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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卯(晨 5 时一 7 时)

钟鼓楼

作者:刘心武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6/07/03

1

  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著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蒂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著大腿笑著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著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著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著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缕不清。不仅象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

  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位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 (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时相当于半夜二十三点至一点,余类推。)。薛家住著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著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乾……

  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 “四四到底”

  (十六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

  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著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 130 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著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著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著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著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著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夥子,今年二十二岁,比薛纪跃小三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象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著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喜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喜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著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

  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著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喜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著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浆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浆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一九七六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著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著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著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

  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著。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2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五十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著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著去上班。公共汽、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著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著这里,它们也许在沈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夥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著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

  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著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

  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著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乾。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著脸,瞪著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

  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

  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著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一九七二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著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十六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磁潭瓶、磁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沈著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 “胡同串子”(住在胡同中的没有教养的青少年。),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用著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著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夥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夥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夥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拣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著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作派,简直跟嵇老师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纯跟嵇老师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稽老师床上,抽著一根烟,极随便地翻阅著嵇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发出象男人那样粗嗄的笑声。

  路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嵇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胶立体梳,慢慢梳理著日渐稀疏的头发,待路喜纯说完了,便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路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册纸已发黄的 《文史资料选编》,路喜纯翻开,溜了一下目录,有什么溥佳的 《清宫回忆》、溥杰的 《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宫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这个。”嵇老师慢腾腾地对路喜纯说,“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么?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

  钟鼓楼 “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 “手打梆子Bm 摇铃”的人;“Bm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著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著,前头打著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三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但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这本书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溥佳的所谓 《清宫回忆》,写的是一九一九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 “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醇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著森严的等级制度;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亲手为儿子血淋淋地 “净身”,然后将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掩卷深思,路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

  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沈著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著一双为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位势利眼不让路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路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了他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让儿子顶替,他提前二年退休了,退休后为了补差,这才到了离他家不远的这个小饭馆。其实还有好几家仅次于同和居的大饭馆争著请他去当教席,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却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钱的烧豆腐,他也精心地制作,使那小饭馆几个月后便颇有点口碑,不过,那口碑的前半句是夸赞,后半句却是“质量不稳定”五个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夥子。路喜纯多么想替他来为饭馆挣个“质量稳定”的声誉啊,但至今还不能如愿……

  路喜纯常往何师傅家跑,翻著菜谱请教细节时,何师傅一般只是咬著烟嘴,皱眉摇头,难得迸出一两句指点的话来;可一旦路喜纯带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厨房里摆弄起来时,何师傅就把烟嘴搁到一边,眉飞色舞地一连串地支上嘴了……当一盘芙蓉鸡片,或者一盘糟溜鱼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现在白磁片中时,何师傅总让路喜纯给他同院的邻居端去,他说:“咱们的玩意灵不灵,让人家尝了发话!”邻居们惊喜之余总要报之以答礼,或是一盘水果,或是一碟蜜饯。何师傅不让路喜纯谢绝,他主动接过来,拿出 “二锅头”,坐下约路喜纯就著水果、蜜饯喝上一盅,边喝,边指出他今天制作过程中还有那些失误。路喜纯发现,菜谱上所写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谬误之处,何师傅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谱都要有价值……

  “甭跟那起人置气,”(赌气的意思。)何师傅常在喝一口酒后,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纯说,“有你掌勺的时候……”

  何师傅真是喜欢他这个徒弟。不过,路喜纯有时候也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头些天他们饭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二十个大磁壶,除了留下几个在厨房里装酱油、醋以外,剩下的作为福利每人分上一个,别人都把壶收下了,唯独路喜纯不要。何师傅跟他说:“别嫌式样老,用它晾凉白开,比那玻璃凉水瓶还实用,你就拿回去吧!”他还是不要;问他为个什么,他又不说;别人硬把那壶塞到他怀里,他不接,壶摔到地上碎成几半;大夥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路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著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将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它。

  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3

  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人家却请她去迎亲。

  愁人月色凄又冷,风吹铁马乱人心。

  疑心的人儿你休怨嗔,比翼双飞入梦频。

  愿效鸿飞心意定,你只要带定了那绿绮琴……

  澹台智珠哼唱著《卓文君》中的二黄原板转散板,朝院门走来。

  喊完嗓又练了一套剑,现在她觉得声带松弛润适,浑身关节也都舒张和谐;但随著聚精会神喊嗓练功的阶段结束,她那心底里的一股忧郁,却又随著渐次混杂的朝市之声,丝丝缕缕地旋了上来。

