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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言如何形成

文言和白话

作者:张中行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08/17

3.1文言形成的条件
  文言,像其他事物一样,长成或制成以后要具备某些条件,不这样就是没有定形。文言长成,定形,主要靠三个条件:一是有相当严格的统一的词汇句法系统,二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时间的移动而变化,三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3.1.1重要条件是词汇句法系统
  关于词汇句法系统,前面2.3.3节已经概括说过,这是一套几乎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表达习惯。表示某种意思,用什么词,组成什么样的句式,虽然容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这有如京剧旦角的服装,可以穿青衣,也可以穿红挂绿,却绝不许穿生角、净角的长袍。灵活性只能是系统之内的灵活性,或说是旧有的几种表达习惯之中选择一种表达习惯的灵活性。这系统或习惯,即使从形式和要点方面介绍个梗概,也非专书不可,这里从略。

  3.1.2系统不随时间变
  定形,我们可以比喻为固体;不定形,我们可以比喻为液体。液体,注入方器成方形,注入圆器成圆形;固体就不然,换个地方还是那样。前面2.3.2节,我们曾说《史记》引《尚书》改字的情况,这是随时间移动而变,也就是表示在《尚书》时期,文言还没有定形。到春秋战国之际就不然,《史记》引《论语》几乎都是照抄。这大量地见于《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如见于《孔子世家》的:
  (1)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2)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朱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见于《仲尼弟子列传》的:
  (3)德行,颠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僻,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4)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熟悉《四书》的人一见就会觉得面熟,这是因为在两个时代穿的是同一套服装。《论语》之外,《史记》照抄《左传》《战国策》等的地方更多,理由一样,是时代变了而那一套词汇句法系统没有变。汉以后,情况仍是这样,如大家都熟悉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末尾说“微斯人,吾谁与归”,显然同《论语·宪问》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用的是相似的模式。晚到清朝还是这样,郑板桥写家书,想到书生有了田,大为感奋,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这同杨恽《报孙会宗书》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用的是相同的模式。这种种情况都可以证明,文言定形,成为系统,它就可以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3.1.3系统不随地域变
  地域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着重说战国两汉这一段。那时期说“中国”,等于后来说中原一带,是汉民族活动的地区。汉民族自然是用汉语;其外是四夷如犬戎、匈奴等,自然要用各自的语言。专就汉语说,不同的地区,以今度古,一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不管差别大小,如果其中一个,因为有地广、人多、政治强、经济富、文化高等优越性,就会产生通用语(古人称为“常语”“通语”或“凡语”)和方言的差别。这种差别,古文献中有明显的反映。举一点点例。《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是“正言”;郑注说得具体些,是“正言其音”。我们可以推断,所谓雅言是用通用的语音读,不用曲阜的家乡话读,等于现在苏州人之用普通话教语文。《孟子》说楚大夫之子想学齐语,前面2.4.1节已经提到,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这是因为齐国属于“中国”,楚国是“南蛮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发音不雅正,所以要“弃其学而学焉”。楚国远在“中国”之南,说话用楚方言,《楚辞》(难免经过通用语修润)中还留有不少痕迹(可参看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此外,这种语言差异的情况还大量地保留在字书里。如《尔雅》开头,《释诂》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郭璞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又:“迄、臻、极、到、赴、来、吊、艐、格、戾、怀、摧、詹,至也。”郭璞注:“……詹、摧皆楚语方言云。”传说扬雄也重视这种情况,著《方言》,记录各地语言的差异,如开头两条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虔、儇,慧也。秦谓之谩,晋谓之狸,宋楚之间谓之倢,楚或谓之嫷,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这些文献资料都表明,古代的口语是“多”。可是文言的系统是“一”,至少是大同小异的“一”。这“一”的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以通用语为主体,吸收一部分方言,放弃一部分方言,以筑成书面语言的城池,就是现在所谓“文言”。这文言,骨子里不免是四世同堂,不免是五方杂处,可是既然成为一体,我们就不大能看出它有什么不调和、不稳定之处。事实也正是这样。比如《诗经》的《风》是按地域分类的,齐处东偏,秦处西偏,而表现在文字上却像是出自一家。其后,汉朝也是这样,司马相如是四川人,班固是陕西人,写起赋来,用的是一个调调。再往后说,王士禛是山东人,朱彝尊是浙江人,口语一定相差很多,可是写文章,作诗词,用的也是一个调调。文言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它定了形,就可以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3.2文言形成的因素
  文言由不定形而趋向定形是个历程,这历程是书面语逐渐离开口语的历程。顺着历程前行要有推动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素”。

