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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回 毛泽东湘江情思 三人担架初论兵

红土黑血

作者:石钟山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1/10/19


  毛泽东躺在摇摇晃晃的担架上,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天空灰暗,细雨濛濛,远处的枪炮声轰轰地响着,夜晚的寒气不时地袭来,夹杂着前方传来的火药味。毛泽东睁开眼睛,扯了扯盖在身上的那块雨布,他问走在担架下的吴吉清,这是到哪了。

  吴吉清一时也说不清到底到哪了,他只知道过了潇水,估计快到湘江了,要不然前面的部队不会打得那么激烈。这么一想便答:主席,怕是快到湘江了。

  湘江?毛泽东叨念着,从担架上坐了起来,举目望去,四周仍蒙蒙的一片,山林树木影子似地立在四周,队伍稀稀拉拉地前行着。

  此时的毛泽东,目光似乎穿透这黑暗望到了那条令他百结愁肠曾激扬文字的湘江。久违了湘江,他似乎又嗅到了潮腥的江风,伴着点点灯火,一阵陈向他袭来。

  十几年前,湘江的水陆洲上,他曾雄心勃发,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那时他年轻气盛,是怎样一种心境啊!视诸侯如粪土,立志主宰大地沉浮。那时的一切都不在话下。风风雨雨十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毛泽东只能躺在摇摇晃晃的担架上,要走向哪里,未来的命运如何,他都不知道。这么一想,他浑身上下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透过灰蒙蒙的夜空,他似乎又看到了湖南的山、湖南的水。是湖南的韶山湘水养大了他,是这一方山水给了他勇敢的性格。正是这种勇敢的性格使他走出家门。长沙市郊40里外那个韶山冲里,孕育着一个伟大而又不平凡的生命。这个生命顽强地抗争着。韶山冲距长沙仅40里路,可在当时,却是那么的遥远,遥远得毛泽东一直活了20年还没有去过一次长沙。

  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民没有一个不是想发家致富的,他们视土地如生命,视发家为毕生的事业。毛泽东的父亲下定决心让毛泽东读书也是从一个农民的角度考虑的。父亲需要家里能有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因此提高毛氏家族在村中的地位。

  毛泽东从会走路时开始,便在地里像别人家孩子一样,与庄稼为伴与土地为生,他从小便了解了什么是劳作,什么是农民。毛泽东7岁时开始读私塾,那时私塾都是一样的课程,从《百家姓》开始,最后又到《论语》、《孟子》、《左传》……

  后来他又考上了湖南长沙的师范学校,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才有机会从韶山冲走出去。他还记得上学那一天,父亲把他送到村口,他身背行囊,手攥一把油布雨伞,用稚气的目光打量着身后的土地和父亲。父亲那双苍老的眼睛里满含的是希望,他转身向前走去,走在父亲那双苍老的目光里。

  童年的毛泽东最崇拜的是母亲。母亲和所有传统中国农村的女性一样,善良而又勤劳。母亲的善良体现在,她把家里的米饭经常送给那些饥饿的农民,这一切当然要避开毛泽东的父亲。母亲信佛吃素,这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在他年幼的时候,毛泽东因惊吓而生病,这时的母亲便用一碗米,一块布蒙在上面,为毛泽东叫“魂”,那一声声亲切又善良的呼唤,使毛泽东似听到了一首无比美妙动听的催眠曲,安然地睡去。不知是母亲的招“魂”起到了作用,还是他睡觉的作用,反正他的病一次次在母亲的叫“魂”声中好了。母亲就是他的上帝,他崇拜母亲。到了他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这个家的操劳终于病倒了,毛泽东为了使母亲的病早日好起来,他走出韶山,几步一拜,一直拜到100公里外的衡山,他的虔诚没有感动佛,母亲最后还是病逝了。这给毛泽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也许就是从那以后,他不再那么信奉佛了,即便信也是将信将疑,但佛教的思想无疑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思想成熟起来的温床,他在长沙读了5年的书。给他思想带来深刻变化的是杨昌济教授。杨昌济教授留学日本和英国,集中、西于一身,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认识了恩师徐特立也是在这所学校。还有一大批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等。

  在长沙长达5年的求学中,不仅使他熟知了“孔子”、“孟子”,还使他知道了西方哲学,西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从孙子兵法到孙中山的改良思想。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轰轰烈烈,虽然中国不是第一次大战的参予国,但“一战”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很晚,就是后来看到了,他研究的也不是那么详细,这成了后来在苏区中那些留苏派的一个话柄,后来受到排挤,而放弃军权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一直深信,中国是中国,俄国是俄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固然是成功的,可中国再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未必行得通。直到后来,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一套理论,都是他在深入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在试图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

  索尔兹伯里在写到毛泽东这一段时曾说:

  ……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进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钊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1919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奇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信仰的东西。他同60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的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的强烈吸引。

  湘江使毛泽东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湘江使他长大使他成熟。就是他和杨开慧的爱情,也是湘江孕育的。虽然他们的相爱是在北京,那时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也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投入到革命活动工作的。因为志同道合,他们相爱并最后走到一起。后来又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了长沙。但他和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都是幸福的。杨开慧和所有多情的女性一样,过分地依恋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种过分的依恋很恼火,甚至厌烦,他想成其为事业,这种儿女情长无疑影响了他在事业上的进取。毛泽东又不好直接说出这种心情,便写了一首诗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让杨开慧误解了,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伤害。

  也就是从这时,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便开始产生了裂痕。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吵架,那时,毛岸英刚出生不久,毛泽东要出门远行,杨开慧不想让毛泽东走,但又不直说,却让毛泽东带上孩子一起走。毛泽东感到恼火和好笑。最后毛泽东还是愤然出走,也就是那次出走,他写下了那首不知何滋味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

  更堪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毛泽东虽然离开了杨开慧,可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这种情爱使他的内心道不出无尽的滋味。就是到了井冈山和贺子珍结合,贺子珍年轻漂亮,在生活上对他的悉心照料,也不能使毛泽东忘记杨开慧。那是他的初恋,有着他更多更深的记忆。后来他才明白,杨开慧就是杨开慧,贺子珍就是贺子珍。到了后来,他把贺子珍送到苏联治病,也不能不说和他的这种复杂心境有关。

  1930年11月24日“长沙事件”,革命烈士惨遭杀害。这件事曾轰动了全国。杨开慧被杀,与毛泽东率领队伍两次攻打长沙有关。毛泽东当然明白杨开慧是为谁而牺牲的。

  毛泽东在即将到达湘江东岸的时候,想到了杨开慧,想到了这次征途。

  在征途上,这些天有很多下层的红军指战员认出了他。那一次,他正坐在一个山坡上休息,山脚下是一条清泉,不停地汩汩流过。大约有一个连的战士也坐在不远处的一片树林里休息,有几个战士用铁碗在山脚下喝水,路过毛主席休息的那棵树下,认出了他。有一个老兵低声惊叫了一声:毛主席!还有几个新战士显然早就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可惜没有见到过,听那个老兵这么一叫,也惊奇地朝这面看。

  那个老兵这么叫了一声之后,毛泽东微笑着冲那个老兵招了招手,离开红军岗位之后,他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这些红军战士。

  那个老兵走过来,手里捧着一碗泉水,到了近前激动地说:主席,喝口水吧。

  毛泽东一直微笑着,他伸过手接过了那碗水,此时他并不渴,但还是喝了几口,把碗还给老兵之后道:这水真甜咧。

  站在远处那几个新兵,见到他这样便也大胆地凑过来,一起围在了毛泽东的身边。

  那个老兵因激动喉头变得哽咽了,他颤声地问:毛主席我们这是往哪里走哇?

  毛泽东冲前方挥了挥手道:我们要走到敌人后面去,让敌人找不到我们。

  又有一个新兵大着胆子问:主席,听说您不再指挥我们打仗了?

  毛泽东冲那个战士苦涩地笑了一下。

  老兵白了眼那个新兵。新兵忙止住话头。

  老兵很真诚地说:行军打仗,见不到您主席,我们心里就不踏实。

  毛泽东这次没笑,他的目光越过老兵的肩头,望着很远的天空,喃喃地说:天有病,人知否?

  毛泽东在此休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坡下那个连长的耳朵里,他让战士们原地待命,自己跑了过来。战士们这一次没有服从连长的命令,连长一走,他们也一起围过来。那个连长来到近前,向毛泽东敬了个礼,然后说:就让我们连给您担任警卫吧。

  毛泽东摇着头道:我很安全,你们有你们的任务。

  连长就说:主席,我们天天盼着您能指挥我们打仗。

  毛泽东站了起来,他的一只脚麻木了,站起来时差一点跌倒,警卫员吴吉清扶住了他。毛泽东把两手卡在腰上,看着那些围过来的红军战士,尽量提高嗓门说:红军是打不垮的,革命一定能胜利。

  这时那个连长带头鼓起了掌,掌声在山坡上响成了一片。

  休养连的人们,都向这边张望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连长向前走了两步道:主席,您要多注意身体。

  有几架飞机飞了过来,在山路上丢了几颗炸弹。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也想凑热闹哪。

  那个连长回身冲战士们挥了一下手,宣布了一条命令:保护主席。

  红军战士一起围过来,七手八脚地架起毛泽东向那片树林里躲去。

  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们只管打仗,他们知道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很少过问是谁在指挥整个红军在打仗。就是蒋介石也不知道是谁在指挥这支西征大军,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内的斗争,和权力更替,在来往的电文中仍习惯地称谓“朱、毛赤匪”。