  ……这《卓文君》,排得出来吗?吴祖光先生编的《凤求凰》,已经由别的团排出来公演了,基本上是张派的唱法。按说这参考荀先生演出本改编的 《卓文君》,将融合程派和欧阳予倩演出风格的特点,与他们的演出绝不会重复,可负责剧目的副团长的态度还是那么暧昧,同剧组的人也是七上八下,乐队的人也不那么积极。他们都怎么说来著?啊,对了,有说“这玩意排出来能叫座吗?”有说“编新不如述旧,只要有人买票,咱们就老演那几出,不是也一样过日子吗?”……

  是呀,如今武戏、热闹戏最上座,《卓文君》这类文戏一般都相形见绌,何况按澹台智珠的意思,还要把韩世昌、白云生的昆腔艺术适当地揉合进去,创造出一种她所谓的 “诗意气氛”,这样排出来究竟票房那儿会是个什么行情,也真难说!不过,她可不甘心总是 《豆汁记》,总是《玉堂春》,总是《武家坡》;就是前一阵新排出来反应相当不错的 《木兰从军》,她也觉得可以先搁一搁;她渴望著在舞台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渴望著不但对老观众有新启发,而且还能吸引来一批年轻的新观众……难呀,难!其实她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忠于艺术、忠于观众的演员尽自己义务的事,可在一些人的眼里,倒好象她是想把天上的月亮当月饼吃!这“一些人”不仅团里有,家里也有,爱人李铠竟也来阻拦。当然,他是出于另一番心思,可他那心思,让澹台智珠怎么克化得开啊!他现在起床了吗?因为昨晚的争吵,他还在折磨自己吗?……

  快走拢院门,澹台智珠眼前猛地一亮,她瞥见了张贴在院门两旁的喜字,这才想起今天是薛师傅家二小子娶媳妇的好日子。她回想起昨晚所看见的喜字,和现在看见的不同;今天的黄底红框,框中还剪出精巧的喜鹊闹梅的图案;可见人家对今天这桩喜事的重视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连这样一个细节,也不断地在加以调整。倘若他们团里那些搞舞台美术的同志,也能有这种刻意求精的精神,那该多好哇!

  澹台智珠进了院,到了家门。她家住在进大门往左首走的外院,屋门斜对著进里院的垂花门。她轻轻拉开屋门,走了进去,先把木剑挂到门边,然后对著墙上的大镜子,卸下裹住整个头部的鹅黄色拉毛加长围巾,把围巾顺手搭在椅背上,伸出双手整理著她那浓密油黑的头发。

  她家住著三间南房。这当中的一间,是吃饭、会客兼她练功用的。

  东边一间她跟爱人李铠住,西边一间是公公婆婆带著儿子小竹和女儿小梅住。

  她听见西边有咳嗽声,忙停止摆弄头发,掀开花布门廉,走了进去。婆婆早些日子带著还没上学的小梅到大姑家去了,还没回来。西屋里现在只有公公和小竹。公公原是玉器行业上的钻眼工,如今七十挂零了,自然早已退休。他同一般的老人不一样,睡得迟,起得也不早。他有一定的文化,嗜好是戴著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章回小说,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写的,只要是章回体的,他都爱读。最近他在读金寄水写的一本 《司棋》,那薄薄的一本书,他已读了十来天,却还唯读了不到一半。虽说读得慢,他记得却很真。

  澹台智珠进去时,公公已经穿妥衣服,小竹却还在床上拥被傻睡。

  澹台智珠大声问公公:“您著凉了吗?”

  公公又咳嗽了两声,摆摆手说:“不碍事。家里存的有枇杷露,一会儿我倒出点喝,压一压准好。”

  澹台智珠过去拍了拍小竹肩膀,催他起床,又扭过头对公公说:“我这就给你们热粥去。”她心里想,再煎点鸡蛋裹馒头片,这顿早点总该能对付过去了。

  公公显然是想说点什么,可又下不了决心。澹台智珠看出他的心思,便不好抬脚离去。

  公公虚咳了两声,从枕边拿起那本《司棋》来,对澹台智珠说:“你要排新戏,何不就拿这司棋的故事,排上一出呢?”