  3.2.1汉字不随口语变
  最根本或最强有力的因素是“汉字”。前面1.2.2节说过,文字是用形状表示声音,语言是用声音表示意义。以现代汉语为例,“再见”两个字是直接表示声音zàijiàn,间接表示向人告别的意义。不过文字和声音的关系,各种文字不尽一样。例如英语是拼音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是一心一意,或说某形状表示某声音是必然的,因而见其字可以知其音(假定熟悉拼写规律);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文字要照语音拼写。双字不是拼音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是三心二意,或说某形状表示某声音是或然的。这种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最突出的是见其字不能知其音(形声字也是这样,如“仪”不念“义”,“江”不念“工”)。其次,使用汉字,常常可以跳过声音或至少是不怎么理会声音而直接触及意义。例如看见字,尤其是数目多的同音字(有的多到上百),我们通常是因其形而辨其义。其三,还有更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误读其音,如把“对称chèn”读成“对chēng”,把“龌wò龊chuò”读成“wūcù”,可是理解得并不错。另一种是不知其者,如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于某些字,就是记不准念什么,可是意义却清清楚楚。其四,也就因为形状和声音联系不紧,所以对于同一个字,异时异地可以用不同的音念它而不影响表意。如“一”“七”在中古是入声字,我们现在念成阴平了;“滑稽”,旧注都说“滑”的音是gǔ,可是现在几乎都念成huá稽了。不同的地域也是这样。《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这是说,在六朝晚年,同一个字,南北的读音可以不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亲见的,比如请一位福建人和一位山西人都读杜甫《秋兴八首》,说普通话的北京人听了,会觉得两个人的读音差别很大,可是都不合规定。以上种种情况都表示,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而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在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文言。

  3.2.2文趋精简
  文脱离口语,还不只是时间变动的结果;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写到书面上的文也总是比口语精简,纵使在早期,还不能说是分道扬镳。这有很多原因。其一,口语是人人用的,这人人中有很多不通文墨的,他们说话经常不检点,信口开河,因而专就表达方面说,就容易出现重复、拖沓甚至颠三倒四的情况。文是通文墨的人所写,不容易出现重复、拖沓等毛病,所以即使照他的口语写,也不会同于一般的口语,或说是总会成为比较干净的口语。其二,文,尤其比较典重的文,大多是经过斟酌甚至修润的。如《论语·宪问》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结果,一些见于口语而可不用的声音当然就削除了。其三,纯粹记言的文字也总是化繁为简。举《史记》为例,周昌坚决反对汉高祖换太子,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张丞相列传》)这“期期”是描画口吃,本来可以不用;但这里司马迁是想绘影绘声一下,所以保留了。不过终归是偶一为之,如樊哙是个老粗,记他的话反而文诌诌了,“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项羽本纪》)。时代再靠前,如《论语》,化简的痕迹就更为明显,前面3.1.2节提到的答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皆见《颜渊》篇)这都是对君主谈话,理应谦和委婉,推想不会这样干巴巴,而是到笔下才写成干巴巴的。其四,还有个原因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能不简。在有纸以前,记言,文字要写在竹木上,编成册或编;传抄也是这样。这很费事,不得不用化简的办法来调节,如现存早期的文献,《易经》的卦辞、爻辞,《尚书》,《春秋》,甚至《左传》等都是这样。但就是这样言简意赅,写成书也会笨重得不得了,官府的储存不用说,就是私学,也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这费工笨重的程度,随着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改进而逐渐减轻,但就是到今天,写和夸夸其谈究竟不一样,为了经济些,书面的还是不得不求简。一繁一简,其间自然就形成距离。其五,文求精简。精简有优点,因而渐渐地这优点就会被人视为一种高的风格,不少文人就会用力求笔下实现这种风格。古典作品里这类例证很多,最突出的如史书的论赞,晋人的杂帖,唐宋以来的随笔、诗话等,都是轻轻点染,意在言外。总之,文偏于简是不得不然。这必然性也是文脱离口语的一种推动力,纵使单单靠它,文言还不能建成自足的词汇句法系统。

