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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绿化树

作者:张贤亮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09/09

黄土高原气候特别干燥,半个多月以后,田野上的雪大部分都蒸发了。是蒸发,而不是融化。那背阴的沟坎,那潮湿的坑洼里还留有残雪,乡间的土路上却又扬起了尘土。山脚下,那高高的旋风柱又一根根地巍然挺立起来。在东边,坦荡的、一望无际的黄土,金灿灿地呈现出了一片沉寂的春意。风偶尔在田野上扫过,透明的蜃气像野马似的奔腾,我才体会到庄子《逍遥游》中的“野马也,尘埃也”的传神。
  海喜喜赶着他的大车,更加威风抖擞地哐哩哐□地跑开了。那几匹瘦马日见羸弱。可是海喜喜的技术就在这里,他能让马跑到死,除非牲口自己倒毙在路上,绝不会疲疲沓沓地拉车的。谁使唤的牲口像谁。没有人跟海喜喜的车能坚持到两天以上。“那驴日的使牛劲,拿咱们穷折腾!”跟过他车的人,没有不骂他的。运肥期间,他的车至少换了十个跟车的人。轮到我们组派人,中尉跟了他一天车,回来用他家乡话骂道:“那是个王八犊子!在这时候,还想挣他妈的功劳哩!别人拉两车、三车,那王八犊子拉了五车!把我累歹乎了。谁爱去谁去!我明儿要走镇南堡。”第二天,我主动地去跟海喜喜的车。
  马号里面,是个很大的四方形院子。一辆辆大车停在土墙下,那三面,是三座破旧的牲口棚,用被牲口磨蹭得摇摇欲坠的柱子支撑着。我和几个跟车的农工一起先到院子里,裹着破棉袄,蹲在朝阳的墙根下等车把式们套车。车把式把各自的牲口一匹匹从棚里牵出来。顿时,院场里“吁、吁”,“啊、啊”,“驾、驾”……响成一片。有的车把式带着宿睡未醒的沉闷,有的车把式无精打采、满面愁容。他们的牲口也是一副恋槽模样,牵出来后,懒洋洋地哪儿也不想去,像桩子似的定在院场中间。直到车把式把劲儿使完,把唾沫骂干,才带着满身鞭痕不情愿地退到车辕里面。
  只有海喜喜,挺胸昂首,在好些车把式和好些牲口中间,旁若无人地用鞭梢指挥着他的牲口。那副神气,倒象一位马戏团的驯兽师,毫不费力地就把调教得乖乖的牲口领到各自的位置上,一鞭子也没抽,很快地套好了车。套完了,他并不出车,跳到土墙上一蹲,用傲慢的眼光俯视着他的同行们。那种姿势,我是熟悉的。车把式一辆辆地把车赶出马号,跟车的农工也都爬上了自己跟的大车。整个院场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还有他的三匹牲口。这时,海喜喜站起来了,在高高的院墙上手打遮阳地向场外望了一圈。马号外面,传来翻肥的妇女麻雀般的叽叽喳喳的笑骂声。他轻捷地向下一跳,直向一堆干草垛大步走去。
  一会儿,他从干草垛后面出来,手里拎着一面袋东西,看来足足有四五十斤。到大车跟前,他一弯腰,把那袋东西塞进车底盘下面的底兜里,然后掸掸袄袖上的碎草,操起鞭杆“驾、驾!”把车赶出大门。
  车从我旁边经过,他也不跟我打招呼。而我一纵身,手不扶栏,从车后跳上了大车。我要让他看看,我不会像鸭子似的连跌带滚地爬进他车厢里去的。
  他从干草垛后面提出来的东西,我知道不外是黄豆、豌豆、高粱之类的马料。我可以和他有某种默契,不去检举他。这种事情我在劳改农场见得多了。我的浪琴表就是一个车把式换去的。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车把式从车底盘下面一个用麻袋做的底兜里,倒出一大堆黄萝卜。没有秤,他还要在斤两上跟我争来争去。而那些黄萝卜能从哪儿长出来呢?绝不会长在木头做的车底盘上,只能来自他刚刚拉的那块属于农场的黄萝卜田。一倒手,他等于从我手上白拣了一块金壳的瑞士名牌表。但你还不能去告发他,要违犯交换双方达成的默契,那你就挨饿吧!今天天气很好,不到十点,早霜已经化尽。干草上,木栏上,显现出湿润的褐色的霜痕。天蓝得透明,道路干燥而坚硬。被翻开砸碎、变得松软的肥堆,像刚刚从笼屉里拿出来的一样,冉冉地升腾着水汽。今天,我的情绪也很好,更有一种神秘的兴奋。神秘之感来自我对某种必将出现的不平常的事情的期待……按照惯例,车把式赶车,也管装车卸车,跟车的人不过是车把式的帮手。如果两人相处得好,谁多干一点谁少干一点都无所谓,配合起来共同完成任务就行了。车把式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赶车的,原先全要跟一段时间车。手脚勤快些,脑子灵活些,帮着车把式套个车、卸个车,中途接过鞭杆赶上一截,慢慢就学会了。车把式没有什么驾驶执照,不需要哪个机关来考核,队长、组长的眼睛就是标准,他们看谁能单独赶车谁就能单独赶车。赶车并不难学,比学开汽车容易得多。技术高低的区别,在于怎样调教牲口——这却比和机器打交道困难得多——以及在大车搁住的时候与危险的情况下怎样应付。这时,头脑的灵活和手脚的麻利比积累的经验更为重要。而一旦赶上了车,在没有机械化的农场,车把式就算是一个高阶层的劳动者了。
  海喜喜就是一个技术高的车把式,是这个队的高阶层劳动者。……他把车赶到肥堆跟前,圈好芨芨草编的笆子,跳下车,走到墙根底下一蹲,装着修理自己的鞭梢,却不动手装肥。他摆出这种阵势,就是要我一个人装车卸车。
  我取下四齿铁叉,像他一样:“啐!啐!”响亮地朝手掌啐了两口唾沫,“刷、刷、刷”地抡起叉杆。车装满后,我把叉朝车上的肥堆一插,跳上车,坐在车辕上,掏出那宝贵的“双鱼牌”,晃着腿,抽起烟来。
  “坐后面!”他甩着鞭子走到车旁边,恶狠狠地说,“辕重了!”我知道前面装的并不重,他是有意要把我赶到后梢去坐。大车上,车轴以前属于“软席”车厢,坐在车轴后面那部分,一不小心就会颠下来,比“硬席”还硬。但我装完了这一车,我对我的体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我身上沁出了一层薄薄的汗水,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我潜在的力量无阻挡地释放了出来,而且感到潜力之下还有潜力。这种发现叫我感到无比地欣慰,无比地喜悦——我是一个真正的年轻人!
