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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长安街头

更新时间:2016/07/03

  人穷情义不穷
  一一谚语

  一

  打罢春以后,徐秋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整整一个冬天,又是发烧,又是气喘,多亏梁晴在打包厂里,隔些天给他买几斤小米,买一篮红薯,慢慢调养着总算拣了一条老命。徐秋斋是个生活能力比较强的人。只要能爬动,他就要找点活干干。
  才开始拣点柴禾,拾点煤渣,给粱晴早晚烧两顿饭,使她从工厂回来能吃个热饭。慢慢地精神好起来,他还想到街上去摆卦摊。他把一件旧翠蓝土布破大褂洗了洗,又把从垃圾箱里拣来的一双破袜子让梁晴给他洗了洗补了补,第二天穿上就到大街去了。
  徐秋斋到街上转转,主要是想摸摸人情,看看风俗,看自己学的这一套算卦本领,在这陕西地方对路不对路。原来这走江湖算卦占课的,共分四路八经。四路有南路、北路、平路、汉路,八经是:瞎子经、马虎经、拉骆驼经、黑嘴子经、鹌鹑叼卦经、占课经、平经、光经。徐秋斋学的是“马虎经”,全凭一本《万年历》,按十二属相,天干、地支、五行,给农民合个八字,掐个时辰来哄几个钱用。大城市他没有来过,特别是陕西这地方,到底吃哪一路,他还不摸底细.所以他想先来街上看看,按行话说,这叫“入乡间俗。”
  他先来在东大街,转了半天,看街两边都是大商店。后来转到开元寺胡同口,见有两扇玻璃门,上边写着:“大悲居士,揣骨相面。”他隔着玻璃门往里看了看。只见里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戴着礼帽,穿着长袍马褂,手里端着个小茶壶在喝茶。
  徐秋斋想着:这城市地方干什么都得凭衣裳,走江湖的也得打扮得和袁世凯他老太爷一样,光一顶礼帽得几十块,我也置买不起。
  他又转到钟楼前,见钟楼西拐角地方,像是一家算卦的.不过他那个招牌写得奇怪,上边写着:“哲学家关步云,解析疑难、预知祸福。”按他的招牌,徐秋斋知道他也是“马虎经”,可“哲学家”是什么东西,他弄不清。后来他想着既然来了,先进去摸摸行情,就推门进去了。到了里边,却见一个留着仁丹胡子,穿着西装的胖子坐在桌子旁。他打量了一下徐秋斋问:“你找谁呀,老先生?”徐秋斋说:“我来算算卦。”那个人打了个呵欠说:“你到南院门去算吧,那里有摆地摊的。”
  徐秋斋说:“你不是做生意的嘛,我小大也是个顾主啊!”那人说:“老先生,我有事。胡司令的老太太请我去,我现在没功夫。”说着连推带搡地把他推在门外。
  徐秋斋照着门上吐了口唾沫,骂着说:“呸,穿上一身洋人衣服,就狗眼看人!‘画匠不给神磕头’!你那一套也不过是骗人。
  要叫你串乡走店,饿死你个杂种。还‘哲学家’哩!”
  回到家里,他把情形和梁晴说了说,梁晴说:“大爷,那你就别去算卦了,你不是会看病嘛,你就给人家看个病。他好歹也得管顿饭吃。”徐秋斋说:“傻孩子,这城市地方凭干什么都得有一股虚气。看病当‘坐堂先生’,得靠个中药店,中药铺咱一个也不认识。要是自己挂牌行医,别说赁房子,就是这一套衣服咱也置买不起,谁跑到咱这破窝棚里来看病!唉,这城市地方,一天能卖十担甲(假),十天卖不了一担针(真)。看来都穿得耀眼锃光,其实没有真本事。我能背五百个汤头,可我得要饭!有人就会看个脚气病,牌子挂得像一张床那么大!这城市就是招牌。”
  梁晴说:“大爷,我倒给你想了个办法。自由路邮政局门口,我见有给人家代写书信的。你会写字,又能写信,还不如到邮局门口帮人写信,倒也是个营生。”
  徐秋斋说:“嗯,这倒是个门路。”他想了想又说:“写信也得有一张桌子啊!不能放在膝盖上写啊!咳,天无绝人之路,我再出去转转,卦摊能摆我还是摆卦摊,东西都现成哩。”
