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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言的功过

文言和白话

作者:张中行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08/17

4.1文言有功
  如上面所说,文言形成以后,成为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它寿命长,内容多,势力大,是我们一份可观的财富。财富,有用,因而它一定有功。但它脱离群众,总是在上层文人的笔下打转转,又不能无过。功过是价值的评定,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想多从常识着眼,舍小取大,只说说估计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前面多处谈到文言的性质,谈性质会触及优点,优点就是功。这样,谈文言的功,就难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但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着重的是怎样评价文言,怎样对待文言,有些意思又不能略而不说。调和的办法是在轻重方面打打算盘,凡是已经说过的就轻轻带过,够上新意的就多说几句。

  4.1.1靠它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个题目太大,想分割为三段说。先说“文化遗产”。它是人类活动痕迹的总和,现在还可以看到或推想到的。痕迹山无形到有形可以分成若干等级,如道德观念、生活爱好之类是无形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之类是中间的,万里长城、宋版《文选》之类是有形的。照理说,既然是痕迹,就应该不论有形无形,不论时间远近,都算;可是习惯上总是指有形的,时间不很近的,这里从习惯。遗产价值有高低,甚至不该有而有的也有价值,那是历史价值。无数的遗产之中,用处最大因而价值最高的应该说是写在书面上的语言。因为:第一,它用一套符号保存了前人的知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类活动是不能流传或没有流传,如孟子的思想和阿房宫的建筑之类,只有靠知识才能够流传的。第二,不管哪种性质的人类活动,只有保存在书面语言里才能够确切细致。这只要翻翻起居注、实录一类书就可以知道。第三,书面语言之外的一切遗迹的情况,常常要借助书面语言才可以了解清楚。举个早期的例,如殷墟甲骨,假使没有书面语言,我们就不能知道那是占卜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之中,价值最高的是挂“书面语言”牌号的那一个库藏;而说到书面语言,就汉语说,有文言,有白话,而绝大部分是文言。
  再说“积累”。文化是人为了生活的方便和合理而创造的。创造能力主要来自知识,有知识才能够了解并利用旧有的文化,再往前走。这就可以证明,为了人类能够进步,文化的积累是如何重要;而积累文化,主要是通过写成书面语言的方式。例如孟子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生的,传孔门之道,著《孟子》七篇,是靠已经有了书面语言的《论语》。司马迁著《史记》,记春秋战国年间事如数家珍,是因为早已有了书面语言的《左传》《国语》等。还可以举个反面的例,古代有所谓六经,实际是五种,因为《乐经》有目无书,所以后来儒生虽然大讲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可是韶乐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谁也说不清楚。这里所谓积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创造了就存下来,如《孟子》七篇;另一种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精益求精,如《水经注》的注《水经》。积累的途程之中免不了损失,还常常是大量的损失。如《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书,存到今天的已经是极少数;梁元帝江陵失陷,一次就烧毁图书十四万卷;又,中古以前,著作都是靠抄写流传,作而不抄不传的当然很多,那就是昙花一现,消亡了。我们现在图书馆里的库藏是幸存的一些,是三千年来积累总和的一部分劫余。
