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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更新时间:2011/08/29

我们再次相遇,已是八年之后了。
  也是一个刮风的天气。但不是那种湿润的风,而是砾石上干燥的热风;砾石上只能长耐旱的针茅草、芨芨草、沙葱和酸枣刺。这里不是劳改队的水稻田,而是农场的羊圈,在春天的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发酵的羊粪味和薰人的羊膻味,时间流逝了,场景变换了,但我们的身分似乎并没有怎么变。
  我用四齿筢搂着撒在羊粪上的干草。于草四处飞扬,草秸在阳光下翻滚,象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远方,山腰上弥漫着明晃晃的岚气,使重叠的群山失去了层次,失去了立体感,宛如镶在玻璃框中的一幅静物画。山脚下,有一条发光的小路蜿蜒而下,直达到这个羊圈,又从这个羊圈延伸到居民点。在那里,和一条通向场部的土路会合。
  她就是从这条小路来到羊圈的。
  前天,我把羊从山上赶回来,羊圈已经颓败得一塌糊涂。没有羊蹲的羊圈,和没有人住的房子一样,会很快地坍塌掉的。所有的柱子都歪歪斜斜,哪个旮旯里全结着蜘蛛网,喂羊的槽也不知让谁偷跑了。槽是木板做的,拖回家去可以打一个柜子。在农场,除了野地里的石头没人偷,凡是生活中能利用一下的东西,一撂下转眼就不见。到快入冬的时候,连建筑用的青石片也有人偷——家家的咸菜缸上盖的都是青石片。
  槽不见了,羊棚上的椽子也丢了好些根,怪不得羊棚塌下来了一个角。我要我们生产队的书记派人来帮我收拾。“这个圈连羊都不敢蹲,砸死了羊可别说是我搞破坏!”羊比人重要,如果说人住的房子坏了,对不起,你也别想生产队会派人来给你修。可是羊,那就不同了,尽管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书记还是答应派一个女的来。
  “是刚来咱们连队的。原来在白银滩农场。她不愿在那儿呆,我就把她要来了。”书记说着,露齿一笑。“她过去也劳改过,是跟你在一个劳改农场哩。”
  “哦?叫什么名字?”我心中一动。
  “叫黄香久。”
  果然!
  和我同期劳改的女犯人有一百多名,我劳改过的那个农场,前前后后总关过上千人次女犯,但我还是一下子想到了她。我再一次坚信自己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过去,现在,无不应验。可是,好的预感从来没有应验过。也许是我命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丝毫的幸运。
  但愿这次能出现奇迹。
  我看着她从生产队的居民点慢慢地爬上坡来才转过身去。她扛着两根细木棍和一把铁锹。风使劲地掀动她蛋青色的头巾,把一身军绿色的衣裳——这是最时髦的颜色——紧紧地裹住她的身躯。她低着头,迎着风走到羊圈,哗啦一声撂下她肩上的东西,靠在栏杆上喊道:
  “喂,我是在这儿干活吗?”
  我耳边又响起“我恨不得宰了你!”那是一个遥远的声音,可是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贴近。是的,就是这种语气:任性而又有撒娇的意味。我微微一笑,迎上前去。
  “你没走错。可是你带来的椽子太细了,”我踢了踢她脚下的木棍,“这样的火柴棍能支得起棚子?”
  “管它呢!扛细的轻松点。”她撇撇嘴。接着,眯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紧张地等待着,几秒钟后她吸了一口气:
  “啊,是你?”
  “是我。”我很高兴她还能认出我来。
  “你咋也在这里?前些天你在哪儿干活?怎么没见你?”她一边从栏杆上爬迸羊圈,一边问我。我手插在她腋下帮她翻过栏杆。在无边的干燥的空气中,只有她腋下有一点温暖的湿润。
  “我怎么来的?象我们这种‘打了号的羊’,除了这样的农场还能分配到哪儿去?”我抑制着突然迸发的喜悦和兴奋,但禁不住变得饶舌起来。“劳改队不是实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吗,我是这个农场送去劳改的,所以一释放就回来了。一冬天我都在山上放羊,前天刚回来。你是怎么来的?”