  徐秋斋出去找了两天.倒是找了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南门外慈恩寺的大门口。这慈恩寺本是唐朝建的一个寺院,寺里有个大雁塔,已经有一千二百多年,再加上塔里有一座唐朝的大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圣教序”碑,还有很多砖刻浮雕,来看景致的闲人每天不少。另外,慈恩寺香火也很盛,每天来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烧香的人都爱算卦,这是徐秋斋的经验,所以他就把他那半截破被单做的招牌,挂在慈恩寺门口的墙上,搬了两块破城墙砖当作凳子,凑凑合合算是把卦摊摆了出来。
  卦摊摆出来以后,果然围过来不少人。看热闹的人看着这个老头鹤发长眉,深眼窝高鼻梁,下巴上留个山羊大胡子,鼻梁上架个大白铜苏腿眼镜,虽然穿得破一点,看着却有几分道行,很快地就有两个老婆过来算卦。
  这两个老婆是附近长支县边家村的,来慈恩寺烧香,顺便来算算卦。头一个老婆是问病的,初开始徐秋斋不懂陕西话,又是“哦娃”,又是“言传”,把徐秋斋听得满头大汗。徐秋斋心里想:
  “真是口语不对,少吃四两豆腐!”问了好半天,才弄清楚她是给小孙子问病的。这老婆说了小孙子的时辰八字,徐秋斋就说:
  “你这小孙子命硬啊!按他的八字是父母双全,聪明伶俐,又会笑又会说。”那老婆高兴地张个大嘴笑着说:“说得对!我娃可聪明咧!”徐秋斋又说:“可就是你这孙孙三到五岁有灾。他这个病走在内的?还是走在外的?”老婆说:“就是肚胀,”徐秋斋说:
  “是啊,你这个小孙子是:肚子胀,啼哭多,饭少吃来又发热。叫他吃饭他洒坡,每天闹到日头落。”
  徐秋斋把这个曲儿一念,老婆拍着腿说:“老先生,你算得太透了!”
  后来徐秋斋告诉她,第一要给小孩认个姓王的干大,第二,这小孩要少吃零食.说了一会,把个老婆说得一天云彩都散了。
  老婆为了感谢,给了他一毛钱.还给他留了两个熟鸡蛋。
  算了这一卦,徐秋斋又向另一个胖老婆说:“老斋公,你也算一卦吧?”胖老婆说:“我不算。我想给我的闺女算一卦,我明天领着她来吧。”徐秋斋说:“也成。明天我还在这个地方。”说罢两个老婆高高兴兴地走了。
  到了下午,徐秋斋又算了两卦。头一天摆出摊子,总算没自来,弄了三四毛钱,还有两个鸡蛋。老头到南大街吃了一碗葫芦头泡馍,把鸡蛋给梁晴捎回去了。
  第二天,他刚把摊子摆开,却见一个掂着个红包袱的年轻媳妇面带愁容,脸有泪痕,在大路边站了一会儿,就拐到他的卦摊前。她低着头说:“老先生。你是算卦的吧!我想算一卦。”徐秋斋说:“你坐下。”徐秋斋打量了她一下,又看了看她的穿戴,像是农村的,徐秋斋就问:“你是问什么的?是问病,是问事,还是问时运?”
  那个年轻媳妇脸一红说:“我想问问俺外头人。他叫赵连生。”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信封上写着“赵连生”字样。
  徐秋斋说:“我们这算卦不问姓名,只说说生辰年月就行了。”那个媳妇说:“说他的,说我的?”徐秋斋说:“说谁的都行。”那个媳妇把她丈夫的八字说了以后,徐秋斋念了一阵子丑寅卯,就说:
  “看他这八字,他有三年灾运。他现在不在家吧?”那个媳妇说:
  “走了两年了,才出去没有信,后来到耀县才来了封信。”
  徐秋斋就进一步说:“你丈夫是当兵的!”那媳妇吃惊地说:
  “是啊!你怎么知道?”徐秋斋又说:“是叫抓壮丁抓走的?”那个媳妇眼中含着泪说:“老大爷,你可真是神了,就是叫抓壮丁抓走的。”
  徐秋斋接着就念起他的“玄官条子”来。他说:“一对鲜花落水中,你的丈夫去当兵,白天想他吃不下饭,夜里想他点不住灯,三更半夜做了个梦,梦到他回来到家中,又是喜,又是惊,全家忙得一阵风,正要洗脸去吃饭,保长又带人来抓逃兵!……”徐秋斋念着,那个妇女两行泪已经流到了嘴边。她说:“老大爷,你可算得真投,我做了好几回这个梦了。”
  徐秋斋安慰她说:“你也别太操心了。看他这八字,到三年头上,他兴许能跑回家来,不过跑回家,你们千万别叫他在家里住,或亲戚、或朋友,出来躲一段时间,能在外边找个活干干更好。那些保长和国民党当官的龟孙们,都是凭抓逃兵发财哩!”
