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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要望江南

兵要望江南

作者:
易静

《兵要望江南》为晚唐易静的词集,一名《白猿奇书兵法杂占彖词》,收词七百馀首,占现存唐五代全部词作的三分之一强,易静打破花间传统,用词来谈论、传播军机、兵法,堪称中国词史及军事思想史上之奇书。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作者:
道世

《法苑珠林》,又名《法苑珠林传》或《法苑珠林集》。著者道世,京兆(西安)人,俗姓韩,字玄恽。法苑珠林,凡百卷(嘉兴藏作一二○卷)。唐总章元年(668)道世( ~683)所著又作法苑珠林传、法苑珠林集。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三册。本书为一切佛经之索引。系道世根据其兄道宣所著之大唐内典录及续高僧传而编集,具有佛教百科全书之性质。全书分为一百篇六六八部,概述佛教之思想、术语、法数等,博引诸经、律、论、纪、传等,共计四百数十种,其中有现今已不存之经典。又以内容之不同而分类,故使用极为方便。其引用之文并非照经文抄录,而系录其要义。为我国佛教文献中极其珍贵之一部书。宋高僧传卷四、大唐内典录卷五、阅藏知津卷四十三。
    《法苑珠林》全书约百万余字,博引诸经、律、论、传等四百多种。从《劫量篇》到《传记篇》,依其内容性质分为百篇六六八部。其中各篇除广引佛教经论说明外,有关感应的文章,则旁采百家之书以明其验。

撼龙经

撼龙经

作者:
杨筱松

《撼龙经》是唐代风水大师杨筱松的代表作之一,是龙脉风水的最权威圣典,被誉为“中国古代测绘学之最”,是了解与运用龙脉风水、快速振兴家业的最佳典籍。 
    《撼龙经》在辨析龙脉时,特别提出了星峰对应的理论,根据山峰对应的星辰情况辨山龙,还要看山龙本身的精神。开创性的指出:平洋低处也有真龙,即平地两旁寻水势,“两水夹处是真龙“。《撼龙经》首次将天星,主要是北斗七星外加天皇、紫微两星借用到风水形势的分析上,将山脉形势分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共九星,并描述了九星的形态和吉凶对应。
    龙脉是风水学中最高端、最有全局观的精髓,它不仅存在于名山大川,也存在于平原、城市,是历代定都、选宅、开商铺的重要参考。杨筠松的《撼龙经》是龙脉风水的最权威圣典,被誉为“中国古代测绘学之最”,是了解与运用龙脉风水、快速振兴家业的最佳典籍。 
    旧本题唐杨筠松撰。筠松不见於史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 艺文志》则但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窦州人。掌灵台地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後往来於虔州。无稽之谈,盖不是信也。然其书乃为世所盛传。
    明李国木撰《地理大全一集》·三十卷、《地理大全二集》·二十五卷(通行本)是书一集之七卷至十卷为杨筠松《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二集二卷为杨筠松《青囊奥语》。
    《撼龙经》专言山龙脉络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各为之说。《疑龙经》上篇言干中寻枝,以关局水口为主。中篇论寻龙到头,看面背朝迎之法。下篇论结穴形势,附以疑龙十问,以阐明其义。《葬法》则专论点穴。有倚盖撞黏诸说,倒杖分十二条,即上说而引伸之。附二十四砂葬法,亦临穴时分寸毫厘之辨。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有《疑龙经》一卷,《辨龙经》一卷,云吴炎录以见遗,皆无名氏,是此书在宋并不题筠松所作,今本不知何据而云然。其《撼龙》之即《辨龙》与否,亦无可考证。然相传已久,所论山川之性情形势,颇能得其要领,流传不

谗书

谗书

作者:
罗隐

《谗书》为道家著作,唐代罗隐所著。罗隐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位道家学者,著有《谗书》及《太平两同书》等。罗隐的思想属于道家,其书乃在力图提炼出一套供天下人使用的“太平匡济术”,是乱世中黄老思想复兴发展的产物。
    《谗书》五卷,唐罗隐撰。隐(八三三~九一○),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人。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位道家学者,著有《谗书》及《太平两同书》等。罗隐的思想属于道家,是乱世中黄老思想复兴发展的产物。举进士十上不第,后入湖南幕,任衡阳主簿。中和间,避乱池州,自号江东生。光启三年起往依钱镠,先后任钱塘令、镇海节度使。天佑中,充节度判官。开平二年,钱镠奏为给事中。罗隐诗文皆享盛名,其诗多述怀才不遇之感及刺时讥世之旨,文以小品为主,多有感而发。本书作于咸通八年(八六七),时方应进士试,久不第而困处长安,自称他人著书以为荣,比为富贵,己之书则因以而辱,以困穷,仅自取谗,因以为名。所收凡六十篇,今本缺二篇,文体不一,或因时因事,或读书记感,大多议论犀利,见解独到,多述身世时政之感,为其小品文的代表作。今据清吴骞拜经楼刊本校点,并据《唐文粹》、清瑞榴堂刊本《罗昭谏集》及今人雍文华校《罗隐集》以校补。
    

