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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情况(甲)

文言和白话

作者:张中行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08/17

6.1文言的主流
  文言的历史情况,千头万绪,简直无从说起。这里想只解答一个小问题,就是:鸟瞰一下,各个时代都有什么样的文言。但就是这样,也仍是千头万绪,因为一是时间太长,二是库存太多。多,不得不提纲挈领。选定纲领,可行的办法不只一种,我以为,至少为了解说的方便,以分作两股水流为比较合适。一股是主流,指处理事务之文(由功用方面看),也就是无韵之文(由表达形式方面看)。这股水流,有不少人称为“散文”。不过散文有歧义:对诗词说,它指无韵之文;对骈体说,它指散行(即不对偶)之文。如果称这股主流为散文,它的意义应该指前者,与诗词相对的无韵之文。另一股是支流,指吟咏之文(由功用方面看),也就是有韵之文(由表达形式方面看)。这样分主流和支流,可以从两类作品的质和量方面找到根据。大体上说,主流的文是日常性的,支流的文是礼乐性的。日常,可以任意写,宜于任意写,所以成为散;又因为总在用,所以产量大。礼乐,求美,而且经常要歌唱,所以宜于句式整齐,协韵;又因为不是经常用,所以产量不大。自然,礼乐性的文会引来文人模仿,不再歌唱,产量增加,如赋、诗、箴、铭等就是。但无论产量怎样增加,与无韵之文相比,究竟是小巫见大巫;至于早期,用为歌词,如《诗经》《楚辞》,与先秦时期的无韵之文相比,那就数量相差更多。因此,就全部文言作品说,我们可以说无韵之文是主流,有韵之文是支流。本章先谈主流的情况。

  6.1.1定形以前
  前面第2.3.2节说过,文言在秦汉时期定形,那时候的作品可以充当标本。根据这种看法,我们可以把无韵之文分为三个阶段:秦汉以前是一个阶段,特点是古奥,其中一部分词汇和句式有别于定形时期;秦汉是一个阶段,特点是牌号正,衡量对错要以它为标准;汉以后是一个阶段,特点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或说是模仿。这里先说秦汉以前。
  这个阶段文献资料不很多,可是问题不少。一方面是时代过早,如甲骨,其中的一些文字还不能确切认识。另一方面是有些资料年代有问题,如《周礼》,划入前一个阶段是否合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又如《诗经》,写作年代虽然比较早,可是成书之前难免经过修润。幸而这里着重的不是考证古文献的真伪,所以无妨量材为用,只取一些年代清楚或比较清楚,并且能够说明问题的。这样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实物,这是指甲骨文和金文;一部分来自书本,这是指《尚书》(其中不少是抄录官府旧存的前期文件)。我们读这类资料上的文,会感到与秦汉时期的作品,如《孟子》和《史记》,韵味很不同。看下面的例:

  甲骨文
  (1)甲戌卜卿贞翌乙亥肜于小乙亡它在一月(罗振玉〔实为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卷下)
  (2)丙子卜贞酒羔三小牢卯三牢(同上)
  (3)甲辰卜贞翌日乙王其宾俎于稟衣不遘雨(同
  上)
  (4)甲辰贞来甲寅有伐甲羊五卯牛—(同上)
  (5)辛亥卜出贞其鼓肜告于唐九牛—月(同上)

  金文
  (6)商旗鼎铭——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锡旗仆。旗用作文父日乙宝尊彝,?子孙。(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
  (7)周伯克尊铭——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师锡伯克仆卅夫。伯克敢对扬天君王伯休,用作朕穆考后仲尊盝,克用丐眉寿无疆。克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卷下之二)
  (8)周无专鼎铭——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燔于周室,司徒南仲右无专入门,立中廷。王呼史友册命无专,曰:“官司鴡王,遉侧虎方,锡女元(玄)衣带束,戈琱戟,缟縪彤矢,攸勒銮旗。”无专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割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尚书》
  (9)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爰绥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此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钦钦。今我既羞告尔朕志,若有,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商书·盘庚下》)
  (10)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解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周书·牧誓》)
  这些文字都简古,难读,是因为词汇、句式的一部分,后代不再用,也就是没有成为通用文言的成分。三类资料之中,《尚书》的性质与甲骨文和金文不尽同,它来自书本,有可能受后代的影响而有些变动;还有,它列入经书,为读书人所必读,也就有较多的可能予后代以影响。但就是这样,在一般文人的眼里,它终归是老古董,执笔为文,不能完全照它,而要照秦汉。因此,就文言的历史说,这类商周的文字是文言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