  3.2.3文的惰性
  语言有惰性,也应该有惰性。因为它是交流情意的工具,交流,至少要两个人,所用的符号,什么符号表示什么意义,不能不照“约定俗成”的办,否则甲任意变,等于不守约,乙就难于理解。但是在惰性的统辖之下又不能不变。变的原因很复杂。客观的比较容易说,是时代变了,出现了新事物,就不能不增加新的词语甚至句式来表现它。这新事物还包括外来语及其译文,新的句式大多是从这条渠道来的。主观的原因就难说了。可以推想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意地乱来,一种是有意地求新奇,两者都是用原来不见甚至不容许的说法以表意。这类说法的大多数会自生自灭;但总有一些会生存下来,发荣滋长,为大家所接受。就是这样,语言在不断地变化。但这种变化,表现在口语的和表现在书面的大不一样:表现在口语的快而多,表现在书面的慢而少。常常是,有些说法,口语中通行了,可是根据不成文法,还不能用于书面,如现在形容好上加好是“没治啦”,好像写文章的人还没有人肯用。也会有些,终于没有人用,那它的活动区域就只限于口语,不见于书面了。这都可证,语言的惰性总是更多地更明显地表现在书面上。这自然是有原因的。一是在没有录音设备的长远时期,口语是旋生旋灭,文字写在书面上,它就必致长久不变。二是不变,后来的人就会甚至就愿意照老路子写。三是这老路子,由于种种原因,会被很多人视为雅驯,因而就更进一步,不容许变。这样,口语和书面语的发展变化的路程就有如故事里讲的龟兔竞走的前段,口语像兔,跳跃着向前跑了,龟却在后面慢慢爬。其结果当然是距离渐渐加大,就文言说,是成形以后,在原地踏步不进,以至于成为完全不像口语的另一套语言。

  3.2.4文人笔下学书面语
  语言是亦步亦趋地学会的,口语是这样,书面语也是这样。理论上,口语可以以书面语为师,书面语可以以口语为师;可是事实上,口语总是基本上以口语为师,书面语总是基本上以书面语为师。说“基本上”,因为其中的情况颇为复杂。其一,要看学的人会写不会写。不会写的,自然只能以口语为师。其二,至于会写的,那就不一定,怎样学,还要看他怎样看待口语和书面语;学得怎样就更难预测,因为要由身内身外的许多条件来决定。以近年的情况为例,“五四”时期提倡用白话写,有不少人努力在笔下学口语,可是写到三十年代,文学革命有了成果,这成绩见于书面,量不小,质相当高,但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是纯粹的白话吗?这只要念念鲁迅的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是与口语有距离的“白话文”。
  再以后,主要是五十年代,曾经有人大声疾呼地提倡“写话”,原因当然是大量的书面语写得不像“话”。这里我们且放过是非,专谈事实,那是:绝大多数人学写,是以书面语为师,而书面语又绝大多数不像“话”。可见学写,以口语为师不是容易,而是很难的。这困难,在古代,文言正在成长的时期,尤其形成之后,当然会更大,更明显。我们可以想一想,班固写《汉书》,如果限定他只许用东汉的口语写,而不许学《史记》,那困难会是如何大。这困难还必致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增长,比如司马光等写《资治通鉴》,也限定只能用《京本通俗小说》那样的白话,而不许学《史记》《汉书》等,那恐怕连成书的希望也没有了。再从正面说,旧时代两千年来的文人,写的本领都是由书面上照猫画虎学来的,写文要熟读经史,写诗要熟读李杜。绝大多数人还要有所专,如苏轼是《庄子》,归有光是《史记》,黄庭坚是杜甫,等等。这照猫画虎的学甚至成为流派,最突出的如西昆体的学李商隐,明朝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样学的结果是,在书面上,后代与前代无异或基本上相同,而口语独自向前走了,于是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就书面语说,它有了自己的一套,这一套因一学再学而势力越来越雄厚,阵地越来越稳固,这就是现在说的“文言”。