  那个媳妇听着他的批解,从心眼里佩服。她拿出了五毛钱要叫徐秋斋收下,徐秋斋说:“我只能收你一毛钱,多一分钱也不要,何况你们妇道人家,弄个钱不容易。你要是过意不去,你给我传个名算了。”
  那个媳妇说:“大爷,我一定给你传个名,算得真投。”说着千恩万谢地走了。
  其实徐秋斋这一套还是瞎胡编的,不过徐秋斋这个人熟悉人情世态,又见多识广。再加上他爱说爱打听,到西安时间不长,却对这里的城乡民俗、生活状况有一个粗略了解。他见到这个妇女时,打量着她像农村一般小户人家的媳妇。再加上他知道这里的农民,很少出外,大多在家种地,凡是外出的年轻男人,大多是被抓壮丁的。他又观察那妇女的表情,听她的口气说是:
  “才出去没有信,后来到耀县才来了个信。”才走时没有信是刚被抓走。还在司管区受训不能写信;到耀县才带回来信,说明他这职业是到处开拔流动的。耀县又驻了很多国民党的部队,因此他就敢断定她丈夫是抓壮丁被抓走的。
  另外,他敢于这样肯定,是那个妇女自己“露了簧”。她拿出信封时,徐秋斋虽然只瞟了一眼.却看到有“耀县三十四师”字样,当然就更敢说肯定话。他抓住了这一点,至于下边做梦,保长抓逃兵,全是按照人情世事编的现成的联儿,对谁都能用。
  徐秋斋算了这一卦,把周围几个看的人算是稀罕住了。他们互相说着:“这老头真不简单,真成来人不用问了!”也有人说:
  “他肯定认识这个媳妇,故意叫人看的,要不他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清楚。”
  就在这一群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国民党王曲军校的学生,他听着徐秋斋在算卦时,又骂保长又骂国民党军官,心里早窝着一肚子火。他本来是军官坯子,想着将来当官军挎上武装带多么荣耀,想不到被这个算卦老头如此小看谩骂。他又听着众人在夸奖徐秋斋,心里更不服气。他拨开众人,扠着腰往卦摊前一站说:“老头,我也算一卦!”
  徐秋斋抬头一看,只见他穿着一身灰棉军服,打着绑腿,胸前戴个黄边布徽章,帽子戴的周吴郑王,官不像官,兵不像兵,一脸傲气,两眼凶光。一看便知道是个专门来找事的,心里说:“又碰上个烧不熟、煮不烂、费油盐的家伙!”
  要说徐秋斋碰到这种人也多了,可是“物出乡贵,人出乡贱”,逃荒要饭来到这生地方,不敢多惹事,就满脸陪笑说:“老总,我这只能算个巧要饭,你先生要忙就忙去吧!”那个军校学生说:“我不管你要饭不要饭!算对了我出钱,算不对我砸你的摊子!”
  徐秋斋又陪情说:“长官,无君子不养艺人。我是逃黄水出来的,今年快七十了,我这算卦事实上是给人解个心焦!”
  “别噜嗦,你给我算!”
  徐秋斋看着说好的不行,就只得忍着气说:“那你就报八字吧!”那个军校学生报了八字,徐秋斋说:“你问什么哩!”军校学生说:“你先说说我家里都有什么人?”
  徐秋斋:“你爹死了!”
  “嗯,你往下说吧!”
  “按你这八字,你是弟兄三个!”
  那个军校学生把眼一瞪说:“不对,我弟兄两个!”
  徐秋斋说:“你别慌嘛!你是生在辰时,又是个南方丙丁火命,这就注定你妈还要改嫁,到时候还要给你领个小兄弟!”
  这个军校学生“通”地一下,照着徐秋斋胸前打了一拳,他骂着说:“他妈的,老家伙!……”
  徐秋斋也恼了,他喊着说:“你干吗打人?你是来算卦的不是?”
  那个军校学生又把他墙上挂的布招牌一扯,抓住徐秋斋的衣襟说:“跟我走!”
  看热闹的几个流亡学生不愿意了。他们走过来说:“你凭什么带人!你是哪一部分的?”
  “摆卦摊犯法吗?犯哪一条法律?”
  军校学生气吼如牛地说:“他骂保长,骂我们军官!骂军官就是骂蒋委员长!我们军官都是蒋校长培养出来的。”他说到“蒋委员长”和“蒋校长”时,两腿一并,“叭”地立一下正,表示他是军官学校的学生,对蒋介石无限崇拜。
  那几个流亡学生中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他看着这个王曲军校的学生,是被“领袖至上”这一套法西斯教育浸透了的家伙,就对另几个同学悄悄说:“叫我来治他!”
