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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牢情话

作者:张贤亮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08/30

潘多拉使诸神和人们惊讶了。
  ——《希腊古代神话传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会放射出这样美的光辉。金色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甚至可以看到她红润的皮肤上茸茸的汗毛。齐耳的短发配上圆圆的脸,表现出了无邪的稚气;肩膀、胸脯、胳膊和手都厚实丰满,仿佛勃勃的生气要往外溢出似的。她是当时画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肥腴、妩媚而又端庄。她背着一支七九步枪,穿着已经被洗得发黄的绿军装。而就这种装束,在我们眼里也像个天使,露出安详的、抚慰人心的、好像还有点歉意的笑容站在地狱的门口。
  所有的“犯人”,包括小顺子在内,都乖乖地排好了队瞅着她,听她的命令。
  当务之急是排水。哪里能排出去就到哪里挑沟,十个人要分散开来。大概她和她率领的女战士们早已商量好的:三个“刑事犯”归两名年纪较大的女战士带领;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子,由一名体弱的姑娘带领;小顺子和小陈两个年轻小伙子归在一名“孙二娘”式的女战士麾下(可是小顺子马上就喊肚子疼,回牢房睡觉去了);老秦“一贯不认罪服管”,单独由一名“顾大嫂”式的女战士看押;“多事先生”这个抑郁型的精神病患者和我这个白面书生,是属于既老实而又身体较强的一类,由她亲自带领。
  啊!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空气清新凉爽。从充满氨臭的牢房出来,我头晕目眩,脚步趔趄了一下。她在后面喊了一声:“小心!”关心多于呵叱。这时,只要两个平和的字眼,就能给人以温暖。我心头好过了一点,定了定神,才看到:灾情的确是严重的。目之所及,不过是被淋得像一摊摊烂泥的土坯房和环绕房屋的东倒西歪的树木;已经坍塌的房子,早已泡成了一堆堆凄凉的荒冢(我们那问土坯牢房没有倒塌,简直是不可解释的奇迹)。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了。然而,天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清晨的微风,在水面上吹起无数细碎的鳞波。大自然以万物为刍狗,她并不以为这对人是一场灾难,仍然到处炫耀她的美丽。我不觉叹息了一声。
  “咋哪?不好走吗?”她以为我在叹行路的艰难,“来,让我走前面。我路熟。”
  红润匀称的小腿,矫健有力地蹚到我前面。一圈圈美妙的弧形的涟漪,在小腿肚四周轻漾。这个印象,好像开始驱散笼罩在我心头的乌云。我感到一股青春的热流在搏动,感到一种异性的美对我的刺激。我不由得挺起胸来——我也是个年轻人。
  远远的,其他几个女战士都按条例规定走在“犯人”的后面或侧面。惟独她,背着枪,用一根树枝在我们两个“犯人”前面全神贯注地探着路。我突然产生异想:
  如果真有犯人在后面用铁锹这样一劈……
  “喂,班长,”我想,我毕竟是个男人,“还是我走在前面吧。”
  “不,”她没有回头,“你路不熟。这附近本来就有个好几丈深的大水坑……”
  “啊!——”
  她的话没有说全,就传来一声惨叫。七八十米的前方,有一个绿衣服的影子一晃,就没入水面。
  “不好!”我大喊一声,扔下铁锹,奋力向前面奔去。跑了一大半距离,我也陡地滑进了大坑,接着,我换用自由式的泳姿游到出事地点。这时,一片妇女的长发像水藻似的正在水面飘浮着,我一把抓往它,再游三四米,就爬上她原来滑下去的斜坡,把她拖了上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绿军服,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一头水淋淋的乱发劈头盖脸,两只枯瘦黧黑的手紧紧抓着两团污泥。我不能把她放到水里,只得抱着她蹲在水面上。
  “啊呀!真亏你!”女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这是刘连长的爱人。她大概是回来给娃娃拿尿席子的,咋办?咱们把她抬到羊圈去吧。喂——喂——”
  她招呼来几个女战士,那群“犯人”仍留在远处,莫名其妙地向我们这边瞧着。
  这就是“连首长”夫人!我看到了我们生活条件的普遍贫困,那样一位威风凛凛的人物,家庭生活也不富裕。我那还没有完全泯灭的善意,又不自觉地萌生出来。
  “先急救吧。”我说,“从这里蹚水到羊圈,至少要蹚半个多钟头,到那里,人也完了。你把李大夫李方吾叫来。他有办法。”
  “好,好……”她信任地对我连连点头,其中不无亲切之意,“李方吾——李大夫——你过来——”
  李大夫跌跌撞撞地在水里蹚过来,略施小技,不一会儿“连首长”夫人就苏醒了。
  “啊呀!大妹子呀!我这趟可过了次鬼门关呀……”“连首长”夫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那死鬼不顾家呀!就知道干他妈的革命呀!革得他妈的家里都死光他也不管呀……”