缉古算经

缉古算经

作者:
王孝通

《缉古算经》 ,汉族古代数学著作之一,王孝通撰。他是唐代初期数学家。根据《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唐会要》的记载,王孝通出身于平民,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23年前后)担任算学博士,奉命与吏部郎中祖孝孙校勘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提出异议30余条,被提升为太史丞。王孝通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方面。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作了《缉古算术》。王孝通撰《缉古算经》唐武德八年(625)五月,王孝通撰《缉古算经》在长安成书,这是中国现存最早解三次方程的著作。
    王孝通所著《缉古算术》,被用作国子监算学馆数学教材,奉为数学经典,故后人称为《缉古算经》。全书一卷(新、旧《唐书》称四卷,但由于一卷的题数与王孝通自述相符,因此可能在卷次分法上有所不同)共二十题。
    在中国数学史上,《缉古算经》是中国现存最早介绍开带从立方法的算书,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汉族数学家早在公元七世纪在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西方,虽然很早就已知道三次方程,但最初解三次方程是利用圆锥曲线的图解法,一直到十三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菲波那契才有了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这比王孝通晚了六百多年。王孝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得意。他在《上缉古算经表》中批评时人称之精妙的《缀术》曾不觉方邑进行之术全错不通,刍甍方亭之问于理未尽",由于《缀术》已经失传,王孝通的说法是否正确,已无从查考,但想来恐有失偏颇。他还宣称,"请访能算之人考论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谢以千金",这又未免有些过于自信。以后,宋元数学家创立了天元术、四元术和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茶经

茶经

作者:
陆羽

《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陆羽所著。此书是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划时代的茶学专著,精辟的农学著作,阐述茶文化的书。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
    《茶经》是陆羽在各大茶区观察了茶叶的生长规律、观察了茶农对茶叶的加工,进一步分析了茶叶的品质的优劣,并学习了民间烹茶的良好方法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套规律,此外陆羽还留心于民间茶具和茶器的制作,且制作出自己独特的一套茶具。陆羽用自己的一生研究茶事,他的脚步遍及全国各大茶区。
    《茶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是陆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和结构有: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
    《茶经》共三卷十篇,“一之源”考证茶的起源及性状。“二之具”记载采制茶工具;“三之造”记述茶叶种类和采制方法;“四之器”记载煮茶、饮茶的器皿;“五之煮”记载烹茶法及水质品位;“六之饮”记载饮茶风俗和品茶法;“七之事”汇辑有关茶叶的掌故及药效;“八之出”列举茶叶产地及所产茶叶的优劣;“九之略”指茶器的使用可因条件而异,不必拘泥;“十之图”指将采茶、加工、饮茶的全过程绘在绢素上,悬于茶室,使得品茶时可以亲眼领略茶经之始终。
    《茶经》反映出当时茶叶的采摘、制作、鉴定、分级及烹煮、饮用等都积累了丰富经验。表明唐代茶叶生产已比较发达,饮茶之风盛行。

魏郑公谏录

魏郑公谏录

作者:
王方庆

《魏郑公谏录》全书共五卷。唐王方庆撰。魏郑公即魏徵,贞观十年魏徵主持修撰五代史成,进封郑国公。此书编录魏徵事迹,侧重其谏奏及与太宗的问对。元至顺年间,翟思忠撰《魏谏公续录》二卷,明以后失传,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另行著录,但内容多和《谏录》重复。《畿辅丛书》删除重复后只余十八条,刻在《谏录》之后。明彭年又采《通鉴》、两《唐书))撰《谏录补》一卷,亦无甚价值。
    《魏郑公谏录》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王方庆撰。方庆名綝,以字行,其先自丹阳徙咸阳。武后时,官至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终於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县公。谥曰贞。事迹具《新唐书》本传。此书前题“尚书吏部郎中”,盖高宗时所居官。本传不载,史文脱略也。《传》称方庆博学练朝章,著书二百馀篇,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方庆在武后时,尝以言悟主,召还庐陵。後建言不斥太子名,以示复位之渐,皆人所难能,盖亦思以伉直自见者。故於徵谏争之语,摭录最详。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元至顺中,翟思忠又尝作《续录》二卷,世罕流传。明苏州彭年采《通鉴》、《唐书》补为一卷。今思忠所续录二卷已於《永乐大典》内裒辑成编。年书寥寥数条,殊为赘设。今故删年所补,不复附缀此书之末焉。
----出《四库总目提要》