  但是,就是这一点点幸存的也够得上丰富了。现在说“丰富”。这不容易说得言实相称,因为一方面是量太大,一方面是内容包罗万象。先说量。旧时代最后辑的一部大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辑这部书,另有企图,是消除反清思想;而且戴着有色眼镜,如认为不雅驯的不收;还不能不有遗漏。可是就是这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有3503种,合79330卷,又存目6819种,合94034卷,加起来是10322种,合173364卷。《四库全书》之后,有人编四库未收书目,有人编焚毁书目,大网小网捞,自然还会有不少漏网之鱼。总之,文言典籍的量确是大得可惊。再说内容的包罗万象。这更不容易说,因为太复杂,不是少数文字所能概括;勉强说,总难免挂一漏万,或浅陋而不合实际。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谈谈,算作举例。一是总览。我国图书编目,隋唐以来都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子、集是粗略地按内容的性质分;经不然,是由于出身高贵。这样分,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总之,都不能反映内容的具体性质。典籍是文献,我们利用文献,最渴望知道的是里面都讲些什么。这太复杂了。旧时代有人大力研讨文献,把文献的内容分为若干类,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共二十四类。这象是很全面,其实不然,因为他注意的只是帝王将相关心的“典章制度”。至于与一般人民关系更密切的穿衣吃饭、生死嫁娶等事物,就都略去了;而这些,书面语言中记得并不少。这样看,我们无妨夸张一点说,在我们的典籍库藏里,不管你想从中找什么材料,它总不会使你失望。二是看一部分。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是前人活动的情况,这就可以翻看四部中的史部。其中最显赫的当然是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几部正史。其次是史部的其他小类(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的书。此外,史部以外的许多书中也会有有用的材料,因为书面语言是人写的,其中总会提到人的活动。总之,就部分说,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三是看有些人认为稀少的。这是指科学知识。有人说,我们东方的典籍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多,科学方面的材料很贫乏。这显然也不对,例如许多彗星(包括最著名的哈雷彗星)的运行情况,是参考中国的大量记录才弄清楚的。天文以外,现代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可以在我们的典籍里找到丰富的资料(详见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说丰富是实事求是,而这功绩的大部分是同文言分不开的。
  这丰富的文化遗产所以有大价值,是因为有大用。大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鉴往知来,就是参考前人的经验,走对路,不走错路。其二是以前人的收获为资本,向前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其三是欣赏,取得艺术享受。自然,文化遗产中难免有糟粕,囫囵吞枣地都接受不合适。这我们当然都知道,是应该批判地接受。

  4.1.2汉语文化的威力同文言有密切关系
  上一节谈文化遗产,遗产指存到今天的那一些;至于文化,那就比遗产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因为还包括没有存到今天的。这丰富的文化,或从习惯,说灿烂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为汉语的文化。称为汉民族的文化象是也可以,但不确切,因为一个民族常常是许多不同民族混合的产物,汉民族尤其是这样。民族混合,历程不是聚物成堆,而是以其一为中心融合为一体。为中心,要靠具有优越条件。这包括很多方面,人、地、财富、兵力等都是,可以总称为或撮要称为“文化”。在一种文化系统之内,语言可以不只一种;但最好是一种,因为这有利于调和和坚韧。三千年来,我们用的语言是一种——汉语,文化是内部调和、结构坚韧的,这文化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汉语的文化。本节题目说到“威力”,汉语的文化确是有威力,表现在多次有失败危险而一直没有失败。远古的时期文献不足,可以不提。《论语·宪问》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春秋时期,中原一带还不是十分巩固。可是这危险度过了,而取得的是秦的统一。汉魏以后,大危险不只一次,元、清两朝是土地全部丧失,南北朝和辽、金两朝是土地部分丧失,可是这危险也一次一次地度过了,而取得的仍然是统治地位的恢复和汉语文化的继续繁荣。