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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更新时间:2011/08/29

罗宗祺把几张白纸从抽屉里拿出来,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异想天开!”他神情疲惫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给你提供空白介绍信?”
  白纸上,印章已经按规格盖好在纸的右下方了。信笺上部的标志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领导的农场的。这几张白纸因为有了这些鲜红的戳子而异常贵重。我从写字桌上拿起它,仔细地叠好,揣进棉袄怀里的口袋,会意地说:
  “你不给我也没关系。现在外调人员满天飞,这种空白介绍信多得路上都能拣到。”
  他的家还跟一年前我来时一模一样。只是他那时盖的小厨房已经有些残旧了,墙皮被那场大雨淋得露出了黄色的麦秸。屋子里,虽然并没有减少什么陈设,而在我看来,却感到萧条了许多。北面墙上那幅由意大利记者照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像框上挂了一条黑纱,两端垂落下来,搭在一盆没有生气的文竹上。他亲手绷的沙发早已失去了弹性,我坐在上面。象跌进了一个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两鬓爬满了白发,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响的藤椅里,更给我一股凉飕飕的感觉。
  虽然是春天了,但到处都给人以凉飕飕的感觉。
  上面的那一幕戏演完,他说:
  “你给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只有四十里路,怎么会走这么长时间?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让人检查过了。”他苦着脸笑了笑。“你别看我现在是场长,可是还跟在监狱里一样,成天担惊受怕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监狱。”我说。
  “是呀。”他喟然长叹,“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张臭嘴了:往坏的方面预料的事,总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从来没有实现过!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跟你说的话么?”
  “怎么不记得?不过是来得太快了点。”
  “你还觉得快?我倒以为慢了。”他懒懒地说,“这些年,我们国家就象石头往山坡下滚似的,越滚到后来越快。我看现在也差不多滚到底了。”
  他抬起头,眼睛朝上,鼻翼噏动着,好象在嗅哪儿飘来的一股什么味道。他的眼光里有一种历经痛苦,备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终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这种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说,“不过,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
  “能有什么属于人民的运动?”他在藤椅里烦躁地扭动。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运动群众,但又都说成是群众运动。‘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那就会给扣上个‘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不管会被扣上个什么‘事件’,可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总会来的!”我说出这些日子一直在心里酝酿的话,“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开,一批一批象你这样的‘民主派’都会倒下来。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这时中国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不走到斗争的第一线上去,那么我们十亿中国人就再没有资格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软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说到这里,我眼睛里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泪水。“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致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吗?麻木到连‘疼’都喊不出来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该死的人了!……”
  我的喉头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发的坑里。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动。屋子里一时异常静谧,但又汹涌着感情的波涛,隆隆作响。
  半晌,他思忖着说:“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走?走到哪里去?”
  “我还没有一定的计划。”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这是个混乱的年代,连国家都没有计划,别说个人了!我只知道,这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两个概念都跟我有联系,运动一深人,我就会象七○年那样头一个被拧进监狱。与其让生命的火花在监狱里悄悄熄掉,还不如在一次风暴中让暴风刮灭!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从劳改队出来,曾经傻头傻脑地找过什么‘刘邓司令部’,当然,那时候只能以失败告终。可是现在,我想,如果你们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转向人民群众身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至少是支持人民群众,还是象过去一样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们拧进监狱,而你们还要撅着屁股低头请罪,那么你们这些‘民主派’也是活该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只手,苦笑着说,“你别这样写我们吧,我至少还给你提供了某种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正因为你给我提供了某种方便,我们就可以想象:就在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的同时,全国正在悄悄进行多少象我们两个在这里做的事,说的话!我们不会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后来居然会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这里促膝谈心,如果不承认这是历史造成的,又怎样去解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的运动。我们的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只有经过这场运动才能开始新生。”
  他深邃的眼睛突然警觉地盯着我问:
  “你准备好了吗?有……什么联系没有?”
  “没有。”我坦然地笑道,“能有什么联系?跟谁联系?这十几年来他们作的最大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关系,而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交往。我甚至认为这是他们造成的最大祸患。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善意、人道和义快气概全部破坏掉了,把人变成了浪和狐狸。这样的道德状态,也只有在一次人民运动里才能净化,建立起新的人与人的之间联系……所以你不用紧张,不用担心我现在和什么人有联系。你革命几十年了,你和你的那些老战友有私人联系吗?能互相推心置腹吗?”