  澹台智珠大声回答:“爸,您当有个题目,就能开排吗?头一条,得有人写本子,本子弄妥了,还得创腔……哪一样是容易的?”她本来还打算列举更多的困难,可叹了一口气后,也就作罢。她意识到——公公想对她说的,绝对不是这关于新戏码的事。

  公公到底还是忍不住了,他尽可能以最和蔼的语气问:“昨儿个晚上……李铠他……又跟你闹别扭啦?”

  澹台智珠觉得血涌到了脸上。虽说公公耳朵背,到底这三间屋通著,她昨晚上跟李铠闹气的事,怎么也难隐瞒过去。她偏过头望望坐在床上揉眼睛的小竹,强作笑颜,对公公轻描淡写地说:“唉,我们年轻夫妻,吵几句也是平常的事。夫妻没有隔夜仇,您别操心!”

  公公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得叫过李铠来训训!你们也都不算年轻了,总这么窝里头闹,算是怎么回事?我们老人听著难受事小,对孩子能有什么好影响?就是邻居们听见,也怪没脸的……唉,放著好日子不好好过,李铠你犯的什么浑啊!”

  虽说公公把责备最后都坐实到李铠身上,澹台智珠听了心里却有如针刺。是啊,为什么她和李铠掰到了这步田地?

  “爸,您别为我们操心。”澹台智珠垂下眼廉,忍住就要涌出的泪花,转身往外走,一边说,“我这就热粥去。”

  往常做饭基本上全由婆婆操持,婆婆不在,公公要接过这摊事去,被李铠阻止住了。李铠坚持要澹台智珠做,这也是他们夫妻间矛盾的一个方面。

  澹台智珠本想往堂屋门外的厨房,可她走到堂屋门前,却忍不住转回身,移步到了她和李铠住的东屋门前,她在门前楞了几秒钟,才推门走了进去。

  李铠睡在床上,头发乱蓬蓬的。他那颗头仿佛特别重,把枕头压得沈下一个大坑,枕头的四个角翘得老高,仿佛在为重压而叹息。他一只粗壮的胳膊撂在被子外面,黑黝黝的皮肤紧绷绷的,皮下的肌肉结实而富有弹性,在上臂中部,有两个很大的牛痘疤,仿佛是嵌在皮上的两片水萝卜。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烟草味道。

  澹台智珠走过去,用自己那尚未叠起的被子,盖住了李铠的手臂。

  望著沈睡的李铠,以及床头柜上那烟缸中满得冒尖的烟头,澹台智珠心里迷乱不堪。她忘记了去热粥,一屁股坐在了床边的软椅上。

  他们为什么又闹了这么一场呢?为什么这一点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呢?

  ……昨晚演出结束,她只不过比往常稍晚了十分钟走出剧场后门,结果,便不见来接回家的李铠的身影。

  那剧场是在一个胡同里面。昨天的戏散得本来就比较晚,加以又是冬天,观众们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同剧组的同志们也转眼便各奔归程,可是当她走拢“老地方”,却头一回不见了李铠的身影,她呼叫、跺脚,急得乾哭,竟仍然没有李铠出现,只好自己一个人朝胡同外小跑,一边跑一边使劲撸开大衣袖子看表——末班公共汽车已经过去,怎么办?难道一步步走回家去?

  啊,有谁知道,几十分钟以前还在台上嬉笑欢舞的喜剧角色,现在竟是这般的凄苦孤单!

  冷风钻进澹台智珠的围巾、领口、袖口,她浑身哆嗦,刹那间,她觉得平日她所看重的一切——事业、名气、荣誉、永恒的艺术价值……等等,等等,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她是这么的不幸,生活对于她来说,究竟还有什么乐趣、什么吸引力?

  ……猛然间,从岔胡同里窜出一个人影,是想拦路抢劫,还是想硬施无礼?澹台智珠几乎就要呼救了,可她在惶急恐怖中定眼一看,那却分明是李铠。

  “你……你为什么不等我?”澹台智珠真想凑上去打他两记耳光。

  李铠却更其仇视地瞪著她,质问:“你为什么卸完装还不出来?”

