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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牢情话

作者:张贤亮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08/30

满纸荒唐言
  ——摘自《红楼梦》
  近几年来,我的生活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事与愿违。这一次又是如此。本来是想拒绝和她有管与被管之外的来往的,可是现在还非要设法和她建立某种暧昧的关系不可了;本来是已经生死置之度外,听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却又有生的留恋,非要积极地去求得解脱不可……老秦对我的动员,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的确是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经验,有时,我觉得他真是个梅菲斯特斐勒司,虽然会引诱我去犯罪,但却给我开了新的思路。他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我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应老秦去试一试以后,就被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紧紧抓住。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的时候,搞不允许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对她来说更是不正当的,可是这种犯罪感却会成为一种刺激,激起在刘俊这些人手下既恐惧而又不甘俯首帖耳的反抗性和报复欲。这种情绪使我兴奋不已,甚至缓冲了我悼念母亲的悲痛。
  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和她谈话的机会。这种话。又不是出工、收工时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虽然我弯着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堤上乘荫纳凉,而咫尺天涯,我只能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接受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小顺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小道消息:因为现在“犯人”
  都和大队在一起干活,看守用不了那么多人,稻田薅草任务又很紧张,连队准备撤下全部女战士,再把王富海派来看押我们。
  “……哥儿们还告诉我,”小顺子又说,“这些天连里是因为受了灾,又抢着薅草,没工夫整咱们。等秋收一罢,妈妈的!连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咱们了。咱们大家都当心点,妈妈的!该写遗嘱的就写遗嘱吧……”小顺子虽然不出工,也没挨过打,可他总自觉地把他划在我们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对我说:“这事再不能拖了,现在,第一步,你必须扯着她,叫她设法赖在‘学习班’看我们。她要是一调走,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装着系凉鞋的袢子,蹲在队列外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样?听说你们女战士都要撤换下去。”他俩走上来,我插在“多事先生”
  和她之间。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着急啥?”
  “你能不能争取留在这里看我们?”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后说,“我都说好了,不会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让连里派我领你和这个疯子去。明天我把那个本子给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别的女战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马上任。
  我们呼完口号,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队列,押我们到玉米地,其他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矿物质和羊粪,等于给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长得黝黑茁壮,顶端都抽出了粉红色的花穗。宽大的叶片在晨风中抖掉了晶莹的露水,发出一片柔和而欢快的飒飒声。渠堤和沟沿上,长满肥嫩的猪耳菜、碧绿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闻的苦味。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毛主席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毛主席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
  她的好意,总还是应该感谢的。
  刷、刷、刷,她也钻进了玉米地,头上沾着点点粉红的玉米花穗。
  “疯子把水管放开了,水到这里还有一会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你看了吗?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没有?”
  “谢谢你。”我站起来,把小册子和《毛主席语录》还给她,“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上面来人说,啥问题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个人的,这里面都写着哩!”她把小册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怀里,仰起脸看着我,“可我文化浅,找了半天找不到:为啥叫你这样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为啥咱们的生活好了一阵子,又过一九六○年……”
  “别……别说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阒无人迹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娇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转了话题,“哎!他们说你过去是诗人,啥叫诗人?”
  “诗人吗?”我“哼”地冷笑一声,一接触到个人问题,牢骚就来了,“诗人就是专门说废话的人!”
  “瞧你!啥都不给我说实话!”她噘起好看的嘴,装出气恼的样子,“你以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后不跟你好了!”
  啊!但愿时光在瞬息之间退到十二年前,让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蓝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绿的青纱帐里,重新开始……
  “唉——”而那时,我只能叹气,用无可奈何的调子说,“我不是不跟你说,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和处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吗?”她又转嗔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劳改,我也看你去。不过……”她截住话,沉吟着,低下头看着叠在一起的两手。
  我没有敢接她的话问下去。和她单独在一起,我既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一种微妙的激动,又有一种仿佛濒临深渊的畏惧,这二者汇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种极为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老秦说的对,在这里不可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正正经经地谈恋爱,何况恋爱对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战士,现在,枪就在她背上熠熠闪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连首长”那里去报告我们“犯人”一天的言谈动静,我只觉得四周都充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陷阱;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连一个陷阱;他们张开网要罗织我们,我们又操起盾牌对付他们。于是,我极力想在她那纯洁光灿的脸上看出什么阴影,找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过。
  “那么,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能让刘连长听你的话的:你说不撤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们带来放玉米地的水就来放水。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没……没有……” 她马上慌乱起来,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躲开我的视线,“没有……啥关系也没有。”
  “我不信!”我更怀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扛上铁锹,准备钻出玉米地。
  “别……别……你回来。”她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
  …我……我就跟他说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让他……让他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就跑出来了。”
  “就这点?”
  “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
  “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
  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
  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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