  “好了,嫂子!好了,嫂子!……”她噘着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地劝慰着;用滚圆的、长得很好看的手指替“连首长”夫人理顺头发,“好了,嫂子!人家连长干的是革命,是国家大事,别怨他……”
  这一上午,就因为出了这件大事而在忙乱中过去了,谁也没有干一铁锹活。我们轻松地回到牢房。但一坐下来,就感到饥肠辘辘,玉米饼都吃完了,只得无精打采地爬上炕,靠在潮湿肮脏的被褥上。
  一会儿,门又轻轻开了,她忸怩不安地站在门口。我们都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看她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中饭。
  “石在,你出来一下,”她招呼我。眼里闪耀着羞涩的光泽。
  “什么事?”我跟她走到墙角,问她。
  “给。”她拿出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着的玉米饼。
  “就一块吗?”我瞥了一眼。
  “就一……一块。”她讷讷地,脸好像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这一块,我们十个人怎么分呢?”
  “就给你的。这是我的一份。你一个人吃。”
  “哼哼,”我冷笑着,“你以为我一个人当着他们那么多双眼睛能吃得下去吗?”
  “你就在这里吃,吃了再进去。”
  “谢谢。”我轻轻地推开她的手,“这……这我不习惯。”
  起风了。风徐徐地刮过水面,拂起她颊边那一绺新月般弯曲的黑发。这时,我才发现,她左腮靠嘴唇上方,有一颗令人惋惜的、如绿豆般大小的黑痣。
  “你……也是坏人吗?”停了一会儿,她有点尴尬地问我。
  我不知怎么回答,难堪地笑了笑。
  我们相对无言。她又低下头,微蹙着眉,像是为难地喃喃他说,“我说,我不愿来看管你们……可那……”
  我侧着脸怀疑地看着她,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派来试探我的吗?想到这里,我的心抖了一下。
  “班长,要没别的事,我进去了。”
  “哦,”她仿佛从自己的思索中惊醒过来,“你进去吧……”
  停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听见她抖抖索索地把门锁上。
  “什么事?”大家好奇地问我。
  我也不知是哪来的那么一股狭隘得可笑的英雄主义,把刚刚的事情气愤地说了出来。
  “唔,唔……”老秦意味深长地点着头。
  “嗨!妈妈的!你石在真傻!吃了再说。”小顺子扑到窗口。“喂——乔班长——”
  她又哗哗地蹚回来,在窗外问:“啥事?”
  “你不是有块饼子吃?”小顺子嬉皮笑脸地,“来,咱们给石在做了工作,他要吃了。”
  “是吗?”她高兴地从被王富海打碎的那块玻璃缺口把饼子递进来。
  “好了!”小顺子捧着玉米饼到炕边上,“来,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今日同饮庆功酒,甘洒热血写春秋’。来,这块大一点,给石在;这一块给李大夫……‘多事先生’你还伸手呀?妈妈的!你别吃了,吃了事儿更多!……好,一、二、三、开始,吃!”
  一口饼子细细地嚼完,慢慢地咽下去,人好像有了点精神,老秦问道:“小顺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姓乔?”
  “嗨!好嘛您哪!全团一枝花,武装连的大美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名叫乔——安——萍!”
  “那么,她是怎么到这团场来的呢?”老秦又问。
  “不知道是谁的小姨子,从老家跟着一块儿来的,你别看她,打她鬼主意的可不少,包括咱们‘连首长’在内。为啥叫她来看押咱们?这就是照顾,懂不懂?大田里干活苦得很,尤其是现在,看咱们多轻松,谁都知道咱们不会跑,背着一杆枪,样子货!”小顺子滔滔不绝地说,“可这姑娘有点冒傻气,一会儿跟着刘俊这帮人喊:‘打倒、打倒……’一会儿又跟他们辩论: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还认真得不行,刘俊他们把她当玩意儿耍呢,瞧吧,迟早她要栽在这帮人手上……”
  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
  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
  “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
  “哦, 那, 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
  他们爱糊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
  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
  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
  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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