  “哟,你还会放羊,真不简单!”她在羊圈里站定,抻了抻衣服,把沾在衣裳上的干草秸一根根地拈掉。这种仔仔细细的爱整洁的动作是十足女性的动作,我的眼睛里一定放出了奇异的光彩。但是,我却用无所谓的语气说:
  “嘿嘿!我什么不会干?从五七年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要是上大学,都毕业五次了。农活里,我就是不会开拖拉机。他们不让我开,要让我开我也学会了。”
  她再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嘻嘻地笑着说:“真是巧!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碰见了。”
  “巧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说,“象我们这号人。迟早会又凑到一块儿的。世界非常非常大,可是对咱们来说,却非常非常小。这些年,我磕头碰脑地总遇见过去一起劳改过的。比如说吧,这次在山上放羊的五个羊倌,是从各连队调上去的,可除了那个啥也不会干的班长是复员军人,四个人全是从我们原先的那个农场出来的,有一个还跟我蹲过一个号子。你说怪不怪?来吧,把锹拿着,咱们开始干活吧。”
  岁月好象在她身上井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也许是过去我并没有把她看得很清楚。她现在总有三十多岁了吧,和我记忆中的她比较,她似乎胖了一点,脸色比过去好得多,黄白但有光泽,过去,她不可避免地和大家一样,脸上有一股晦气;眼角和鼻梁间虽然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但却比我印象中的脸更为生动,表情更为丰富。因而,在我看起来,她仿佛比过去更年轻了。
  “从那时候算起,有八年了吧。”她替我扶着羊棚的柱子。“这八年,你都在这个农场?”
  “可不是。”我用铁锹埋着土,我们要把塌下的棚子支起来。“不过这八年可真不容易过。先是‘群专’了一年,以后又蹲了两年监狱。头一次是刚释放,就被‘文化大革命’裹了进去;后一次在七○年‘一打三反’里头。你呢?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八年啦,别提啦!’”她笑着,学了一句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唱词。随后,两脚倒着把我埋下的土踩瓷实,眼睛看着地面说,“这八年,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就这些。幸亏没生娃娃。”
  我不停地干着活,一点也不惊奇。我看见、听见的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到后来,竟没有一件事能出乎我的意料。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幸福是一种奇迹,不幸才是常规。她对我的坎坷也没有感到惊奇。这样,我们倒是真正地相互理解了。她不说那些安慰的话语也好,这些年,我最怕那种老太婆式的絮絮叨叨的同情。
  “你别笑话,”她接着说,“你蹲了两次监狱,我结了两次婚,其实结婚跟蹲监狱一样,有的时候比蹲监狱还要难受。前一次,我没告诉他我劳改过,成天提心吊胆的,怕他知道了。可他还是知道了,跟我打了离婚。后一次,在白银滩农场,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清楚了,可他老把这事拿捏我,我受不了,跟他打了离婚。前一次是人家不要我,后一次是我不要人家,一比一,平了!唉,人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后再不结婚了!”
  “你打定主意再不结婚容易办到,我打定主意再不蹲监狱可不容易。”我笑着和她打趣。“结不结婚由你,蹲不蹲监狱可不由我。这么说来,你还是比我强。”
  我们一见面就象老朋友似地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友谊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格局,有的格局是一见面就自然地很亲切,有的是必须在一段时间里逐渐啮合好齿轮,如果啮合不到一起便不能运转,我们都无视对方的痛苦,因为我们各自的遭遇就够自己心烦的了,但我们却能真正地同情对方,因为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虽然在形式上不同——蹲监狱和结婚二者虽有区别,但感觉的实质和程度是一样的。
  干草秸飞扬了一会,飘落在地上,羊圈里满地闪闪发光。风吹着吊杆吱吱嗄嗄地响,水桶乒乒乓乓地磕碰着井沿。我从井里提了几桶水,和了一滩泥,跟她慢慢地修补围墙。其实,书记不派人来我也能把羊圈收拾好。但多年当农工的经验告诉我,给你派一个任务之前你先得喊叫,派一个人来你自己就省一分力。在劳动中入迷,和在接受劳动任务时的狡猾,二者并不矛盾,劳动,是自己的生活,而任务却是属于别人的。只有雇佣工人才能分得清它们之间的差别。现在,我们两人干着一个人的活,干得很轻松,很默契。这突然使我想到:小农经济给人最大的享受,就在于夫妻俩一块儿干活!中国古典文学对农村的全部审美内容,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男耕女织”!