  澹台智珠解释说:“我只不过跟他们说了说关于排《卓文君》的事儿……”

  李铠粗暴地打断她,恶狠狠地、一泻无余地说:“我就知道你是盯上那个小白脸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神我瞅著就不对头,到底你们两个还是勾上了……你怎么不跟到他家去?”

  澹台智珠觉得这比挨了耳光还疼,她流著眼泪,嗓子眼里噎著一团火辣辣的恶气,愤激地辩驳说:“你别撒疯!你那全是没凭没据的瞎猜!你知道他比咱们大出一辈去,他都快当爷爷了……要不是他能演司马相如,我连理都不愿意理他……他有狐臭,你知道吗?……你怎么糊涂成了这样?!”

  ……她决定不理他,自己走回家去。他还是推过来自行车,终于让她坐到了后座上。当他驮著她骑回家时,她不得不一如既往地搂住他宽厚的后背。可是这后背头一回让她觉得陌生、冰冷。她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回到屋子里,他们两人都觉得头上的屋顶是沈重的,屋里的一切东西——特别是床头上那张他俩头挨头的十二寸彩色结婚照,全都显得格外令人不能忍受。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咱们得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了。“澹台智珠大衣也没脱,坐到沙发上,对李铠说。

  李铠直到她说够三个 “坐下来”,才坐到了床边。他一坐下便立即开始抽烟,一根接著一根……

  当澹台智珠当年从戏校毕业的时候,她怎想得到今天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呢?

  她分到了一个不错的剧团。她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员学戏。她在台上拼命地演,以至于一位评论家不得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她的素质很好,感受力也强,但还缺乏修养。她不懂得,艺术贵在含蓄,她却总是演得太满,须知过火与发瘟同样令人不快……”正当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向蕴藉含蓄的境界努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作为“封资修的黑苗子”被冲击,因为讲错了一句话,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她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希望,于是,有一天她趁著看守打盹,把看守拿来搁在躺椅下的小半瓶“敌敌畏”

  喝了下去……她没能死成,她经历了昏迷、呆滞、麻木、消沈、痛苦、绝望……又渐渐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开通、企望……一九七七年春天,她开始重新练功,人们惊异地看到,她那一度嘶哑得惊人的嗓音,竟恢复得比当年更显阔亮,她那似乎已然僵硬的腰身腿脚,竟复原得又可以象当年一样地满台扑跌;到了这一二年,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的号召力竟大大超过了当年,即使在最不适时的日期最不方便的场子演出,也总能卖出七成以上的戏票,这在京剧观众锐减的形势下,应当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不时出现在报刊上,电台请她录音并讲话,电视台请她录影,唱片社为她灌制了唱片,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拉她合影……还是那位评论家,发表新的评论说:“按说她的素质不算太好,感受力也未必最强,但她靠著厚积的修养,在一笑一颦之间,在一歌一吟之际,却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地展现出了角色的内心,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形神兼备而无斧凿痕迹的美感……”

  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的滋味便太寡淡了。她在一九七三年,也就是她自杀未死的五年之后,结婚成了家。

  当她从戏校毕业时,她曾暗暗地对自己说:你已经嫁给了舞台,你不能重婚!那绝非一句戏言,那意味著她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但当她一九七二年以半残废的身心被“落实政策”到一家纽扣厂当包装工时,她在心里又暗暗对自己说:舞台把你甩了,你是永远回不去了,找个丈夫,结婚吧!人家给她介绍了李铠,一位憨厚强壮的车工。头一回见面,她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跟他讲了,李铠的双眼明显地变得湿润起来。正是望著那双湿润的眼睛,她萌发了对李铠的爱情,她需要有人把她当妻子爱,她也需要爱一个具体的叫作丈夫的人。

  ……一九七六年年底,又一次 “落实政策”,她回到了剧团。一九七九年春节她重登舞台,当她第一回迎著观众踏上红氍毹时,真是百感交集!记得那时候李铠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包括公公婆婆,也都扬眉吐气,引以为荣。她总是演大轴戏,戏散得晚,李铠就总到剧场后门等著她,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开始,李铠不进后台,还仅仅是因为不好意思,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澹台智珠恨自己竟没有及早察觉,李铠的不进后台,渐渐转化为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也许,是从那回电台编辑来家里访问,开始转化的吧?