  6.1.2秦汉时期
  我们翻看这时期的作品,与甲骨文、金文、《尚书》相比,就会有由面生变为面熟的感觉。如:
  (1)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左传》隐公元年)
  (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下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在先秦的作品里,《左传》的文字比较深奥,《论语》的文字比较简古,可是我们读它,如果刚读过金文、《尚书》,就会觉得都是浅易的。艰涩与浅易之外,两个时期的文字还有个重要的分别:商周时期的文献是“办公事”,到战国时期就不然,而是“作文章”。如《荀子·天论》由“天行有常”写起,《韩非子·说难》由“凡说之难”写起,都是凭空发议论,所以写出来的是“文”。文有文的特点,是不只内容精粹,组织有条理,而且语言有腔调。就文言能够定形、成为标本说,语言的腔调很重要,后代所谓“文必秦汉”,揣摩追求的主要是这个。什么是腔调?比较难讲,大致说,不同句式的适当配合有关系,声音的适当变化有关系,甚至用适当的虚词(主要是表语气的虚词),使意思贯串起来也有重要的关系。如:
  (3)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孟子·告子上》)
  像这样的文章,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气繁富,使意思和情调融会到一起,是秦汉风格,商周时期是没有的。
  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流传到后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为数还是不少。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作者多而杂,时间由春秋战国之际到东汉末,地域以中原一带为主,还有中原之外的东西南北,阶层以士大夫为主,还有少数平民,思想包括各家,行文包括各种风格,因此,就表达习惯说,大同之中总难免小异。所谓定形,所谓以秦汉为标本,是指这小异之上的大同。还有,由后代“文必秦汉”的角度看,采取标本,并不是有一份算一份,而是分别轻重。所谓重,是照传统的读书法必读的那一些。因为必读,熟悉,所以自己写,就容易甚至不得不用那个格调。这所谓必读的书,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诸子,二是史书,三是解经的著作。
  诸子主要在先秦,因为那是处士横议的时代,是思想奔放的黄金时代。著作很多,成就很大,单是学派,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分为九家(小说家不算):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家都有不少大师,不少著作,可惜绝大部分没有传下来。传下来并对后代有大影响的是以下这些:《论语》(旧时代曾算作经书),《孟子》(也曾算作经书),《荀子》,《老子》,《庄子》,《列子》(成书年代有小问题),《墨子》,《孙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慎子》,《商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法言》,《新语》,《新书》,《盐铁论》,《潜夫论》,《新论》等。
  史书种数不多,可是分量很重,因为其中有空前绝后的大著作。这是指《左传》(旧时代看作解经的书或经书)和《史记》。地位差不多的还有以下三种:《国语》,《战国策》,《汉书》。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新序》,《说苑》,《东观汉记》(残)等。
  解经的著作汉朝不少,因为那时候经师很多,他们的专业就是讲解经书。这类著作,有不少是章句的注解,零碎几句,不成篇。成篇而传到后代,比较重要的是以下这些:《易传》(也称易十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小戴)礼记》。重要性差一些的是以下这些:《大戴礼记》(残),《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
  我们说这些著作是文言的标本,是因为,一方面,无论从内容方面看还是从表达方面看,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最上乘的。所谓最上乘,为了说明的简便,我们可以举个旁证,就是:两千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发议论,记史事,一般说,还没有人认为某人的文笔已经超过《孟子》《庄子》和《左传》《史记》。这不是厚古薄今,因为直到现在,多数人大致还是这样看。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后代的无数文人都愿意学,或说不能不学。前面曾提到必读书,照传统的不成文的治学规定,秦汉时期的绝大部分著作,不只必读,而且要一读再读,直到很熟,甚至能背诵。这样,秦汉时期的大量文句印在心里,到自己下笔为文,有相类的意思,不知不觉地用了相类的表达方式,就是很自然的了。