  他对那个军校学牛说:“你是军官,看起来道理比我们懂得多,我问你:蒋委员长怎么训练你哩!就是叫你打难民吗?蒋委员长啥时候不让算卦?蒋委员长命令你来撕人家招牌吗?……”
  他故意说一句话带一句“蒋委员长”,那个军校学生就得“叭”地立一下正,他越说越快,那个军校学牛立正就立得越快,最后弄得满头大汗,不得不大喊:“你们这群学生是干什么?”
  学生们逗了他一会儿,那个军校学生看着看热闹的人都不向着他,就抽身想走,那个大一点的流亡学生拉住他说;“你把这招牌撕了,你得赔人家!”最后经大家说合,由他赔徐秋斋一块钱,才放他走了。

  二

  惹了这场风波以后,徐秋斋不算卦了。
  他想着这城市地方,怪不得每个商店里都贴个纸条“莫谈国事”,原来不能随便说话。另外有些规矩他也不懂,说到蒋介石还得站起来立正!自己是个算卦的,整天得说话,不定哪句话说走了嘴,还得挨打吃官司。另外,他也觉得这算卦没有多大意思,自己也不相信.整天磨嘴皮子,也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到邮政局门口代人写信。
  他又跑了两天,倒是看见了一张桌子,离邮局不远,有个摆青菜摊子的,他有一张白木单桌。他每天起五更来卖菜,八九点钟就收摊子去郊区推菜。邮局正好是八点钟上班,两下借着用,倒是“弯刀对住瓢切菜”,两不耽误。
  徐秋斋和那个卖菜的说了说,卖菜的也是河南逃荒来的,就满口答应了。至此.徐秋斋就在邮局门口代写起书信来。徐秋斋代人写信有个长处,他能问得清楚,写得明白。除了一般款式用文言外,正文大多用白话。比如给人家写家信,他就写上:“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下边就用日常白话。所以写后给人家读一遍,人家就很满意,他规定写一封信五分钱,有时人家还多给他几个。
  过端午节那天,徐秋斋用一毛钱买了两个灵宝大枣粽子。
  自己吃了一个,一个舍不得吃,给梁晴捎回家来。他想着孩子整年整月在打包厂缝包,见天就是红薯熬稀饭。节不是节,年不是年,吃个粽子也总算知道过五月节了。
  回到窝棚里,却见一个人在里边坐着。这人有三十四五岁年纪,白净面皮,留个分发头,穿着银灰色线春夹袄,黑绸面裤子,手上戴着个金戒指。身边放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了几十个粽子,还有炸糖糕、油条一类吃食。
  梁晴看见徐秋斋回来,就笑着说:“这就是俺徐大爷!”那个人也忙有礼貌地叫着:“徐大爷。”徐秋斋赶忙把手里提的那只粽子藏在袄袖里,招呼着他坐下问:“是哪里客?”梁晴说:“这是俺厂里的崔会计。现在是崔课长。”那个人说:“我姓崔。”接着他说:“早就说来看看你老人家,没有空。听小晴说你人可好了。”
  他又说:“小晴在我们厂干的可好了,大家都喜欢她,聪明,肯干,也不偷不拿,手脚下净。我和刘经理说了,准备叫她当‘里工’。
  能当上‘里工’,就有个可靠饭碗了,一个月至少能开三十多块钱。”
  他说着,徐秋斋哼着。梁晴还插嘴说:“老崔说还能在黄金庙街附近给咱找一间房子!”徐秋斋说:“这太叫崔课长费心了。”
  他又问:“崔课长你贵府是哪里人?”
  姓崔的说:“大爷,你就叫我天成吧。我是南阳人。说起来咱算是老乡呢。”
  徐秋斋说:“看你这年纪。你也该是成了家了。跟前有几个孩子了?”崔天成支支吾吾地说:“老家两年都没有信了。日本人占了南阳以后,谁知道家里人死活。”
  他们又说了一会话,崔天成把篮子里的粽子往外边拿着说:
  “过五月节的,别的没什么买,给你们送几个粽子、糖糕吃吃。”徐秋斋上去拦住说:“你千万别放。咱们是初见面,你还是带着。”
  崔天成说:“哎呀,老大爷,你怎么这么客气,几个粽子算什么?”
  徐秋斋说:“不,我们无功不能受禄!这礼不能收。”崔天成说:“老先生,你看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小晴是我们厂里的工人,我留下给她吃!”