经过多次危险而能够不失败,原因自然不只一种,但我们总可以想到,其中最有力的是汉语文化占上风。例证可以找到很多,只举一些突出的。一个是北魏孝文帝,羡慕中原文化,以至于迁都洛阳,用政令改国姓(改拓跋氏为元氏),强制臣民变胡为汉。一个是金章宗,所爱的不只汉语文化的诗书礼乐,还大玩其书画等文物。一个是纳兰成德,阔公子,在康熙朝任侍卫,当然通满语,擅长武功,可是他偏偏爱“杨柳岸晓风残月”一类的靡靡之音,写小词的成就,许多人推为清代第一。这汉语文化,就零零散散的说当然任何事物都在内,大至铜雀台、华清宫,小至东坡肉、绣花针,只要此高于彼,彼就愿意甚至不能不舍彼而取此。但是在各种事物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各种事物都不能离开的是书面语言及其内容,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没有书面语言就不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这书面语言的绝大部分是文言。我们随便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在这方面,文言的势力是如何大。如洛阳龙门造像都是北魏贵族搞的,可是作记,他们不用鲜卑语而用汉语文言。又如清朝早期的皇帝当然都熟悉满语,可是康熙、雍正的上谕多用汉语写;乾隆就汉化得更厉害,而是到处用汉语文言题律诗、绝句了。这种种情况都说明,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是借了灿烂文化的光才平安地生存下来,而这灿烂文化的形成,文言是有汗马功劳的。

  4.1.3文言是好的交流工具和团结纽带秦统一以后,我国的疆域扩大很多,其结果是人多了,方言的差异加大了。不同地区的人不能不交往,交往不能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共同的语言,口头上的,我们知道得不多;我们所能见到的是书面上的,推想通行无阻的正是书面上的,就是所谓文言。文言作为交流情意的工具,能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前面第三章已经谈到,不重复。这里想说说它的另一项作用,是联系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人,使他们感到同属一家,因而有助于国家和民族的团结。这方面的例证也是随处可见。总的说,两三千年来,以中原一带为中心,我们的无数前人经历了不同的朝代和各种生活环境,他们地位不同,苦乐不同,思想不同,可是都觉得自己是华夏的一员,愿意团结一致,为华夏的绵延和繁荣而努力。这种思想感情是怎样培养成的?显然是因为生在一个文化系统之内;文化系统是一个,其表现,甚至其重要因素,当然是使用共同的语言。这种书同文、车同轨的气氛,甚至不该协调的时候也还可以看到。如南北朝时期,庾信是南朝人,流落到异族统治的北朝,想回南,因为能文,北朝硬是不放。再举个较近的例,元好问是北魏拓跋氏的后代,作金朝的官,可是看他的作品,诗文,论诗,编《中州集》,一点没有自外的气息,后代人读他的诗文,也没有把他看作外人。这种团结一致的思想感情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与共同使用文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4.1.4文言曾是表情达意的好工具
  上面三节谈文言的功,都是从文化整体方面着眼。这一节想换个角度,说说它直接给人做了什么好事。人有过去的,有现在的。先说过去的。文言脱离口语,很多人不会,用不上,所以只能说会写的。对于这一部分人,文言充当他们表情达意的工具,就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看,确是成绩突出。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言难尽,因为:一是实例举不胜举;二是表达的微妙之处,大多可意会不可言传。这里说说一时想到的一点点。先说表达思想,《庄子》和《文心雕龙》之类,内容那样深远、微妙,实在难于写清楚,但还是写清楚了。不只清楚,而且能够突出要领,辨析入微,这用的是文言。再说叙事,《左传》和《史记》之类,写事件经过,写人物活动,给人的印象常常是比真的更真切,更生动,这用的也是文言。还有抒情,那就花样更多,用散文的形式可以,用韵文的形式也可以。用韵文,写成赋可以,写成诗词常常更好。韵文是用意求美的文字,其中蕴藏的表情达意的高妙手法,历代的文论、诗话词话等常常谈到,这里不能介绍,因为材料太多。其实就是散文,表情达意的高妙手法也是随处可见,例如很多人都念过的《庄子·逍遥游》和《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论酒量那部分,前者述说大鹏高飞,是“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后者述说夜里纵酒的情况,是“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都是用语不多就写出一种不容易想到、更不容易描画的景象。就是这样,两三千年来,文言用它的无尽藏的表达手法的宝库,为无数能写的人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并且如苏轼所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薳《春渚纪闻》)