  6.1.3汉魏以后
  上一节把秦汉看作一个阶段,是因为文言在这个时期定形,成为后代模仿的样本。由这个角度看,汉魏以后,直到清末,一千六七百年,可以看作一个阶段,因为就表达方式说,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不过这个阶段时间长,作者多,作品更多,不只多,其中还有秦汉不见的花样。为了减少头绪,容易说明,我们把骈体留到下一节谈。但就是这样,也还是苦于材料太多。不得已,这里想以“怎样模仿”和“模仿的成果”为纲,说说大致的情况。
  怎样模仿,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知不觉地随着走,另一类是把学秦汉看作方向,有意地并且用力地随着走。先说前者。文言定了形,文人,不管是唐宋的还是元明清的,表情达意,除非不用文言,只要用,就不能不用秦汉的格调。举例说,“未之有也”的说法,秦汉通行,汉魏以后,不管时分古今,地分南北,只要用文言写,表达同样的意思,就一定也说“未之有也”,而不说“未有之也”。这样,我们无妨说,除了一些标榜“文必秦汉”的流派以外,凡是用文言写作的,由建安七子到章太炎和王国维,数目多到无限,都是不知不觉她模仿秦汉的。这所谓模仿,还不只是散行文字。骈体也是这样,如“夫迷涂(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丘迟《与陈伯之书》)用意凑成四四对四四,可以说是新花样,但是拆成四句,每一句的表达方式仍旧是秦汉的。诗词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贺铸《青玉案》),其中的每一句,就表达方式说,都没有跳出秦汉的旧格局。
  再说有意的模仿。有意是不只学,而且心里想,嘴里说。这种模仿,一般说是起于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也有人说,六朝末年,陈隋之际已经露了苗头。这股风是来自对骈体的厌倦。骈体盛行于南北朝到唐朝中期,行文要求工整的四六对偶,这有如缠小脚走路,纵使缠的人觉得美,很不方便是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的。并且,内容大多是风花雪月,写很费力而并不实用。这样,骈体这个像是很美的工具就成为不适用的工具。不适用,不能不改,于是就有了古文运动。大的方向是改用秦汉的散体写。用骈体写的是时文,所以模仿秦汉写的是古文。但这是就概括的格局说,至于实践,那就还有不少分别。分别之一,秦汉作品,有不少偏于古奥,但那是任时代的自然;古文运动的有些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追求,如柳宗元就是比较突出的。分别之二,秦汉时期对于对偶,也是任其自然,碰巧就用,碰不巧就不用,如果说间或是有意,那也是有意用,而不是有意不用,如贾谊、枚乘等就是这样;古文运动的作者就不然,而是尽力躲避,惟恐沾染一点点骈体的气味。分别之三,秦汉时期,尤其先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并且没有正统观念,孟子骂杨墨无父无君(《滕文公下》),韩非也可以骂儒墨非愚则诬(《显学》);唐朝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口头也是着重文章内容的,他标榜“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可是他所谓“师”,不是师先秦诸子的各抒己见,而是“师古圣贤人”(同上),具体说是要宣扬孔孟之道。风花雪月换成孔孟之道,由表面看是化虚为实,值得欢迎。可是看后果却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唐宋以来的古文,通病是气势盛而思想贫乏;另一方面,由宋朝开始的经兴文,以及渐渐转化成的八股文,即使不是古文的嫡系子孙,也总是近亲。分别之四,上一节曾谈到,秦汉的文已经有腔调,但那是任语言的自然;古文运动的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地深追,不只在实行方面要求后来居上,而且想在理论方面找到根据。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谈到“气”,说“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好像气是内容方面的事物;其实,纵使它不能完全脱离内容,可是想使读者感到,却不能不靠表达(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有清浊,如音乐有巧拙,显然也是指表达方面)。我们读韩文,其中多数篇章确是使人感到气盛。宋以来数不尽的文人读韩文表示赞叹,主要原因也是感到气盛。这气的理论到清朝桐城派手里就说得更神乎其神,是:“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在腔调上下了大功夫,比之秦汉多了浓厚的造作成分。