  3.2.5文人为文求典雅
  旧时代,尤其是古代,文化不普及,通文墨的只是少数上层人。上层人少劳多得,权多利大,有实惠。实惠同时是荣誉。人总是喜欢荣誉的。荣誉必须表现为己身之外的人(越多越好)对己身的羡慕和尊敬。因为这要由外来,所以“深藏若虚”的办法行不通,一定要想尽办法表露,求为人知。表露的方式,文人比不通文墨的人多“文”这一种。能文是一种荣誉,文而能典雅是更上一层的荣誉。典雅当然与内容有密切关系,如在古人的眼里,《诗》《书》之类是最典雅的。小说就不成,《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虽然不无可观,可是君子不干,因为是“街谈巷语”,不典雅。典雅与否还同表达有密切关系,就是说,还要看用的是什么语言。街谈巷语的对面是保存在书面上的古典,用这上面的语言,既可以表示自己有教养(熟悉古典,这是很高的荣誉),又可以表示自己脱俗(能够出口成章)。这方面的荣誉感使文人为文尽全力求语言典雅。办法很简单,是趋旧避新,就实况说,是在文言的系统里打转转,为文言的壁垒添砖添瓦。这风气大概很早就露了苗头,如《论语·季氏》说:“不学诗,无以言。”情况也确是如此,我们看《左传》《国语》等古代典籍,用“诗云”引诗以壮声色的几乎触目皆是。后来又加上“子曰”。总之,都是义求古,言也求古。为交流情意着想,此风本来不可长,可是偏偏越来越厉害,笔下趋旧避新,几乎无孔不入。比如称丈夫的父母为“公婆”,意义明白,很好,却为求典雅,偏偏改为“舅姑”,反而把一般人闹糊涂了。同类的费力不讨好多到无限,如“南京”的称呼不古,要改称“金陵”;“刑部尚书”的称呼不古,要改称“大司寇”;甚至做了小官,要写“释褐”,死了妻子,要写“鼓盆”。你不这样,人家会说你教养不够,出言不典雅。这种风气给后代文章的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是大量用典,尤其在骈体中,如大家熟知的王勃《滕王阁序》就是这样:“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这从一个角度看是“表意”,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表露”。表露什么?不过是能用古,典雅。另一种是大力求古奥,就是多用古字、古词语,句式避常而用变。有意甚至挖空心思这样做,并成为流派,大概从唐朝古文运动开始。自然,人也不能尽同,如果可以把这看作一种病,我觉得,韩愈比柳宗元似乎还轻一些。发展到明朝,前后七子就更加严重,简直可以说是病入膏肓了。其实,就是不大喊“文必秦汉”的,如宋濂、刘基等,笔下也古奥得很,远不如读战国的《孟子》《韩非子》,反而显得浅易流畅。这种求古奥的风气一直阴魂不散,到章太炎身上还表现得相当厉害,是为文多用古字,你想读,就必须多翻《康熙字典》。这里还是撇开是非,只论事实,这情况就是,文人笔下总是古,古,古,就使文言不只站稳了脚跟,而且势力越来越大,直到在有些人(如林琴南)的眼里,不这样写就不成其为“文”。

