  文言差不多绝迹,白话稳坐了宝座,当然要有政绩,即所谓像样的作品。这方面也是种类很多,数量很大,都留待第十五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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