  4.1.5文言为今人提供了大量值得欣赏的作品
  文言作品中有很多值得欣赏,前面3.2.7节已经谈到。欣赏当然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只要你通文言,就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作品吟诵,以取得艺术享受。这都可以不再说。这里想补充一点点意思,是我们现在用现代汉语表情达意,为什么还要费力读文言作品。接受文化遗产的事前面也已经说过,这里缩小范围,只说欣赏。欣赏文言作品,要先学会文言,这不是很轻易的事。学,不轻易,学会了,有好处,这就是近年来,有些人主张学,有些人反对学,相持不下,实行方面也是长期在歧路口徘徊的原因。我想,实事求是,可行的办法不能不在相反的方向之间,是不要强制学(这行不通),也不要强制不学(这不合算)。从积极方面说是,鼓励有条件的学,容许没条件的不学。所谓条件,是能够抽出时间、专业需要、有兴趣读古文献、喜爱中国文学之类。有条件而不利用,不应该;利用,学会了,去欣赏,收获会很大。关于艺术享受或说艺术熏陶的价值,人人都知道,可以不说;应该说说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到我国的古典文学中去求艺术享受。理由可以有很多,我想主要是:第一,近在眼前,举实例说,欣赏李白、杜甫总比欣赏拜仑、雪莱方便得多,亲切得多。第二,宝库中有丰富的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第三,因为文言和现代汉语是异中有同,所以容许边欣赏边学,或说欣赏与学合一;这个好机缘,如果不利用,以致一生虽然没少同文字打交道,可是没读过《史记》《文选》以及李杜诗、苏辛词等等,也实在可惜。为了避免遗憾,最好还是尽力求能欣赏;而如果真有了欣赏能力,那就可以到古典文学的大海里去遨游,以取得无尽的艺术享受。这享受的取得,显然主要应该归功于文言。

  4.2文言有过
  文言脱离口语,只能为上层人服务,又所写都是仍旧贯的,不能不搀有旧时代的糟粕,所以不能无过。

  4.2.1助长文白分家
  一种过是使口语和书面语走上两条路,而且,由于文言顽固不化,两者的距离渐渐加大,以致没有合流的希望。合流是不分家。这里要说明一下,不分家是可能一致,不是事实上一定一致。“一致”的问题很复杂。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说一致必要,但也可以说不必要,因为说必要,那就不能不先假定口语是简洁有序的,而口语常常不是这样,那显然,为了书面语的简洁有序,就不得不安于不一致。不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口语简洁有序并非不可能,所以书面语照口语写,有时是可能的(小说、戏剧的对话意在传真,不要求简洁有序,是另一回事)。但可能不等于现实;看“五四”以来的现实,书面语是经常同口语有或大或小的距离的(有意扭扭捏捏的那些是文病,不算)。不过这终归是“白话”文或“语体”文,只听不看还是能懂。不一致而能听懂,是因为它和口语属于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只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点工,是口语的净化,或说是同净化的口语一致。同净化的口语一致是一对一的一致,加工的结果也无妨说是一致,是基本上一致。文白不分家的一致是大量的基本上一致加少量的一对一的一致。这一致的优越性是只听不看能懂。文言就没有这样的优越性,因为它和口语用的不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文白不一致的害处,“五四”时期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说了很多。这里可以总的说一下,是口语和书面语可以用一套,应该用一套,可是用了两套,自然是不经济,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4.2.2大过是脱离群众