  3.2.6文言有不受时空限制的优越性
  以上3.2.4和3.2.5两节说文言形成的因素,有一部分是文人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是多余,就是说,文言形成之后,动笔表意,也可以不学文言,不求典雅。专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没有触及文言的积极价值。平心静气,过不掩功,我们应该承认,文言所以能够成长并经久不衰,是因为它还有积极价值。积极价值是什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言是有文,所以能够行远。这“远”,当时大概是指空间,我们现在还要给它加上一项内容,时间。
  先说空间。前面3.1.3节已经谈过,在同一个时期,各地的语言有差别,其中势力大的成为通用语,势力小的成为方言;书面语(已形成文言或趋于形成文言)是以通用语为主体写的。通用有优越性,这优越性必然要强制人不能不用。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士的阶层想出头,就不能不到各国去干禄,孔子是这样,孟子也是这样。这两位活动的范围还不够大,我们举一位突出的,那是张仪。他是魏国人,活动不只在东方几国,还到秦楚来回奔走。推想他也不得不写点什么,如果写,那就只能用《战国策》那样的文言,不然,秦王或楚王看不懂,干禄的目的就落了空。韩非是有著作的,本国不重视,传到秦国,得到秦始皇的青睐。秦始皇能够看着不费力,那是因为《孤愤》《五蠹》等篇是用《韩非子》那样的文言写的。这种非用不可的强制性,到后代就更为明显,原因之一是汉语的区域更加扩大,原因之二是文言早已成为老字号。比如中古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近代的康有为是广东人,都写万言书,如果限定不许用文言,那就困难很大,因为受空间的限制(方言差别),皇帝看不懂。以上是从人的方面说,不能不用。从文的方面说,优越性就更加明显,是用文言写,通文的人可以皆大欢喜。两千年来,文言典籍十不存一,就是仅有的一点点也足以汗牛充栋,可是,值得惊异的是,不管方言的种类如何多,差别如何大,只要通文,就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文言的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通用,是任何方言都没有的。
  再说时间。空间的行而能远,有时可以不很明显,比如中原一带的人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用的就是通用语。时间的行而能远就不同,而是人人能感觉到。在这方面,文言简值像个罕见的怪物,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地活动了三千年上下。记得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过:“读好书如同和高尚的古人谈话。”这种享受,用汉语的人显然最容易获得,因为我们有贯通古今的文言。文言的这种优越性,也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是“读”。比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孔子当然读过。以后,汉朝的经师,宋朝的理学家,清朝的汉学家,以及历代的诗人、冬烘先生和蒙童等,当然都读过。读,理解不会尽同,比如经师可以从中看到“后妃之德”,才子佳人可以从中看到“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是都能不费力而取得理解。《诗经》是这样,其后的大量典籍,编入经、史、子、集的,只要你想读、肯读,就都不难获得理解。总之,是时间方面不会给什么麻烦。读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只要用语不越出文言的词汇句法系统,你就不必担心不能传后。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藏之名山”还可以下传,就是因为把精义付托给文言,而文言是有打破时间限制的魔力的。
  就是因为文言有打破时空限制的魔力,所以历代大量能文的人愿意用它,不能不用它。这结果在初期,它就容易发荣滋长;形成之后,就势力越来越大,阵地越来越巩固。