  我们谈着各自认识的熟人。所谓熟人,绝不是失去的那一个、已经成为梦幻般的世界中的熟人,而是曾经一块儿劳改过的人。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只在这一点上有过交叉。他们中,有的又一次折腾进去了,有的丈夫跟她离了婚,有的妻子跟他离了婚,有的自杀了,有的被杀了……谈来谈去,我们发觉我们俩的遭遇还是比较好的;命运特别宠爱我们两人。我们虽然感叹着、惋惜着,但我们还是更高兴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呆在白银滩农场,要调到这个农场来?”我问她,“是不是白银滩农场活苦?”
  “所有的农场都一个样。活嘛,看人怎么去干了。”她说着,有意地把额前的一络头发从廉价的尼龙纱巾中扯下来,并翻起眼睛看了看那绺头发。这里没有镜子,要有镜子她就会走到它跟前去的。而在这一瞬间,她的脸上的确有一种照镜子时的很蠢、很俏皮的表情。但她的头发真的是很亮、很黑的。“既然离了婚,再呆在一个农场有啥意思?还是离得远远的好。你们的书记跟我们那书记是战友,常去我们那儿。是你们的书记把我要来的。”
  停了一会,她又说:“你们这个书记不是个好东西!”
  “你怎么知道?在我看来,他还算比较好的。”
  “哼哼!”她鼻孔里冷冷一笑。“男人嘛,我见得多了,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
  我想了想,这位书记的眼睛好象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我一直没有注意他的眼睛?但我立刻想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她也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想起八年前所看到的情景,一切还都很清晰生动,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不能知道那时我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在一个自信很会观察男人的女人面前,我得小心一点。我赶忙把眼睛移向别处,拿起她扛来的木棍思忖着,好象想把它派个什么用场。
  这时,书记也爬上坡来,到了羊圈。幸好我们刚中断了谈话,她满不在乎地站着,我在装模作样地干活。
  “嗬,你们干了不少嘛!”书记的情绪今天出奇地好。其实我们并没有干多少,书记从我旁边走过,瞥了我一眼。我也瞥了他一眼。我没有发现他的眼睛有什么异常。他笑眯眯的,眼角放射出几条饱经风霜的鱼尾纹。这是个很机灵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个队原来号称“鬼门关”,是全农场管得最严的一个队,“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改作武装连,负责看管农建师设在这里的监狱。“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是由他来解散这所监狱的。但是,和社会上一样,所谓解散,只不过象一撮盐溶化在一缸水里,最后,盐消失了,而整缸水都含有稀释了的监狱的苦咸味。我听人说,他常告诫那些爱用拳头棍棒敲人的群众,“你们别把狗逼到墙根上罗!”虽然他还是把我们这种人比作狗,但在号召“痛打落水狗”的年代,这样的话已经够有人情味了。自他来了之后,“鬼门关”的制度的确宽了许多,农工们假日出门,甚至不打招呼也可以;“鬼门关”不怎么象“鬼门关”了。
  他把笑眯眯的眼睛转向她,走到她跟前,接过她手中的铁锹,掂了掂,说:
  “刚领的?口还没有开哩。”
  说完,就将锹口搭在垫木槽的粗石上,手腕使劲地压住锹把,哗哗地磨起来。他披着褪色的绿军服,两支袖子象拨浪鼓槌般摇来摇去,但姿势很有力,矮墩墩的身躯半蹲着,更显得结实粗壮。磨了好半天,他站起来,用拇指试了试锹锋,交给她:
  “看,这就好使了。你铲几下,利不利?”
  她照他说的在羊粪上铲了几下,满意地笑了。
  “嗯,真的,好使多了!”
  书记很容易就改变了她原来对他的印象。这个书记真有办法!我就没有想到替她磨锹,光会磨嘴皮了。
  我背对着他们,用铅丝把一根根栏杆拧紧。现在是书记代替了我,和她埋柱子,风一阵阵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曹书记,来这儿之前你在哪儿啦?”
  “哦,那时我在大草原上,锡林郭勒大草原,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当骑兵。”
  “嗬,那真是个好地方。”
  “你去过?”
  “没去过。我在电影上看的。那草原真漂亮……”
  “是呀,草原是块宝地,尤其到了夏天。可是几百里不见人烟,更别说女人了。当兵的全是小伙子,有时候,真孤单呀……”
  他也感到孤单过?
  “那你为啥不把老婆带上?”
  “那时候我还没娶老婆哩。再说,我还不够资格,我才是个排长。在部队,营长才许带家属。”
  “你们那口子挺漂亮的,是不是在学校教书的那一个?”
  “唉,啥漂亮不漂亮!俗话说:‘当了三年兵,见了母猪都是双眼皮的,何况我当了八年兵?!’我一复员回到老家就结婚了,管她漂亮不漂亮!”