  当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连连吃败仗的时候,红军基层的士兵才知道,领导他们的已经不是毛泽东了,这时的红军战士倍加思念起毛泽东来。他们怀念毛泽东指挥他们打胜仗的岁月,这就使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威信倍增。这些红军士兵没有多少文化,有的目不识丁,但他们坚信,能领导他们打胜仗的人才是好人,是他们信赖和拥护的人。红军中这种情绪,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掌兵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远见不是湘江失利之后才得以显现的。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西征之前,毛泽东曾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当然被李德、博古等人拒绝了。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了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暂时没有能力去左右红军的命运,他要让事实说话,他要等待时机。

  “最高三人团”的计划是突破湘江,与2、6军团会合,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贺子珍,这是在老界山的山角下。贺子珍一直在为毛泽东担着心,毛泽东又何尝不为贺子珍担心呢。那天在董老的安排下,两人在濛濛的细雨中,在老界山下那个半壁的小石屋里见面了。警卫员吴吉清把那盏马灯点亮,便退了出去。

  毛泽东看着怀着身孕的贺子珍心疼地说:子珍真是难为你了。

  贺子珍故作轻松地说:我很好,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

  毛泽东在灯下望着贺子珍半晌无语,他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好。

  贺子珍想起了什么似的从皮包里掏出一袋炒花生道:这是我们休养连发的,慰问你吧。

  毛泽东笑着接过那袋炒花生,当着贺子珍的面孩子似的便剥开吃了起来,贺子珍笑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你们休养连好,不论走到哪都能受到优待。

  贺子珍开玩笑似地说:那你明天就和我去休养连吧。

  毛泽东风趣地道:那我不是成了你的家属。

  贺子珍嗔怪道:你现在就是家属。

  毛泽东不说话了,似在沉思什么。贺子珍意识到,这句话又勾起了毛泽东的心事,现在毛泽东无职无权,只是挂着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头衔,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行军路上,他这个苏维埃主席也成了个空架子。贺子珍想改变一个话题,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还没等她开口,警卫员吴吉清敲门进来,他端来一盆水放在两人面前。

  毛泽东说:是该洗洗了。

  吴吉清走后,毛泽东说:子珍你先洗吧。

  贺子珍没说什么,弯着腰笨重地向脸盆前走去,洗完脸,又去弯腰洗脚。贺子珍难受地喘着粗气。毛泽东走过来道:还是我帮你洗吧。说完不等贺子珍同意便拉过了贺子珍的双脚。

  贺子珍羞怯地红了脸。

  贺子珍突然咯咯笑了起来,毛泽东不解地问:你笑什么?

  贺子珍两颊扉红:我痒痒。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

  毛泽东从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大笑。

  后来贺子珍躺在地铺上睡着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坐在贺子珍身边,看着熟睡中的妻子,他一边吸烟,一边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贺子珍再有两个月就该生产了,这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长征以来,他一直在思索红军的出路问题。“最高三人团”原定计划是与2、6军团会合。此时毛泽东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与2、6军团会合是一个陷阱,要让红军顺利地冲出重围,必须放弃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

  这样一来就要把军权从李德、博古手中夺过来,让红军迅速改变行进的方向。

  想到此,毛泽东激动起来,压抑了两年多的郁闷难抒的激情,犹如决堤的洪水,迅速凶猛地奔涌狂泻而来,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的迷雾已经消散。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他知道,要战胜那些人还要团结许多人,这些天的行军,他和王稼祥、洛甫几乎无话不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兵败,到红军的出路。王稼祥和洛甫似乎已经从错误的认识中清醒了过来,但仍需做工作。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3个坐在担架上行军的人,便没有分开过,他们吃在一起,走在一起,宿营的时候又住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宿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村里。白天他们在担架上几乎睡了一整天,这时的3个人都不感到困倦。医护人员进来询问了他们的病情之后,便走了。毛泽东在马灯下一直在看一本书。

  王稼祥探过身来问:主席,你在看什么?淮南子。毛泽东答。

  王稼祥自语似地说:淮南子?