  文言脱离口语,自成一套,难学,因而学会能读的人不能不是少数,会而能写的当然更少。关于文言难学,旧时代记载不多,因为流传下来的文献都是学会了的人写的。但是我们翻翻各朝正史的选举志,就可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公私有各种形式的学校,而培养出来能够取得秀才、明经等头衔的是极少数,推想绝大多数是半途而废了。近代情况是一些年高的人还看见的,低的有学塾,高的有书院,学的人不少,从赵钱孙李而《四书》《五经》,十年寒窗,学会而能用的究竟有多少?这由《笑林广记》一类书里可以透露一点实况,是读和写,经常闹笑话。绝大多数人不学,少数人学而不能学会,于是这书面语言就只能活在极少数文人的群里,想一想,这损失是如何大。两千多年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文言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几乎不发生关系,人民群众不学它,不用它,当然也就不知道重视它。自然,在旧时代,多数人失学,责任不当完全由文言负。不过,假使它不脱离口语,它就不会这样难学,能够利用它的人就会多得多。利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我们都承认,有大量的文言作品值得欣赏,可是看看近代的文人以外的识字的人民群众,他们大多读的是《水浒传》《今古奇观》之类,而不是《史记》《文选》之类,原因很简单,是白话容易学,容易懂,文言难,学不会。再说另一方面的“写”。因为风气是,除了俗文学作品之外,表情达意要用文言,人民大众就只好不拿笔。总之,文言虽然也是交流情意的工具,可是它的交流范围有限,是流而不能通畅。这缺点是由文言本身来的,责任当然要由文言承担。

  4.2.3阻碍白话作品成长
  文言形成以后,独占了书面语的阵地,白话作品想出头,争一席地,就困难了。原因主要是四个。其一,人睁眼看的是文言,拿笔写的是文言,日久天长就会不加思索地认为,书面语就是这样,不这样的就不是书面语。其二,文言是流行在上层人群里的,有别于街谈巷语,这“别”包括很多内容,可是人看到的却经常是雅不雅。文言雅,这就有了强制力,使绝大多数人拿起笔就不得不之乎者也。其三,文言把大部分有学识的人吸引过去,结果是肯用白话写的人不只量少,而且常常是学识也不够,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其四,即使写出一些,在文言雅的风气之下,也不会受到应有的赏识,因而也就难于取得保存的机会。两千年来的文献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几种情况。隋统一以前,成篇的白话作品像是只有两类,一是谣谚,因为要传俗,所以用白话写,二是文人的游戏之作,如王褒《僮约》之类,总之是稀如星凤。从唐朝起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又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货。总之,都是由人民群众作内应,由外面攻进来的。到宋朝,前一种进口货变化、发展,成为话本系统的小说,加上元明清三朝,成就很不小。仍是话本形式的有《京本通俗小说》和“三言”“二拍”等等,扩大为章回体的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势力可以说不小。但是还不能说是已经同文言平起平坐,因为是“俗文学”,俗,当然就为大雅所看不起。例如:一是正牌的文人都不干。大概只有俞樾是例外,他曾修改《三侠五义》,——但那是修改,不是作。二是不只不干,还怕玷污了雅,不敢沾。如讲古文义法的人,有不少曾谆谆告诫,不许入小说、语录语。三是更深一层,连写的人自己也承认是俗而不雅,因而有不少作品虽然传世出了名,可是作者却不敢出头露面,以致后代治文学史的人不得不费力考索,如《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等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言压制,白话作品的量就不会这样少,成就也就会高得多。可多而少,应高而低,这责任也应该由文言承担。

  4.2.4思想方面有糟粕
  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思想感情有价值问题,就是说,可以分好坏,分高低。文言量大,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旧时代的,因而其中不可能没有坏的,低的,也就是所谓糟粕。断定有糟粕容易,指实哪些是糟粕不那么容易。比如我们把《孟子》拿出来,从头翻看,分辨精华和糟粕,两个人分辨的结果一定不一样,并且,一定有些面貌模棱的,算作正面的或反面的都不适宜。举大家都熟悉的为例,“民为贵”是正面的,“劳心者治人”是反面的,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至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就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分好坏、高低要有标准。标准有时间问题。我们评论,当然应该用我们现在的;可是我们也常说“应该历史地看”。