  3.2.7文言有使人喜爱的力量
  有些事物有用,我们不能不用,却未必乐意用。例如药就是这样,“良药苦口利于病”,虽然有利,却终归是苦的,只好皱着眉头吃。文言不是这样,虽然学会并不很容易,可是学会以后,能够打开典籍的门,里面却尽有可喜的。可喜,难免舍不得,于是就会主动地或至少是不知不觉地力它添油加醋。这也是文言兴而不衰的一个因素,并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文言里面尽有可喜的,这看法先要加点解释。一是说尽有可喜的,不等于说都是可喜的;但要承认,确有不少是可喜的。二是说不少,是因为很多不可喜的,不为人所重,陆续被时间的筛子淘汰了,从而剩下的多半是精华。富有精华,这是文言的另一种积极价值。
  一般说,文的可爱应该来自文学作品。“文学”这概念是外来的,到我们的语言里还不能水乳交融。比如到处可见的所谓“古典文学”,察看它的所指,排在前边的却有《左传》和诸子,这在西方人看来就会觉得奇怪。他们所谓文学是指创作的纯粹抒情的那一些,通常分为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几类。这里为了也能够说服他们,我们举例以证明可爱,也以这四种为纲。先说“散文”。不少人感觉到:在这方面,中西的传统不一样。我们很少像法国蒙田、英国拉穆那样着重悬空写感触的作品;中国历代文人的习惯是寓情于景,寓感于事。这样写,成就也不小,值得读读的作品很有一些。举比较显著的,如六朝的小赋(也可以说是在散文和诗之间),晋人杂帖和后代的小简,各种名称的随笔如《东坡志林》《山谷题跋》之类,大量的诗话、词话,等等,都是语简意长,有弦外音、味外味,应该说是中土散文的上品。其次是“诗歌”。人人都知道,在这方面,作者之多,产量之富,成就之高,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居时间首位的当然是《诗经》,三百五篇,风的全部,雅的大部,都写得感情深而文字美。其后是《楚辞》,如《离骚》《九歌》等,两千年来的文人都曾反复读它,每次读都是一唱三叹。再以后,诗歌的生长越来越茂盛,汉乐府一系统辑为《乐府诗集》,多到一百卷,唐人的诗辑为《全唐诗》,多到九百卷。总集之外的别集更多,不能多举,只说一种,是《陶渊明集》,几乎人人爱不忍释,苏轼甚至照样和一遍。诗体在唐以后还岔出一股,成为词,写诗难于表现的柔婉之情,成就也很了不得,就辑成的书说,旧有《宋六十名家词》,新有《全宋词》。辑为“全”,并不等于截止,如宋元明清人仍旧作诗,清人仍旧喜欢作词,并且都出了不少名家。总之,在诗歌方面,可爱的作品太多了,一直到今天,还是人人不离《唐诗三百首》,稍微前行,就是李杜加陶渊明了。其三是“小说”。小说出于街谈巷语,白话的比较多,成就远非文言的所能比。但文言的也不是没有可看的。古的大部分收在《太平广记》里,因为目的在广收,难免瑕瑜互见。其中精粹的是唐人的传奇,见于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虽然内容大多是才子佳人的离合故事,却写得感情缠绵而文字秾丽。其后的文言小说数量虽不很多,可是成就却不容轻视。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聊斋志异》,四百多个短篇,其中绝大部分写得情节新奇而意境优美,与西方短篇名手如莫泊桑、契诃夫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四是“戏剧”,本土名为“曲”。传世的剧本从元朝开始,内容包括曲词和宾白两部分。作曲家写曲,意在通俗,所以基本上用的是当时的“语”;但他们还想求美,求雅,所以又不能不吸收文言成分,尤其是曲词,读者觉得美,主要是因为它沿用了诗词的绮丽手法。如《西厢记》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以及大段的《桃花扇·余韵》,都是大家熟悉并且很爱读的。
  检查我们的文献库藏,以上四类作品之外,人人爱读的还很不少。以早期为例,《孟子》《庄子》是说理的,《左传》《史记》是记事的,不管西方人怎样看,我们总觉得都富于文学意味,念了一遍还想再念。汉魏以后到清末,可以选出并入这一堆的,总不少于千八百种吧?记得一位好读书的朋友曾说,如果他一旦生活条件变好,他想建立一个百读不厌书斋,把他爱读的书都装在里边。主要是文言作品。于是他先考虑书目,考虑来考虑去,书目差不多了,进而考虑书架和房子,结果是一笑,放弃了,因为有不少书是全部可爱,更多的书是部分可爱,舍不得的太多,非力所能及。文言典籍就是这样,诗词歌赋等不用说,就是看题材会推断为枯燥的,如《山海经》《水经注》之类,及至开卷,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愿意看下去。
  文言作品的可爱,还来自它有较多的较巧妙的修辞手法。所谓修辞,是使用语言,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少花钱容易说,是语简。多办事不容易说,因为事的内容太复杂,外有物、事、理等,内有情、意、境等,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现法。总的说,是己有所知,有所感,告诉他人,因为能修辞,他人的所得能够同于己甚至更真切。在这方面,文言存有大量的财富,不是少数篇幅所能介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郑奠等《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偏于讲道理),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都偏于举实例)一类书。修辞,也许近于花言巧语,为什么讨人喜爱?是因为一方面,有如看演出,到神乎其技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拍案叫绝。这也是一种享受,诗话、词话中推举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等都是此类。另一方面是学以致用,或说记以备用。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后来的妙言妙语大多是由前人的妙言妙语中化出来的。还常常是来自照抄。如措辞委婉,文言有不少招数,这就可以记住,比如碰到接受礼貌的馈赠,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左传》,说“敢不拜嘉”(襄公四年),碰到接受重大的任务,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论语》,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先进》),这样一来,自己的作为就不像是爱小和自大,而是相当典雅。读,享受,用,有利,其结果当然是爱而好之。
  爱好还必然要表现在“写”的方面。喜欢足球会成为球迷,学梅兰芳会成为梅派。爱好文言也是这样,读,觉得好,到自己拿笔,不知不觉地就会用那个调调。从魏晋到“五四”以前,时间将近两千年,舞文弄墨的多到数不清,拿起笔总是之乎者也;就是大力写白话作品的,如曹雪芹,写《葬花词》,写《芙蓉诔》,以及大量的诗,还是用文言。好古的如韩、柳、欧、苏以及桐城、阳湖等,就更不用说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林琴南之流可以不提,就是大声疾呼提倡用白话写的人,因为会文言,有时还不免技痒,与老友往还,书札用文言,以至发表,有时还是来几首律绝。这方面的表现都可以证明,文言形成之后,脱离口语,脱离群众,而且不很容易学会,可是有大量的人就是爱它,并用读和写的方式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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