  “没有。”他承认,“都是‘人一走,茶就凉’!”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也别说没来往,来往是有的,可全是靠外调人员牵的线。我一些多年不知音讯的战友,倒是通过外调人员的嘴才知道他们在哪里,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蓦地,一股悲凉的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向我们袭来。我们竟然生活在这样一片沙漠,一片自身正在遭受摧残,而又摧残着我们,但我们却对其无能为力的沙漠之中。这时,他家小院的墙外,一个人孤寂地唱起来:“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们静静地听着,仿佛要从歌词里得到什么启示。但什么启示都没有。在这个时代,凡是能够大声唱出来或喊出来的声音,全是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
  沉默片刻,他才接着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想的那个什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他向上竖起一个指头,“他还在……一切都别想改观。”
  “我明白。”我仰在沙发上,叹道,“可是周总理说过,‘人生难得几回搏’,现在全部情势都决定我必须去‘搏’一下了。别人可以等待,我也愿意等待,但我连窝里都蹲不住了,棍子快要捣进窝里来了,还怎么能等呢?他们要搞你这样的‘民主派’,还要先糊几张大字报,发动一下群众,造成点声势;要搞我的话,这些表面文章都不用做,光拿一副手铐来就行了。这十年来,我这种人是一直给你这种人当陪衬,又是打头阵的。”
  “哼哼!”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这就叫‘先扫清外围’。”
  我也笑道:“也可以说是先搞垮你们的‘社会基础’!这十年间我非常荣幸地给很多不同的人当过‘社会基础’。最早是‘刘邓司令部’的‘社会基础’,后来是‘五·一六’的‘社会基础’,再后来是林彪孔老二的‘社会基础’。现在又循环回来了,是‘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仍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幸亏我的背已经锻炼得和乌龟一样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乌龟”,我心中一动,情不自禁地脸涨得绯红。恰好这时朱蜀君端着托盘进来,招呼我们吃饭。她脸上有一种压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阴影。一年前那种欢快的气氛不见了,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怕弄出声响,好象罗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报纸、广播、各种宣传工具,已经把毒气散布到每一个家庭里,使得男人郁郁不乐,女人提心吊胆。我食而不知其味地吃着饺子,默默地想:我的决心是对的。
  吃完饭,朱蜀君收拾着桌子,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走就走,为什么非要离婚呢?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断她的话。我不能说她不好,并且也不愿意别人怀疑她有什么不好之处。我寻字斟句地说:
  “有的夫妻离婚,是因为没有感情;有的夫妻离婚,却是因为感情太复杂了。也许,即使我不走,我们俩也会离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着说,“能够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掌握适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门外,那个唱歌的男人又踅回来了,呜呜地唱着另一支什么“革命歌曲”。这真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没有再问下去。罗宗祺并不理解,但是也没问。于是,空气凝固住了。我觉得这正好是我告辞的时间。
  “我走了,”我说。
  罗宗祺当即从藤椅里挣扎着站起身。他大概还没有从他的什么想象中走出来,心不在焉,眼神恍惚。过了一会儿,他才仿佛很羞涩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潮热,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说。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来和朱蜀君点点头,算作告别。她站在屋当中,依然是那样忧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门。我在一瞥之间再次环顾了这间房子,这个曾经给予我友情的家庭,这个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怕被检举的地方,从此以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罗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面,在一条平整的通道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象卫兵似地挺立着,银色的树皮隐隐地泛出了绿色。白杨树的那边,才是用碎石铺的公路。我将沿着这条公路走向旷野。