现在的和历史的可以调和,如岳飞抗金,是用两个尺量都好;也可以不调和,如岳飞擒斩杨幺,是用两个尺量不都好。这类问题很麻烦,我们这里评价文言的内容,不能俟河之清。可行的办法是从大处着眼,取大家都会接受的。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就是,对于广大人民的生存、幸福、进步等,起帮助作用的是好的,起阻碍作用的是坏的。这样选定,然后看文言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糟粕实在不少。算糟粕的帐,可以细算。不过,不管是一户一户的还是统计之后分类,都过于繁琐;这里只好以管窥豹。我想正史里就可以找到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那是排在头部的“本纪”和排在尾部的“列女传”。本纪是记述帝王的,史笔常常是,不管他是怎样昏庸残暴的坏蛋,出生时总是五彩祥云照户,即位以后,措施总是英明、仁爱。屈居尾部的列女当然也是好样的,怎么好呢?不过是处处听男人的指使,到男人愿意她表现忠贞的时候,她就坚决地为男人死。正史以外,明的、暗的,宣扬迷信、歌颂压榨、欣赏享乐的文字当然也是随处可见。总之,是糟粕很不少。当然,我们要承认,这糟粕的制造者是旧的不合理的社会,不是文言。可是我们也要承认,糟粕之所以能够向下流传,是因为文言起了储存的作用。打个比喻,文言虽然没有参加抢劫盗窃,可是它窝了赃,所以即使罪不很大,也总不能不承担责任。

  4.2.5有些作品华而不实
  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如果思想感情华而不实,语言自然要跟着华而不实。这样说,作品华而不实的责任不当由语言负。不过就文言说,这看法不完全对,因为文言的不少表达手法,有助长或导向华而不实的倾向和能力。例如有人嘲笑写文章虚张声势,说开头是:“且夫天地者乃两间之宇宙,尧舜者为二代之唐虞。”李商隐《碧城三首》中有一联是:“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都是声势大而意义有限,这用白话写就很难,因为缺少那样的辞藻和腔调。文言自魏晋以来讲究华美和声律,它就容易走向华而不实,或至少是容易被华而不实的内容利用。这方面的例证,零碎的,也是举不胜举;以下想从“体”的方面入手,说说一些大户,算作举例。较早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不少文章,辞藻秾丽,声韵铿锵(四六对偶),内容却总是风花雪月,正如隋朝李谔所形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这是典型的华而不实;而且是突出的华而不实,因为势力大,遍布于各体。以后,集中为一体的也很有一些。如“应制诗”,是皇帝命题,要求定时完篇,所以辞章要富丽典重,内容要百变不离其宗,尽力歌颂。还有“律赋”和“试帖诗”,是考试科目,因为要呈给考官看,所以也必须文字典重,尽歌颂之能事。此外,也应该收入歌颂一类的,有“祝文”和“青词”,是作了献给神灵享用的,宋明两朝的大家几乎都作过。“贺表”和“寿序”也是这类文章,只是歌颂的是地位高或年高的活人。同性质的还有礼貌性的书札,一般名为“启”,根据不成文法,要用骈体,堆砌华丽而古雅的文辞;至于内容,那是连收信的人也不相信。我有时想,宋朝以来,许多文人的有些“史论”像是也可以入这一类,因为内容空洞,甚至强词夺理,只是玩弄之乎者也的腔调,用大话吓唬人,如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就是典型的。最后,还有一种集缺点之大成的,是“八股文”。这是几百年来考试的科目,形式有严格的规定,内容是写体会而代圣贤立言。在过去读书人的眼里,它很高贵,因为是入官场的敲门砖;又很难,因为要在层层限制之中显出技巧,以投合考官的脾胃。我们现在看,它是冶歌颂、强词夺理、骈体、古文腔调等于一炉,而内容却等于零,所以应该算最坏的文章。这种坏文章宜于作反面教材,可是现在想找一两篇看看已经不容易。所以这里不避琐屑,抄一篇为例。文是明朝钱志驺所作,题目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出于《论语·里仁》,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四书》)。为了说明它的结构,这里加上标点,并在括号内注明各部分的名称。
  论文于名位之情,欲其思为可就焉。(以上破题)夫患无位,患莫知,未为失也。因所患而责立与可知之实,君子正不以彼易此耳。(以上承题)且人欲表见于天下,则必思天下责我之厚与我副天下之难。夫其厚责者,皆我所必不可辞,而其难副者,又皆天下所必不肯恕。使分量不足以相酬,则自为表见之处,适自为沮丧而已矣。(以上起讲)彼夫名位二者,君子之道待以行待以传者也。
  惟吾道因名位以为功,斯名位益恃吾道以为重。(以上领题)是故大儒穷通显晦,至集四海之耳目,群相倾注,而未始有震物之嫌。(以上起比上,与起比下对偶)乃衰世之乡党朝廷,至挟三代之诗书,出以应求,而不免有抚躬之疚。(以上起比下,与起比上对偶)然则无位何患哉!