  古文运动在唐朝是创始时期,经过宋朝尹洙、梅尧臣、欧阳修、苏氏父子等的努力才获得彻底胜利。大方向都是学秦汉,用散体写,可是大同之中有小异。如与唐的古文作家相比,宋的古文作家,尤其欧阳修和苏轼,行文比较平易。还有,同是宋代作家,风格也不尽同,如曾巩用力求精炼,文章就显得造作气重;苏轼就不然,写小札、笔记之类,行云流水,像是毫不在意。此后,大声疾呼学秦汉的是明朝的前后七子:前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等。口号都是“文必秦汉”,可是拿起笔,就连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的主张也忘记了,而是生吞活剥,甚至剽窃,以致内容和文字都无足取。这股歪风当然要引起反感,于是有唐宋派兴起,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学唐宋其实是间接学秦汉,因为唐宋也是学秦汉。这学唐宋的风刮到清朝成为方苞、姚鼐等的桐城派,多讲义法,也就是更在表达方面下功夫。其后恽敬、张惠言等发思古之幽情,用秦汉的高古自然矫正桐城派的拘谨,成为阳湖派,就模仿的口号说,算是又回到文言的老根据地,秦汉。
  以上说的是以秦汉为标本以及其中的大同小异,总的说都属于模仿的水流。有没有这股水流之外的文言?这要看从哪个方面说。如果只是看口号,明朝晚年以袁宗道、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可以算,因为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模仿,主张文章好坏,关键在达不达,不在古不古,意思是不必学秦汉。但这是就方向说,至于动笔写,那就还是离不开秦汉,因为他们用的是文言,想避开秦汉的格调是行不通的。
  再说“模仿的成果”。显然,这方面材料太多了,因为只要是文言作品都要算。刊刻而收入各正史艺文志的,有不少没有传下来;只计传下来的,数量也仍是汗牛充栋。为了以简驭繁,这里想只谈几个要点,或说特点。按通用的编目办法,分为经史子集四类。
  先说集部。其中的“别集”是秦汉以后的新事物,传统书目所收,最早是《蔡中郎集》和《曹子建集》。别集是个人的各体文章的汇编,从汉魏之际开始,直到清末,不要说名家,就是《颜氏家训》讥为“上车不落”的人物,也总要想方设法,刊印求传世。因此,这个秦汉以后的模仿阶段,数量最多的文言作品是各朝代大大小小作家的文集。总集也不少,全收的有《全唐文》之类,选收的有《宋文鉴》之类。
  再说史部。这不是新事物,但比起秦汉来,产量大多了,不只各朝有正史(有的不只一种,如《唐书》和《五代史》都有新旧两种),而且出了不少重要的大著作,如“编年”的有《资治通鉴》等,“政书”有《文献通考》等。其他记事的杂著,如《金石录》《野获编》等,更是多到数不清。
  再说子部。像先秦那样,处士横议、成独家之言的著作少了,勉强说,王通《中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类还可以算数。产量多的是另一类,可以总称为“杂记”。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偏于讲学问,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日知录》等等,成就很大。另一种偏于记见闻,如《酉阳杂俎》《癸辛杂识》《辍耕录》等等,成就也不小。
  最后说经部。经是文献中的老牌号,后代当然不可能有;有的只是解经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要出于唐代和清代,唐代的多见于《十三经注疏》,清代的大多收入《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