东观奏记

东观奏记

作者:
裴庭裕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馀,闻喜人,官右补阙。其名见《新书。宰相世系表》,所谓裴氏东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称其乾宁中在内廷,文书敏捷,号下水船。其事迹则无可考焉。其书专记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称上自寿邸即位二年,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奏选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
    《东观奏记》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起居注不存一字。谨采耳目闻睹,撰成三卷,奏记於晋国公,藏之於阁,以备讨论。盖其在史局时所上监修稿本也。《序》末不署成书年月。考杜让能以龙纪元年三月兼门下侍郎,十二月为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贬死。昭宗之二年,即大顺元年。此《序》云奏记於监国史晋国公,则当在大顺、景福之间。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盖由大中以来约计之辞。若以宣宗末年计至光化初年始为四十载,则杜让能之死已久,无从奏记矣。书中记事颇具首尾。司马光作《通鉴》,多采其说,而亦不尽信之。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自古而然,不但此书矣。
    据序称,《东观奏记》系作者与吏部侍郎柳玭、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等人授命修撰《宣宗实录》时,深感自宣宗以来四十年,“中原大乱,日历与起居注,不存一字”,因此,他“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杜让能)藏之于阁,以备讨论。”是书编撰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二月,并于景福元年(892)上奏丞相杜让能。由于此书是为修撰实录作预备,所以撰作态度严肃不苟,内容也多属朝政大事或宫廷秘闻,史料价值颇高。所记如宰相马植与神策中尉马原贽交通事,已为两《唐书》所采用。如宣宗命萧邺为相,遣枢密使询问是否留其史职,宣宗惧有朋党,遽换崔慎为相,亦为《资治通鉴》所取而稍作修饰,反不如此书讲得明白。书中还有反映宣宗个人品行者,有反映大臣倾轧者,有反映朝章制度者,有关执政人物李德裕、白敏中、令狐绹、崔铉、李钰、韦澳、崔罕、杜琮的事迹,更可补正史中传记资料之不足。

开元释教录

开元释教录

作者:
释智升

《开元释教录》,略称《开元录》,二十卷,唐代释智升撰。
    《开元释教录》凡二十卷。唐代智升编于开元十八年(730(庚午年))。又作开元录、开元目录、智升录。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全书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称‘总括群经录’(卷一至卷十),相当于代录,系以时代别、译者别,依序列举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代开元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间,一七六名译经僧所译大小乘经律论,共计二二七八部,七○四六卷。其中有关译经之资料搜罗绵密,包括译经之异名、略名、卷数、存缺、原著者名、翻译年代、场所,及翻译关系者,所载译经又有译与失译之别、单译与重译之别、大经与别生经之别等。此代录部分系继承历代三宝纪、大唐内典录而来。后半部称‘别分乘藏录’(卷十一至卷二十),系仿自法经录之分类整理目录,相当于标准入藏目录与现藏入藏目录。别分乘藏录系以经为主,又分七类记载,即:(一)有译有本录(卷十一至卷十三),(二)有译无本录(卷十四至卷十五),(三)支派别行录(卷十六),(四)删略繁重录(卷十七),(五)补阙拾遗录(卷十七),(六)疑惑再详录(卷十八),(七)伪妄乱真录(卷十八)。最后两卷为大、小乘之入藏目录,总计入藏经典一○七六部,五○四八卷。盖历来所谓‘一切经五千余卷’之称即出典于此。其中之‘有译有本录’,将大乘经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并注明单译、重译情况,为后世之大藏经编目所遵循。智升复将本书入藏目录以千字文编号,预防混杂,编定‘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为北宋以后雕印大藏经编号所依据。本书记事完备详实,故后世经录皆取为范本。后世藏经组织亦大体依据本经录,先大分为经、律、论藏等部,更一一区别大小乘,大乘经中又以依五大部顺序排列为常例。唐代贞元十年(794)圆照作续编三卷,正名为《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宋高僧传卷五、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卷十九]

