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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更新时间:2011/08/29

其实,从各组抽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象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更何况,抽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满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色的小花落到水里,有的顺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吸引来无数的沙枣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色的和银色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作精彩的节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挺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X嘴!”
  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剧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久而久之,如果我们出工收工没有老乡,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妇站在渠那边看,我们反而会感到寂寞,年轻的小伙子在队列里走着也是无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并不重。要是来看的人多,绝大部分劳改犯人都会抖擞起精神来,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们最爱唱这两支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还有:
  我们——共产党人,
  好比种——子!
  唱到“种子”这个词,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站在渠那边的姑娘媳妇挤眉弄眼。王队长对犯人唱什么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他便会骂一句“婊子儿”,表示赞赏。直到后来警卫人员通过警卫部队的渠道向劳改当局提出了意见,劳改当局才下达规定:在这个非常的革命时期,劳改犯人只许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贱”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感到所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春节联欢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流行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日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乌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作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呛!”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哎,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经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干扰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没有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精神上的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田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恰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哎,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作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沷上奴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还离着很远,就听见他们嘻嘻哈哈地吵闹声。姑娘悠然又化作一团彩色的雾气。歌声、肉体、温暖的气息,全消失了。我的组员们一进门,先是一捧捧黄瓜西红柿堆在我的面前。
  “贼不走空趟!”劳改犯人们说。“吃吧,吃吧,这根黄瓜是刺儿皮,可脆哩!”塌鼻子用比黄瓜还脏的手在黄瓜上捋几下,算是擦干净了,递给我。你既然把他当作贼,他也就以贼自居了。并且,在农民们都做贼的时候,不做贼倒是反常,做贼当然不会觉得可耻。
  接着,他们便在土坑上打开铺盖,劈劈扑扑地抻褥子,抖被子。一股汗臭味顿时弥漫了全屋。躺在被窝里,他们还要聊一会儿。
  “咦,那个吴琼花八成儿跟洪常青搞上关系了哩!都在一个部队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没睡过觉,我才不信!”
  “南方人都喜欢搞那玩意儿,那地方热……”
  “我听说,南方人上厕所男女不分哩!”
  “在日本国,男男女女还在一个澡堂子里洗澡哩!”
  “日本国啥!那年我盲流到上海,也是个大热天,我亲眼瞧见一伙男的女的,全在一个大池子里扑腾!”
  “没穿衣服?”
  “穿衣服啥!穿着衣服能在水里扑腾?都他妈的光着身子!”
  “啧,啧……”
  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档,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是虚空的身子。
  有一次,劳改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列宁在十月》。劳改犯人看了,对瓦西里和他老婆吻别那场戏大感兴趣。
  “咦!了不得!电影影子里还吃老虎哩!”
  “嘿,抱着脸就那个啃!”
  “你跟老婆姨也啃过。嘻嘻!啃过没有?你说,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术语,劳改犯人可是记得牢牢的,随时挂在嘴边。
  “啃啥哩,脸怪脏的!我一偏腿上马,一蹦子就到河西了……”
  接吻“怪脏的”,而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却不“脏”!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进得门来就吹灯,
  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嗯咦哟——
  豆大的灯光熄灭了,姑娘上过吊的屋子里黑暗如漆。劳改犯们都入睡了,打鼾的打鼾,锉牙的锉牙,呻吟的呻吟;那个把牛喂死的劳改犯哼哼卿卿地这样唱了几句,最后吧咂几下嘴,也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幢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啊,魔障啊,魔障!
  我不能说那是淫荡的、下流的。在我体内,在我刚过三十岁的强壮的肉体里,也蠢蠢欲动着这个魔障。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这样写道:“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也就是说,她能把人和智慧、道德、教养、善良的天性全部毁掉,荡然无存。可是,去他妈的吧!既然早已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一次劳改,两次劳改,“反右”过去了十年还拿我写的诗“示众”,死死地揪住我不放;佛教尚讲“六道轮回,生死相继”,而我却总没有再次投胎的机会,又要那些智慧、道德、教养何益?
  我们劳改犯入睡觉时全身脱得精光,一是为了省衣裳(除了那一张黑皮,衬衣衬裤可是要自己花钱买,或是由家里寄来),二是为了不生虱子。我在被窝里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肌肉饱满结实的胸脯,很是惴惴不安,就象抚摸着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爱情,早已在我心中熄灭;我的爱情和我曾经爱过的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让她与我共担险恶的命运,对她弃之不顾倒是还给她自由;正是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多想她。想她反而是虚伪,这等于把感情的债务强加在她身上。并且,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我见得太多了: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跨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感,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纯洁的如白色百合花似的爱情,战战怯怯的初恋,玫瑰色的晚霞映红的小脸,还有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主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只是动物的生理性要求。可怕的不是周围没有可爱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感情中压根儿没有爱情这根弦。于是,对异性的爱只专注于异性的肉体;爱情还原为本能。感情和皮肤同步变得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象鹰眼似的阴沉,我抚摸得到我胸腔、我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阴险的咻咻的鼻息,感觉得到一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的乱窜。那不是我,或是我的另外一面。可是它很可能猛地冲击出来将我撕得粉碎,然后舔舔它的血唇,扑向它所能看见的第一个异性。
  我睡着了。我梦中出现了女人。但女人即使在我潜意识中也是不可把握的,模糊不清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我羡慕跟我睡在一间土坯房里的农民们,这个地区有早婚的习惯。在他们的梦中,他们还能重温和异性接触的全过程。这种囹圄之梦,摆脱了脚镣手铐,能达到极乐的境地。而在我,梦中的女人要么是非常抽象的:一条不成形的、如蚯蚓般蠕动着的软体,一片毕加索晚期风格的色彩,一团流动不定的白云或轻烟。可是我要拼命地告诉我,说服我:这就是女人!
  有时,女人又和能使我愉悦的其他东西融为一体: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酭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暄暄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象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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