  那位女编辑大声地问:“您爱人是哪个行当上的?唱个生的吗?唱须生的?”

  澹台智珠告诉她:“他不是演员……”

  那位女编辑仍旧大声地问:“他是场面上的?司鼓?拉琴?”

  澹台智珠便又告诉她:“他不是我这行的。”

  该女编辑竟还要大声地问:“他在哪个文化部门工作?”

  澹台智珠坦然地说:“他不在文艺部门工作。他在工厂。”

  死心眼的女编辑不知好奇心盛还是有一种猜测的癖好,竟又大声地连问:“啊,在工厂工作?哪个工厂?工程师?技术员?……”

  结果是李铠从里屋走出来,板著脸对那位女编辑说:“我是车工。

  二级工。干力气活的。“

  ……如果仅仅是一种自卑感,那倒也好办。问题是李铠渐渐受不了澹台智珠在台上同风流小生眉目传情、插科打诨,乃至于当场拜堂……特别是最近澹台智珠又接连换了两个配戏的小生,并且酝酿著要排 《卓文君》,李铠非常清楚,卓文君所钟情于司马相如的,究竟是些什么……

  昨晚他俩回到屋里的一场争吵,已经绝非头一回了,却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一回。其实这种争吵照例由三部曲构成。首先是双方气顶气地说一些仇恨的话,而且都归结到“乾脆离婚”这样一个命题上;然后,便都极其不冷静地互相追究对方的错误,明明对方已经解释清楚了,也偏要硬找出“破绽”来加以推翻;当双方都被这种既无味又无望的争吵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总有一个人,而且往往总是开头最蛮横最强硬的李铠,突然崩溃下来,要求和解……昨晚也是这样。当澹台智珠头脑已经发木,只是固执地质问李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李铠却突然一下子扑到她面前,把她拉起来紧紧搂住,狂乱地用火烫的嘴唇亲著她的脸、眼睛、额头、鼻子和嘴,喘得象头熊似地呓语般地说:“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如果你不爱我了,我就杀了你,然后自杀!……”澹台智珠挣扎著,拼命想推开他,不顾一切地回答说:“我不爱你,不爱不爱不爱……你杀了我吧!”而李铠却突然又一下子“扑通”地跪在她身前,紧紧地抱住她的双腿,把脸埋到她大衣的下摆上,闷声闷气地哭泣著说:“智珠……你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你要我怎么著都行,可就是别离开我,别……”

  这下澹台智珠完全清醒了。她赶忙把李铠扶起来,紧紧地搂住他那粗壮的身躯,安慰他说:“你该有多傻!多傻!我爱你,这不是明摆著的事儿吗?我怎么会离开你?你为什么想到这种事?那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

  于是他们上床睡觉。李皑象一个带著镣铐的罪人,他每一个动作都充溢著忏悔和痛苦……澹台智珠尽力让自己理智,她吞服了安眠药片,并且想到:明早要照常喊嗓子练功,也要满足李铠的自尊心:由她来为全家做饭,以证明她在这个家庭中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媳妇……

  当澹台智珠清早从外面回来,见过公公,坐到仍在沈睡的李铠面前时,她痛苦地意识到:尽管他们又一次和好了,但那感情的创痕却永难完全平复……而造成李铠那种心态的外在因素,却依然存在,并且不可逃避……

  澹台智珠忽然听到有一种呼唤她的声音,她站起来,定了定神,这才听出是里院的薛大娘在门外叫她。

  她赶忙走了出去,在几秒钟里,把自己的神情体态调整成欢快活泼的模样。

  “哟,薛大娘,快进屋坐!我这正想著给您道喜去哩!”她一出门便主动对薛大娘这么说。

  “不啦,”薛大娘拉过她一只手,端详著她,无限爱慕、无限信赖地说,“智珠呀,我有个事要劳你的大驾啦!”