  “老章,我把这个送给你吧。”罗宗祺看看四周没有什么人,突然想起来,解下腕上的手表。“这块表走得还很准,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过表。秒针急促地跑着,好象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捕它似的。这真是一个用得着的东西,逃亡者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秒钟之间。我没有推辞,把它揣进我的怀里,跟空白介绍信放在一起。
  “谢谢!”我说。
  他两手乱摇,咕哝着:“谢什么!……看来一切都要靠时间来解决了……要是有什么事,可以写信来。”
  “好的,”我说,“如果我还能够写信的话。”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几里,没有碰见一辆汽车,只有几辆大车和我迎面错过去。赶车的把式晃着鞭子,弓着背,和海喜喜一样地沉郁。他们是去城里装砖的,车厢板上落满红色的砖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路的尽头:在蓝色的天空下的一个小黑点。那就是喧嚣的城市,正在向人们猛烈开火的城市。先是用语言文字,紧接着就要用棍棒和枪弹。北边,大路的尽头消失在荒漠之中,象一条河似的,分散成为许多支流,于是也就无所谓哪是它的源头了。在大路两旁,还有一条条人踏出来的小道,向旷野里延伸。我走到一条干涸的大渠上,就开始岔向去我们连队的小路了。
  草原已经被“学大寨”的人们破坏了。旷野上到处是一块块废弃的田地,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硝碱,象肮脏的雪原,象披麻戴孝的孤儿。虽然经过多少次风吹雨淋,但仍能看到一条条如伤疤般的犁沟,横七竖八地划在旷野的肌肤上。自然和人同时受到鞭笞;“学大寨”的结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碱地上连一株草都不长。欢快的春风从黄河岸边吹来,一下子跌落在这里呜咽,表示对草原的痛惜。啊,这就是我的田野!
  走过硝碱地,穿过干竭了的沼泽,是一片沙化了的草滩。一丛丛芨芨草的宿根周围堆满细沙,并且风还不断地把沙子刮来,越积越厚,越积越高。于是,一个个绿色的生命就窒息了、淹没了、死亡了。绿色在无可奈何地退却;生命在软弱无力地消失。春天回到这里。但是她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这片黄色的土地上便没有春天。
  我走着。我走过硝碱地,走过沙化的旷野。我练就了一双惯于走流沙的脚。这双脚生下来是又白又嫩的,任何鞋袜对它来说都太粗糙了,它只能悟在母亲的手掌之中。但现在它已经习惯于赤裸裸地走过砾石,走过荆棘,走过发黑的沼泽,走过蜇人的硝碱地……
  在硝碱地和旷野的那边,才是麦田。麦田的边缘,还可看到白色的硝碱,麦苗稀稀拉拉的。这是生命和死亡对峙的地带,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再往里走,麦苗才显得旺盛起来。田埂上长着苦苦菜的嫩芽,还有茸茸的青草;春天的土地不用浇灌也是湿润的、柔软的。空气中有一股哀婉的绿色的气息。去年春天,也正是在这个季节,我回连队走的也是这条路。当时的景色和这时竟毫无二致,仿佛这一年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一切都不还是我的幻觉,我的梦境。过去,在我面临突如其来的、不可理解的灾祸时,我常常幻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如果能让我再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生活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做得更聪明一些,躲过这场可以避免的灾祸,或是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场不可避免的灾祸。那么,现在,是不是还让时光倒流回去,倒流到去年这个时候呢?
  不!
  即使魔法能使我再从那时开始生活一次,我从这里走回连队以后,还是会象去年一样向她求婚的。这一年,是我短暂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的预感告诉我,这一切都不会再演一遍了。今后我不可能遭到这样的屈辱,经历这样的精神痛苦,但也从此不会再有这样的快乐和这样的幸福。
  特定的感受在人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走着,迈着沉重的步子。
  我走回去。回去后就要离婚,这和我们必然会结婚一样,也是一个命定。
  啊!我的旷野,我的硝碱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园,我的广阔的黄土高原,我即将和你告别了!你也和她一样,曾经被人摧残,被人蹂躏,但又曾经脱得精光,心甘情愿地躺在别人下面;你曾经对我不贞,曾经把我欺骗过,把我折磨过;你是一片干竭的沼泽,我把多少汗水洒在你上面都留不下痕迹。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干了我的汗水,我的泪水,也吸干了我的爱情,从而,你也就化作了我的精灵。自此以后,我将没有一点爱情能够给予别的土地和别的女人。
  我走着,不觉地掉下了最后的一滴眼泪,浸润进我脚下春天的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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