  毛泽东把书放下,不失时机地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有机会你也看一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历史上的《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都不同,有人把共工说成是争强好胜的鲁莽汉,我觉得淮南子说的最为合理,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是共工改变了天地间的格局,我认为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敏锐的人,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毛泽东。他比博古、洛甫更先到中央苏区一步,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他看到毛泽东在繁忙中治理着苏区,领导着苏区军民共同反“围剿”,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宣传土地政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工作之余依然坚持博览群书。可以说,毛泽东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不像后来的那些亲苏派,靠的是主观臆测想象毛泽东。

  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武能安帮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但他同时又发现毛泽东的言论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而有他自己的独创。毛泽东曾说过: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它不可能在100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才能治好中国的病……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和后方的激烈争吵对抗中,他才真正看清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那些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无知的。

  他们对前方乱指挥一气,发号施令,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兵败。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的无情的斗争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利,我们要有个说法,不然对红军未来的命运更为不利。”王稼祥这么说。

  毛泽东又点燃了支烟,这个问题他早就想过,这一切都是那些人盲目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只有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可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想解决路线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时,毛泽东公然出来反对国际路线,自己孤立无援不说,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会说他是对宁都会议的反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形成一种阵势,让那些人奈何不得,无话可说。但毛泽东又意识到,在红军最危难的时候,挑起这种争权夺利的纷争是不明智的,要讲究策略,有理有节。

  毛泽东看着灯影外的王稼祥道:路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不仅打垮了敌人的四次“围剿”,还使我们的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苏区人民支持我们的热情是任何一支部队也未曾感受到的……

  那这次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王稼祥仍没把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路线分开来看。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毛泽东的神情有些激动,但头脑却异常冷静。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军事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出击,这样才有把握消灭敌人,单纯的防御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我们从军事上,人力上就输给了蒋介石,李德的那一套,只适合小规模战斗,而不是战役……

  要是采用你的办法,几次下来还能有效吗?王稼祥眨着眼睛问。

  变化是肯定的,战术要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应采取变化,让敌人摸不着头尾,发挥我们的长处,克敌人的短处,这样一来总能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李德等人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把西方的城市街垒战搬到中国来,这能不失败么?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治好中国的病,还是要中国自己的医生,我们目前红军的数量很少,只有在农村革命才能成功,这不同于俄国,我们没有军队的哗变,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只能小规模地暴动,然后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一点点地占领,一仗仗地打,不可能想通过一次暴动夺取政权。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不单单是一个蒋介石的问题,推翻一个蒋介石,还有李介石、陈介石、何介石……

  王稼祥很有兴趣地听着。

  中国的局面是太复杂了。王稼祥感叹着。

  毛泽东说: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不了解中国这个民族的原因。还有博古,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原文照搬中国现在的一切,可他又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这种教条主义,只能是原则上正确,实际中失败。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不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俄国就是俄国,中国就是中国,二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一概而论。广昌战役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王稼祥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那场战斗,但他知道彭德怀和李德、博古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公正,但有些事仍想不通,李德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毛泽东似乎看出了王稼祥的心思,接着又说:李德错误在整个战术上,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上。他勇敢却少谋,是中国人的谋,中国人是善于用谋的。博古过份依赖了李德,他把中国人的谋也忘记了。

  有道理。王稼祥一拍大腿这么说,伤痛让他复又冷静了下来。他冲毛泽东笑着说:知中国知红军者,非你润之莫属。

  毛泽东摇摇头,叹口气。

  此时,他的思绪已经飞向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他多么希望能亲自指挥这支浩荡的大军去创造一项人间奇迹啊。

  洛甫闭着眼睛,却没有睡着,他一直在听着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刚开始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并不以为然,然而,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终于忍不住,他睁开眼睛问:这么说,要想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也是有办法的了?

  当然有办法。毛泽东见洛甫说话更来了兴致,他接着说:

  以不变应万变,敌变我也得变,先藏长用短,诱敌深入,然后抓住机会,避短扬长,一举克之。敌人50万,我们不过几万,与敌人硬顶肯定行不通,我们要采用内外线结合的战术,先拖着敌人走,等敌人疲了,我们再打,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暴露弱点,发生过失,放松警惕,我们再来个大改变,布下一个陷阱,让敌人去钻。

  可是,敌人却步步为营,我们将如何呢?洛甫又问。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暂时放弃一部分土地,攻守进退纯属正常,把包袱扔给敌人,我们绕到他们后面去,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暂时让给他们的苏区,我们不仅可以收复,而且还能扩大。

  没错,我们在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中,与这些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原则是相悖的。王稼祥赞成地说。

  毛泽东又接着说:敌人的兵力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我们要战胜自己,集中优势兵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或部分地消灭敌人。李德倡导的短促突击,也能消灭一部分敌人,但这种拼消耗的办法,对我们是不利的,这就等于我们自己在打自己。

  洛甫不住地点头。其实这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向毛泽东靠拢。经过云石山上的多次聊天,他已经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4月在广昌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说伤亡太大,对红军来说,这种步步为营的办法是不明智的。洛甫曾对毛泽东说:红军这样下去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长征途中,李德对毛泽东发起的这种担架“阴谋”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种谈话对他的事业没有好处。

  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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