史记三家注

史记三家注

作者:
裴骃 ▪ 司马贞 ▪ 张守节

《史记三家注》为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将其合为一编。
    《史记三家注》集解主要汇聚他人的解释;索隐解释原文时,除了个人的意见外,也引述他人的解释;正义除了解释原文、说明地理之外,还对一些字加了音注。《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是其中影响最大的。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张守节,唐代开元年间学者,此人曾经给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作注,起名《史记正义》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唐魏王李泰、萧德言等人所撰写的一部地理著作《括地志》。张守节本人其生平事迹不详。根据其著作《史记正义序》一文中有“守节涉学三十余年”的话

铜人针灸经

铜人针灸经

作者:
佚名

《铜人针灸经》,针灸著作。七卷。此书虽冠“铜人”之名,实与“铜人”无涉。系元代书商抄录《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针经》的全文,析分为卷一-六,另附针灸禁忌一卷。原书成于唐代,作者已无可考。书中记载了一些常用要穴的针治经验,并附十二幅腧穴图。现存明·清刻本、《四库全书》本等。
   《读书後志》曰:《铜人腧穴针灸图》三卷,皇朝王惟德撰。仁宗尝诏惟德考次针灸之法,铸铜人为式,分脏腑十二经,旁注腧穴所会,刻题其名,并为图法及主疗之术,刻版传於世。王应麟《玉海》曰:天圣五年十月壬辰,医官院上所铸腧穴铜人式二。 

河东记

河东记

作者:
薛渔思

《河东记》是一本分篇讲述唐朝各个时期的著名人物的名著,共三卷,唐 薛渔思 撰。
    薛渔思,生平不详,书中不少故事发生在唐文宗大和(827-835)年间,故知此书当写成于大和之后。此书内容虽然以谲异怪诞为特点,但与那些单纯宣扬物妖神怪的志怪小说不同,而常常是通过神异故事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体现了唐代有意为小说的特征。书中既大胆讽刺了皇帝和官僚们的昏聩无知以及政治的腐败,也批判了图财害命、自私残忍等恶劣行径,还塑造了一些美好的妇女形象。总之,此书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唐人传奇小说集。原书不传,辑本有《绀珠集》本、《说郛》本(1卷)。

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

作者:
李筌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性的道家军事著作。《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称《太白阴经》,道家著作,中国古人认为太白星主杀伐,因此多用来比喻军事,《太白阴经》的名称由此而来。作者为唐朝的李筌。
    《太白阴经》为中国古代重要兵书。唐代宗时河东节度使都虞候李筌撰。李里籍未详,《集仙传》道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等。全书10卷。现存《墨海金壶》、平津馆影宋抄本等。
    该书内容较为丰富。它强调战争胜败决定于人谋而不靠阴阳鬼神;士兵之勇怯取决于刑赏;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君主的“仁义”以及国家的富强。在论述将帅用兵时,指出要考虑从政治上制胜敌人,团结内部,预有谋划,选拔各种人材,要利用地形,创造主动有利的态势。对军仪典礼、各类攻防战具、驻防行军等各项准备事宜、战阵队形、公文程式和人马医护、物象观测等,也分别作了具体论述。这些内容,基本上是综合前代兵书典籍及有关著作写成,且有所阐发,其中存录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资料。因此,杜佑《通典。兵典》取该书内容颇多,亦为后世兵家所重。书中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风角杂占、奇门遁甲等则有不科学的内容。
    

独异志

独异志

作者:
李冗

《独异志》 ,唐李冗撰。原本10卷已散佚,传世明抄本与《稗海》本均为3卷。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署作者为李冗,《崇文总目》作李元,《四库全书》作李冘,疑皆形近而讹。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李亢,源出赵郡李氏东祖,曾任慈州别驾,未知即其人否?此书所录,皆"世事之独异"者;时间上,"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即上至远古三皇五帝,下至近世隋唐,笔涉历代,总括古今,是一部轶事兼志怪的小说集。书中除记述唐代流传的奇闻异事外,主要是对唐以前的各种各样的传说作了记载,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其中有些故事,在未发现新的古佚书之前,出处可以说是最早的,如女娲兄妹结为夫妇事,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事等,均为后世民俗学家、小说戏曲家所取资。