  曹书记的语气有几分懊丧。放在现在,他就不会娶这样的女人吧?他女人突出的特点是嘴大,满口黄牙,两腮红得发紫,并且皮肤粗糙,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家乡的水土不好。黄香久夸她漂亮,是在恭维她。是的,不恭维她恭维谁呢?她是连队书记的老婆,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写自己的名字也缺笔少划,却能在农场学校教小学。
  她跟书记也能找得出话说。曹书记平常就没有什么架子,这时更说了些心里话。他说这里没有他们老家好,风沙大,交通不方便,可是来这里能当国营企业的干部,比在老家当公社干部好,二则他老婆和妯娌又闹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就来了。要是有机会转到家乡的国营单位去,他还是要回去的。她对书记不愿在这儿长久呆下去表示惋惜,说咱们农工就仗着一个好领导。“火车跑得快,就靠车头带。”又叹息说:“当干部就是好,能满世界里调,农场不愿呆了到工厂,工厂不愿呆了到政府。咱们当农工的调来调去还是在农场。”曹书记叫她也活动着调回老家去,说是只要她家乡有个接受单位,这里他一批就放走了。我眼角瞥见他还抖了抖手腕,做出了一个签字的手势。她说:“谢谢你啦。可我不愿意回去,在外边犯了事儿,回老家丢人败兴的。”曹书记说:“你那又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纯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要放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哪能给你判三年劳改?你没看大字报上揭发的,好些高干都搞这事哩!”我还不知道她犯的什么案子,书记是抓政治的,有权翻每个人的档案,当然知道。听曹书记的口气,她肯定犯的是所谓“男女关系”。只有这种罪过,不分高干、基干、平民百姓都能够犯。如果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她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他们两个聊着天,我心不在焉地干着活。不知怎么,我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看看太阳,有点偏西了。明晃晃的山岗聚合成飘动的灰雾,缭绕在光秃秃的山间。风也减弱了,在去冬的葳草和今春的绿叶上疲倦地徜徉着。眺望面方,黄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小片白色的尘埃。“哑巴”快把羊赶回来了。放羊的把式出工比大队晚,收工比大队早。他们回来,还得饮羊,还得给乏羊喂料,活多得是。
  我不客气地一把把栅栏门拉开。门象一把散了骨撑的扇子,摇晃个不停。那意思是说:你们走吧,羊快回圈了!
  曹书记掉过头来看看我,又抬起腕子看看表,说:“今天就干到这儿吧。”他把锹还给黄香久,向我走来。
  “给,抽只烟吧。《参考消息》上说,抽一支烟要少活五分钟,我就不信。一个人咋能知道自己活多长?那五分钟又从啥时候扣起?”
  我说:“抽就抽。反正多活五分钟少活五分钟,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把烟先点着,然后把火凑到他面前。他在我手上对着烟,喷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
  “对谁来说都无所谓。这会儿,谁还怕死?”
  是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特别是现在,活着并无趣。不过跟他说话要适可而止,我问:
  “我这趟回来,是住在羊圈呢?还是回大队去住?”
  “随你。”他爽快地说,“放不放羊也随你。你在山上苦了一冬天,想歇歇的话,就回大队。想放羊自在,就还是放羊。还有,你刚回来,给你三天假,咋样?”
  “行。那我就回队上干活去。”
  在农场,大队上最好混日子,按时出工,按时收工,按时休假,不管干得怎么样,工资一分钱也不少。这里不是劳改队,单独工作并不体现自由,反而会被牢牢地钉在岗位上,没有愿意放弃假日来替换你。尤其是我们这种人,还要冒风险。比如,羊只的成活率高,成绩不会归于你,倘若死亡率高了,倒会找到你的头上。
  书记搓搓手,掸掸裤腿,走了,沿着他上来的那条小路向居民点走去,她抱着锹过来。
  “书记开恩,放了我三天假。”我说,“奇怪,书记今天好象对人特别好,我看跟你聊得也挺热闹。”
  “哼!”她哼了一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些人可鬼着哩!”
  “怎么不一样了?”我敏感起来。我在山上一个冬天,看不到一张报纸,听不到一句广播,难道这期间世界有了什么变化?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着不一样了。”她望了望地平线上逐渐变大的白色的尘埃,说:“你要是没事,到咱们房子来聊聊。我那儿挺清静,就两个人,那一个是个老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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