  患所以立焉耳。人国有事而后有官,其欲得者敬事之臣,非居官之臣也。无论宠利难忘,惧失正直立朝之本,凡此时艰所属,得毋优于细务,而重任其将颠覆乎?试为置身负乘之时,君悔授政之轻,臣叹荐贤之误,耻尚可赎耶?早夜以思,或翻幸弓旌之未逮耳。(以上中比上,与中比下对偶)然则莫己知何患哉!求为可知焉耳。公论有荣而亦有辱,其可畏者荣我之人,即辱我之人也。无论幽独易欺,惧蹈声闻过情之耻,即或细行所饬,得毋悦于凡众,而圣贤其犹摈弃乎?试为设计败名之日,父母陨其家声,朋友伤其同道,身尚安容耶?早夜以思,应转虑游扬之过盛耳。(以上中比下,与中比上对偶)盖事理各有指归,在外者为功名,在我者为德业。(以上小比上,与小比下对偶)生人止此心力,正用之为戒惧,而误用之为怨尤。(以上小比下,与小比上对偶)功名迫而怨尤生,凡欲以考课选举之权,徇人情之躁竞,此儒术之伪,其弊遂受之人才也。(以上后比上,与后比下对偶)戒惧深而德业懋,正将以获上信友之道,励下学之藏修,此士习之严,其原在正乎心术也。(以上后比下,与后比上对偶)用患者宜何居焉!(以上收结)
  像这样的文章,不用文言就写不出来。文言库藏里有大批这样的文章(幸而难于长时期流传),我想,就是特别爱好文言的人也不能不叹气吧?

  4.2.6有些作品是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当然是华而不实的,所以这一节提到的各种和上一节那些没有严格的界限。大致是这样划分:当作正经事作的入上一节,主要想显示工巧的入这一节。把文字游戏看作过,有的人也许不同意,因为有不少人觉得“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项廷纪《忆云词》丙稿自序)。当然,工作之余,做些自己有兴趣的活动,只要对人己无害,是无伤大雅的。不过文言的种种文字游戏是消遣之后还产生作品,那就应该想一想,如果有情意而不走游戏这条路,表达的效果总会好得多吧?因此,由耗费精力不少而成就有限这方面看,这是下了大网而捕得一些小鱼,就是说,不值得。因为不值得,所以应该算作一种浪费,纵使不是大的浪费。
  常见的文字游戏都属于韵文范围,花样相当多。据说老祖宗是南北朝前秦窦滔妻苏蕙的《璇玑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回文类聚提要》说是其前已有曹植《镜铭》)。现在有传本(见宋桑世昌《回文类聚》),图方形,纵横都是二十九行字,共八百四十一个字,据说从某一字起,顺读逆读都成诗,共可得诗几百首。如从右上角向下顺读,沿外圈转一周是“仁智怀德圣虞唐……心忧增慕怀惨伤”,共十六句;逆读是“伤惨怀慕增忧心……唐虞圣德怀智仁”,也是十六句。这样拼凑成句当然不容易,可是说这是诗就未免可笑,因为生硬别扭,既无诗音,又无诗意。可是后代不少文人却觉得有意思,如苏轼就很喜欢搞这玩意儿,《回文类聚》不只收了他的回文诗,还收了他的回文词。各举一首为例。
  (1)回文诗:春机满织回文锦,粉泪挥残露井桐。
  人远寄情书字小,柳丝低日晚庭空。逆读:空庭晚日低丝柳,小字书情寄远人。桐井露残挥泪粉,锦文回织满机春。
  (2)回文词(《菩萨蛮》):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
  与回文接近的还有其他花样,如“玉连环”“脱卸连环”
  “藏头拆字诗”等。还有一种名为“诗钟”,后代文人喜欢玩,是几个人比赛,限时完成。常用的形式有两种,都是写出毫无关联的两个字,要求用在诗的一联里。明用名为“嵌字”,如“翼”“庭”两个字,可以写成一联,“在天愿为比翼鸟,隔江犹唱后庭花”;暗用名为“分咏”,如“尺”“蜂”两个字,可以写成一联,“灯下量衣催五夜,房中酿蜜正三春”。前一种像是作诗限字,后一种近于谜语。