  6.2骈体
  骈体“文”一般不押韵,可以算作无韵之文的一个支流。骈体的形成和规格,作为文言的一种特点,前面第5.7.3节已经谈到;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谈谈骈体作品的历史情况。表情达意,多用对偶,而且尽力求工整,应该说是从汉魏之际开始,我们读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可以明显地嗅到这种气味。此后经过两晋,无数作家都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是说,用对偶,要求数量更多,声音更讲究。南朝沈约、周颙等创四声八病说以后,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于是文人动笔就费尽心思,通篇骈四俪六。这时期以及其前的这类作品,萧统编的《文选》收了不少,更多的见于各家的文集,甚至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文集之外的许多著作,如属于史部、子部的,记事说理,也常常用骈体。
  齐梁以后,一直到唐朝前期,写作用工整的四六成为风气。风气的力量是不可抗的,如唐太宗是皇帝,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用骈体;魏征是政治家,写史传的论赞,也用骈体。这风气并且使骈体成为无孔不入,如断案的判词,也要玩骈体的花样,白居易并且把它收入文集,此外张鷟还有单行的《龙筋凤髓判》。这结果,显然,骈体的作品就会多到数不清。其中也有价值很高的,如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和政治家陆贽的《陆宣公奏议》就是。由喜爱骈体的人看来,这时期,工巧可以当作标本的作品确实不少,如徐陵《玉台新咏序》,王勃《滕王阁序》等,都是辞藻秾丽,用事典雅,可以当作诗词来吟诵的。
  韩柳古文运动兴起以后,在一段不很短的时间之内,骈体的势力并没有大消减,如晚唐还出了个四六大家李商隐;其后到宋初,杨亿、钱惟演等追随李商隐,并且变本加厉,成为垄断文坛的西昆派。直到欧苏等重新掀起古文运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大建树,古文才取得最后的胜利。所谓胜利,是文人都相信秦汉是文的正宗,表情达意应该用平实自然的散体。但就是这样,骈体也没有死亡,而是缩小阵地并坚守阵地。所谓缩小阵地,是由遍布于各体变为只用于一部分文体,如制、表之类是必须用骈体,碑、序之类是经常用骈体。所谓坚守阵地,是规格更来谨,面目更清晰。古文运动以前的骈体,虽然以通篇骈四俪六为工,但有不少是杂有少数散句的;古文运动胜利以后的骈体就不然,只要是骈,就要求清一色(不合格的是极少数)。这是说,规格更严谨了。规格严谨的结果是面目更清楚,或说与古文的界限更分明。以王安石的书札为例:
  (1)某愚戆浅薄,动多触罪。初叨一命,则在幕府,当此之时,尤为无知。自去吏属之籍,以至今日,虽尝获侍燕语,然不能自同众人之数也。……(《上宋相公书》)
  (2)此者冒跻官次,荣托使车,躬裁琐琐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为吝,震叠于怀。会走干之鼎来,辱幐书而宠答,优为体貌,略去等夷,繄奖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上宋相公启》)
  例(1)是古文,例(2)是骈体(“启”必须用骈体),泾渭分明。这现象可以使我们明白两件事,一是骈体坚韧,虽退让而并未投降,二是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古文家,也不能不网开一面。这坚韧的性格,到后来还有不容忽视的表现,就是到清朝,骈体竟有中兴之势,不只喜欢写的人很多,而且出了毛奇龄、洪亮吉、汪中等不少名家。
  骈体难写,等于工具很不顺手,而且容易华而不实,总之是有大缺点。可是古文运动胜利之后,它偏安而不灭亡,是什么原因?我想,是因为旧时代的文人看骈体,除去秾丽典雅之外,还可以表示郑重。这像是服装,如果分为礼服、便服两类,在某些需要穿礼服的场合,穿便服就成为不礼貌,不郑重。因此,经常处于上层的文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衣箱里总不能不存储礼服,也就是不能不具备写骈体的本领,以便到需要写的时候,也能够骈四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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