史通

史通

作者:
刘知几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汉族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 。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

作者:
玄奘

《大唐西域记》地理史籍。又称《西域记》。12卷。玄奘述,辩机撰文。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贞观二十年(646)成书。书中综叙了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晚近以来,印度那烂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有法文、英文、日文等译本。清丁谦著有《大唐西域记考证》。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章巽校点的《大唐西域记》,并附新编总目录。1981年,中华书局影印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敦煌本、福州藏本和金藏本)。1985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地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情况。书中各国的排列,基本上以行程先后为序:卷一所述从阿耆尼国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苏联中亚抵达阿富汗;卷二为印度总述,并记载了从滥波国到健驮罗国,即从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剌挐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诸国;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该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各地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叙述。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记事谨严有据,文笔简洁流畅。
    近代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该书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和宗教、社会、语言、民族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诠释和探讨。其中如人名、地名的还原和今地所在,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书中尚待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李相国论事集

李相国论事集

作者:
李绛

《李相国论事集》全书共六卷。唐李绛撰,蒋偕编集。李绛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宗五朝,宪宗朝且任翰林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机密决策,《旧唐书》卷一六四、《新唐书》卷一五二均有传,其奏疏论议自有较高史料价值。今本记事起元和二年,迄元和八年,是研究宪宗朝政治、经济的重要文献。
     唐刘禹锡的《唐故相国李公集纪》曾云,李绛生前有诗文四百多篇,集二十卷。李绛文集在很多唐宋目录书中都有著录,但在历史流传过程中,都已亡佚失传,我们现在很难知道其具体情况。明清以降,学者开始了李绛文集的收集整理。我们今天见到的有一个明抄本、四个清抄本、五个总集本。这些传本大多仅存六卷,收文六十二篇,部分传本有《补遗》一卷。 李绛文集亡佚很多,篇目不足,而且,版本复杂,各有异同,还有一些遗文各版本都没收入,这需要我们重新辑佚、整理、校勘,以成一个收罗完备、校勘精良的版本供学术研究之用。

建康实录

建康实录

作者:
许嵩

《建康实录》是六朝史料集。唐代许嵩撰。许嵩自称高阳(今河北蠡县一带)人,当是祖籍。此书第4卷提到“案吴大帝即王位黄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合五百三十五年矣”,知此书的写作不早于唐肃宗时代,书中记载建都建康(今南京)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代史实及轶事的别史。全书20卷,已残缺。作者在《序》中说,此书“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或互兴毁,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有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烦,约而无失者也。”它虽作于《三国志》、晋、宋、齐、梁、陈各书及《南史》之后,但保存着某些正史不载的史实和轶事。常为后来考证六朝史事者所引徵。
     本书共二十卷, 所记史事, 起自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 建于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 体例上兼采实录和纪传两体。
    《建康实录》为编年体史书。因记载定都建康(今南京)的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故名。许嵩,高阳(今属河北)人,事迹不详。书中记有吴大帝、晋元帝即位至唐至德元年(756)的年数,至德元年或即成书时间。所述起于东汉兴平元年(194),止于陈祯明三年(589),附记后梁。分为吴4卷、东晋6卷、宋4卷、齐2卷、梁2卷、陈2卷。内容以政权变迁和君臣事迹为主,并详记土地、山川、城池、宫苑的建置兴废和处所,以及异事别闻。在正史以外广征博引,参考多已亡佚的典籍《吴书》、《吴录》、《晋中兴书》、《宋略》、《三十国春秋》等50余种,可订补正史遗阙及讹误。作者著书时多作实地考察,书中引用的方志地记达21种,已全部失传,如山谦之《南徐州记》和《丹阳记》、刘澄之《扬州记》、陶季直《京都记》、顾野王《舆地志》等,对研究南京历史地理颇有参考价值。另外其按人物去世时间附载小传的做法也为后世沿用。但体例不精,宋以前为实录体,以后为纪传体,叙事也有矛盾和重复之处。北宋嘉祐三年(1058)由江宁府初刻,现存最早为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翻刊本,较通行的是清光绪甘氏刊本。
    《建康实录》作为一部完整的六朝史书,虽然自身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它的史料文献价值是极大的,是今人研究魏

晋书

晋书

作者:
房玄龄等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参见十八家晋史。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傅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
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
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
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
其他十六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另外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

梁书

梁书

作者:
姚察,姚思廉

《梁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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