  我向他表示宽容和鄙规地一笑,跳下车,坐到后梢上去。
  啊,我要记住,我要记住,
  你宝石般的指纹!
  到田里,他仍不卸车,手操着鞭杆,我卸一堆,他往前赶一截。一大车肥卸成四堆。他赶的速度比别人快,第一趟回来,我们就甩开车队,独来独往了。
  现在,在肥堆前装肥的只有我们这一辆大车了。到第三趟,所有在肥堆旁边翻肥的男女农工,包括谢队长,都看出了我们两人的蹊跷。海喜喜把车停到位置上,大明大白地,毫不掩饰敌意地在车旁一蹲。他不吸烟,手不停地缠着他的鞭梢,好像不是准备打马,而是准备在我不出力时抽我一顿。农工们吃吃地笑着,轻声地指点着,评论着。我无异在做表演。而这时,我越干越有劲,倒不完全是为了向他应战,而是我欢快地感觉到了我青春的活力。我已经解开了我棉袄的扣子,在十二月的暖融融的阳光下,敞开了我像手风琴键似的胸膛。在一叉一叉中间短暂的间歇里,我偶尔也摸摸这两排琴键。它是湿漉漉的,热滚滚的,然而又是有弹性的。它竟会使我联想到苏联红军歌舞团访华演出时演奏过的《马刀舞》。这两排琴键正奏着一曲带有哥萨克风格的凯歌。
  马厩肥多半是草末,并不重,一叉下去能挑起一大团,用四齿铁叉挑百十下就是一车。所有的劳动全是因为饥饿才变得沉重的。现在,我越装越熟练,越不慌不忙。我开始用劳动生理学的方法,来寻找拿叉装肥时腰、臂、腿在每一个动作中的最佳角度和着力点。我把从叉齿叉进肥堆到撂进笆子这一过程分解成几段,很快,我就确定了每一段里腰、臂、腿相配合的最佳角度和最佳着力点。一经确定下来,动作就程式化了,不但不费力气,并且姿势优美。
  装完第四趟,我明白无误地知道我顶住了,我胜利了!我几乎还和装第二趟时那么有力。旁边看的女农工有的在嘲笑海喜喜,说他是“哈熊”——这个词是无法翻译的;谢队长态度莫测,不时地“熊!熊!”不知是骂海喜喜,还是在骂我。海喜喜不好意思再蹲在车旁边了,他不是上厕所,就是站得远远的。而此刻,我内心却遵循着一种普遍的心理规律,越过了我既定的目标,向新的目标发展了去。这个目标其实和原来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我顶住了,我胜利地应付了这场挑战,即刻就想到要由我来向他挑战。现在想的不是不被他压倒,而是要压倒他!我们拉了第五趟回来,别的车只拉了三趟,那个“死狗派儿”车把式只拉了两趟,谢队长抬头看看太阳,喊了一声:“收工了!”但我却喊道:“不行!我还没过瘾哩,我们再拉一趟!”
  第六趟回来,冬天的太阳快落山了。山顶没有云,没有晚霞,裸露的山峦披着一片沉郁的黛青色。一群群昏鸦麻雀,从已经没有一颗谷粒,只剩下几垛干草的场院那边,从马号那边呼呼地飞过乡间的土路,落到像荆棘一样干枯的小树林中雀噪不停。空气有点湿润了,轮下的尘土向上翻腾一阵,很快就倦倦地沉落下去。阵阵凄凉的寒意迎面扑来。我裹紧破棉袄,坐在车栏上。前面,是海喜喜有点伛偻的背脊。那脊背上一览无余地呈现出他闷闷不乐、甚至是苦恼的心情。兀地,不知怎么,我也和他一样,感到闷闷不乐,感到苦恼,感到无趣,感到抑郁……胜利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像掉进一个冰凉的深井里。田野上阒无人迹,淡紫色的暮霭向我们合围过来。一条孤寂的忧郁的土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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