  “什么事呀?薛大娘,您尽管说吧,凡是我能做得到的……”澹台智珠爽快地应答著。

  薛大娘先唠叨了一番:“你看我们家今天的事儿!一大早就不顺心。

  我们那昭英都这时候了还没影儿!好容易托人请了个同和居的大师傅,谁知又说有病来不了,临时支派了个楞小夥子来应付我们……纪跃他这才刚起,那西服裤子才上身,就给溅上了洗脸水,眨眼就要成家的人了,还那么毛手毛脚没个稳重劲儿……我急得这心都快蹿到嗓子眼儿了,可我们那老头子还不紧不慢地迈著方步,磨磨唧唧地说什么 “甭急,车到山前必有路”,你瞧瞧!……“

  澹台智珠不得要领,只好微笑著问:“我能帮点什么忙呀?”

  薛大娘一手握著澹台智珠的右手,一手拍著她那只手的手背,诚心诚意地说:“智珠呀,你是个 ”全可人“(”全可人“即全福人。”可“

  轻读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夫妻和美,儿女双全,你又大难不死,越唱越红……今天我们昭英迎亲去,想请你也陪著辛苦一趟……“

  没等薛大娘说完,澹台智珠便乾脆利落地答应说:“那有什么说的!

  什么时候去,您让昭英来招呼我,我是一定拾掇得乾乾净净,打扮得喜气洋洋,给您把新媳妇妥妥当当地接进新房!“

  薛大娘满意地转身去了。澹台智珠这才猛然想起,昨天散戏以后,她约了乐队的几个同事来家吃午饭,昨晚上那么一闹,竟使她把这档子事忘记了。她可该怎么办啊?怎么跟睡醒觉的李铠宣布这件事,恳求他不要当著那些人暴露出他们的矛盾?家里肉也没有,菜也不够,可怎么著手准备?原本这工夫若赶紧去地安门菜市场采购还来得及,可又刚答应了薛大娘要去迎亲,说不定没多会儿人家就来叫自己出发,这可怎么是好?即便打发小竹去采购吧,那公公和李铠难道能备出一餐像样的客饭来?……唉,生活啊,你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多的烦忧?

  自己的生活,又为什么常常被别人的生活插进来搞乱?

  澹台智珠呆立在大镜子前,一筹莫展。

4

  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著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得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著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著斜放著小刷子的浆糊碗,另一手提著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 “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 (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著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沈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著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象荀磊这种年龄的小夥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 “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著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著,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著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著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著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著,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签著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著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著,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著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著。她办事的时候?

  她跟谁去办事呢?

  “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著。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著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呆著……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著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五十五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一九四八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一九四九年随著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六年猪;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七七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七九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著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听。要上厕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查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著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对这件事,张奇林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张秀藻的妈妈于咏芝却越来越急迫。她是个医生,院里人都管她叫于大夫。她近来常向张奇林提起搬家的事。头天晚上,张秀藻从西郊回来,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当荧光屏上出现了新住宅区的景象时,于大夫忍不住又提起这事说:“老傅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张奇林笑笑说:“他对我说话一向算数,不过,依我想,我们换个三间的单元也就可以了。”

  于大夫不以为然:“局级干部配备四间,这是规定嘛。”

  张奇林仍然笑笑说:“土规定。”

  于大夫争辩了:“这规定不算过分嘛。你们局除了你,有几个局级干部没住上四间?”

  张奇林并非争论,而是发表感想说:“平房好啊。我们这平房比楼房住著舒服。”

  于大夫点出主题:“可厕所呢?天天上公共厕所,多不卫生!”

  张奇林仍旧微笑著:“院里的老住户,一向就这么上厕所,我看他们都比咱们结实啊!”

  于大夫有点急了:“那么说,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没有厕所不说,洗澡也不方便啊!”

  张奇林全身松弛地倚在沙发上,眼睛望著电视萤幕,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干校的公共厕所多简陋,我们不是照样过了六年了吗?至于洗澡……”

  于大夫不等他说完,便欠起身子来,急躁地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吗?现在洗澡堂晚上都权充旅店,净是些跑单帮的买卖人在那儿过夜,他们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谁顾得上杀灭?