  作诗限字,旧时代看作庄重的事,有两种形式。一种大多是在考试中用,如作试帖诗,题下可以注明“得风字”,意思是,这首诗要用一东韵(“风”属一东韵),而且其中一个押韵字要是“风”。另一种形式是和诗,就是看了别人的诗,表示欣赏,要照样作一首。唐人和诗不限定用原诗的格律。宋以来几乎都是“次韵”(或说“步韵”),就是不只用原诗的形式,还要用原诗的韵字。韵字,有的容易用,如“风”“中”之类;有的不容易用,如“蛇”“衙”之类。于是有的人就故意用怪字(如“蜓”“裟”之类,不只不常用,而且不能单用),要求人和,于别人的被折磨中取得欢乐。作诗限字,结果自然是不能不以情意迁就文字,所以依理说是游戏而不是写作。
  韵文的文字游戏,大多同对偶有关系。这岔出的一支是“对联”中的所谓“巧对”,就是拟个难对的上联(如“三才天地人”“妙人儿”〔繁体作‘兒’〕“倪家少女”之类),征求下联,以对得工整自然为合格。用对偶折磨人,还见于五言排律“联句”。《红楼梦》第五十回“即景联句”曾写这种情况,那是一个人写两句,第一句要同前一个人的第二句对偶,第二句是上联,留待下一个人对偶,所以要人人过难关。在对偶上玩花样,还有所谓“借对”。大诗人如杜甫也常常喜欢这样“取巧”,如大家熟知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借“寻(八尺)”“常(十六尺)”的长度意义,同“七十”对偶,而实际用的“不希奇”的意义是对不上的。
  在韵文中搞文字游戏,还有所谓“集句”。据说创始于王安石,他的集子里收有“集句诗”和“集句歌曲”各一卷。常用的形式是“集唐”,就是从唐朝四个人的诗中各取一句合成一首绝句,或八个人的诗中各取一句合成一首律诗(一首中各句的作者最好不重复)。集律诗当然很难,因为中间两联要对偶。但是玩文字游戏有如演杂技,就是要在难中显工巧。说难,因为:一要肚子装满唐诗;二要凑得巧,让看的人感到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不少文人喜欢从难中取得这种巧,如汤显祖《牡丹亭》,下场诗就都用集句。举《惊梦》一出的为例:
  春望逍遥出画堂(张说),闲梅遮柳不胜芳(罗隐)。
  可知刘阮逢人处(许浑)?回首东从一断肠(韦庄)。集句为词的比为诗的少。清朝诗词大家朱彝尊很喜欢这玩意儿,《曝书亭集》里有一卷名《蕃锦集》,都是集句为词。举其中一首为例:
  《鹧鸪天》(镜湖舟中):南国佳人字莫愁(韦庄),步摇金翠玉搔头(武元衡)。平铺风簟寻琴趣(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筹(白居易)。日已暮(郎大家〔这是取诗句的一部分,下句同〕),水平流(白居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张祜)。桃花脸薄难藏泪(韩偓),桐树心孤易感秋(曹邺)。
  像这样集句的诗词,我们看了,会觉得确是凑得巧。可是它能是真实情意的写照吗?恐怕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多半是保留文字而放弃情意。这样,就难怪我们读它,常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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