  他们刚走,澡堂就开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们女部情况还好一点,据说男部简直不象样子!“

  张奇林一边听著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并不反对她的议论。但忽然笑容变得更明显了,他想起了头年夏天的一个小镜头:晚上他去厕所小便,还没走进去就听见哗哗的水响,进去一看,原来薛家老大光著身子,从厕所的水龙头那儿接出根皮管子来,在给自己冲澡……看到这情景他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真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更快地改善北京广大市民的生活条件——虽然他的工作只能间接地起到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动著薛家老大那结实的身躯,以及那湿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对爱人说:“上公共厕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群众、接触社会。关起单元门来自己什么都解决了,好处再多,也总还有一个弊病,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于大夫摇头说:“你以为你住进单元房,电话铃响的次数就会减少吗?敲门的就会减少吗?而且到那儿找你也许更方便。你瞧著吧,甭说茶叶,光开水我们也供应不上的!”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但解释说:“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象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这虽然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接触一下和完全不接触,到底不一样啊。

  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七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 “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 “喷气式”地撅著,象她爸爸那样的 “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

  哥哥姐姐被迫表示 “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著爸爸,惊怕担忧得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著,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二十六块。”爸爸弯下腰,摸著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著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著。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

  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二十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著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著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5

  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夥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著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

  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夥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著一本英文书,正翻著。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

  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著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一九六○年生人。一九六○年是什么岁月?

  “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著,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著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象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著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著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著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执教鞭不过是 “控制使用”,所以他站到讲台上时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二十六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著眼睛教了——下头象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著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著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据薛大娘他们回忆,在那几年里,院里头好象就没有荀磊这么个孩子似的。他一下学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个小偏院里念书,偶尔提个水桶到公共自来水管那儿接水,脸儿白白净净的,见人羞怯地笑著打招呼,懂礼得让人反倒觉得他古怪。又据澹台智珠回忆,有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事去找荀师傅的爱人荀大嫂——那时她沦落到纽扣厂,大约是家里炉火灭了去借块发火煤——进了他家小院,便看见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著什么,她俯身一细看,发现荀磊读的竟是一叠过了时的台历,她不免问他哪儿找来的这种东西?荀磊脸儿涨得通红,象希望能 “坦白从宽”似地说:“珠阿姨,是胡同里拣废纸的胡爷爷给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从荀磊手里抽出几张来一看,原来那是头年用过的台历,每篇底下都有一点文字,或者引点语录、谚语,或者有点历史、地理知识,或者有点人物介绍,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文字编得都很不精当,很粗糙,而且整体受著当时极左路线的制约,可荀磊在实在找不到书读时,他就连那用过的台历也视为珍宝,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动,她内心里萌动著的重新喊嗓、练功的念头,被这偶然的接触激发起来……倘若连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那么,已经开过花的小树,难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袭中凋敝吗?

  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

  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你爸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

  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令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大约是一九六九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指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出了两句话:“你妈×!砸烂你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著,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著脸,训斥荀磊说:“你说什么来著?你听著:任什么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并命令他:“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著头,嘴唇紧抿著,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著说:“老荀,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 ”砸烂“、”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象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它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象个人样!”荀磊抬眼望著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时,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象被电击了一般战栗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著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转过身去,拧开了喷头,让喷泻的热水,掩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

  一九七六年荀磊升入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未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呢!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哈!”

  这话后来竟至于当著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著,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甚了了。他只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唯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况且,他牢牢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技不压身。”

  一九七八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著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著,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八十四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 “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 (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著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著“上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 “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百分之七十四”收场。总算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八十六分,老师还给少算了三分。第二名是六十四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二十三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著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

  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 “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 “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著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九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著,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著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乎乎的门洞,门洞顶上挂著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著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咦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 “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著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琤琮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后,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同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怕都不信……

  不过,他这事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

  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穷跃进“

  啦,“停课闹革命”啦,“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走“后门”啦,干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无形的……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发表感想说:”多聪敏呀——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知要比飞机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真想向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个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她。她当晚便读了。后来又带到学校,每晚偷偷重读一部分。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著那么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记压在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著……

  又一个星期日,她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叫“奔儿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梳著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著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一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

  可稍一冷静,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关系很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物件引到家里来啊……

  “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姝,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

  张秀藻同冯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她知道一切都绝望了:她仅仅是邻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奇林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让她帮著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她走进右边屋里时,怎能不勾起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啊: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著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铺到了他的肩头……

  “秀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妈妈看出来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

  “不,没有。没。”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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