  他这么一说,徐秋斋无话可说了,只得让他留下。
  崔天成走了以后,徐秋斋问梁晴说:“晴,这个人怎么给你送这么一份重礼?”梁晴说:“他这个人爱花钱,在厂里经常给我们女工买糖吃。他在厂里一个月拿一百多,又没个家,他不花干什么!”
  徐秋斋正色说:“不能这么看。俗话说:‘没利不早起。’哪有无缘无故过节跑来送一份重礼的?我再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咱们都是清清白白的庄稼人,虽说出来逃难,这小便宜可千万占不得!你年纪还小……”他说到这里,摇摇头说不下去厂。
  梁晴说:“他这个人就是个大摊泥,要不我明天带去还他。”
  徐秋斋说:“还他也不必。那反而越描越丑了,也显得咱们不大方。有机会了,咱还他一份礼,由我出面。重要的是咱自己心里要有个数。”
  这天夜里,徐秋斋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到后半夜又咳嗽起来。他想着这活真是不好说出口。梁晴虽然跟着自己,可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说轻了恐怕她听不懂意思,说重了又担心她不高兴,自己多管闲事。他凭经验观察,看出来那个姓崔的不地道,想在她身上打主意。可是梁晴到底怎么想哩?一个孤女,无依无靠,年纪也大了。虽说和天亮有那么点说道,一没有结婚,二没有换契。真有好人家,人家嫁了,谁能管得着?那个人要是把这闺女糟蹋了,又不娶她,可苦了这孩子了!……想到这里,他心里说着:“该说我还得说!就是把她得罪了,我也得说!人老了,不就是多一点经验嘛[连这点经验也不传给后人,不管她嫁给谁,只管跟着喝喜酒,那就不算个人了!”
  早上起来,梁晴说:“大爷,昨天夜甲我听着你老咳嗽,是病又犯了?”徐秋斋说:“天阴了,咳嗽两声。天晴就好了。”他说着看了看梁晴,她仍然是高高兴兴的。徐秋斋嘴张了几张,想和她摊开来谈一谈,可是看她那高兴劲儿,暂时不忍心和她谈。早上她又忙着去厂里,也就把想好的那些话,暂时压在心底。
  梁晴从小在黄河波浪上长大,每天和朝霞说话,和落日谈心,对于家常理道、人情世事是根本不了解的。她对天亮的爱情,是天真的,纯挚的。到了寻母口后,她开始进入一个男女众多的人群中,但这群人都是纯朴的农民,虽然是在流浪的生活中,大家却严格地遵守着农村固有的伦理道德。比她年纪大的人,都像长辈一样关怀她、喜欢她,比她年纪小的人,都很自然地把她当作一个相姐,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她从小跟着梁老汉长大,梁老汉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这个独生女儿身上。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她非常重感情的性格。但是她又是天真的、纯洁的,她把所有人都当作像赤杨岗那群农民一样好,她不了解那个社会的另一面一一黑暗与罪恶。
  在初开始进厂时.她对崔天成的印象并不好,她几乎每次看到他时,就把嘴噘起来。她觉得一个大男子汉,到人跟前一股雪花膏味,另外眼珠子转得太活了,农民中很少有这样的眼睛。几个月过后,她渐渐地和他熟了,最初的印象却渐渐地淡薄了,模糊了。
  人们的最初印象,有时候是荒谬的,但有时候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拿着自己全部生活经历的镜子,映照出初次接触的事物,这就是对事物的新鲜感;新鲜感总是有一定的敏锐性和准确性的,而习惯熟了却像一把沙土,往往会把一盆清水搅混。
  崔天成每次见她总叫她“小晴”,发线的时候,总要给她多发一点,收活的时候,总要给她多算一点。天冷的时候,总要摸摸她手,说:“你应该买一副手套。”天热的时候,他拿着扇子在工棚里转,走到她跟前时,总要往她身上扇几扇子。这些小小的爱抚,使梁晴在几十个女工中,产生一点神秘的感觉和满足的心情。
  崔天成爱和女工们打闹,有一次打赌,崔天成输了,大家要他买芝麻糖,崔天成不买,大家就故意逗他,把他的帽子在工棚下来回传着撂。后来崔天成发脾气了,他把门口卖芝麻糖的叫来,叫大家随便拿。后来每个人拿了两根,崔天成面不改色地把钱拿出来了。这件事给梁晴印象很深,虽然她只拿了一根糖,但是对崔天成那股不在乎的派头却暗暗佩服。
  生活的书本是很厚很厚的,梁晴却只是翻了它的前几页。
  她对崔天成的印象渐渐好起来,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心事,又比较灵活、聪明,就连他那颗令人讨厌的金牙,现在看去,配上两片经常笑着的嘴唇,也不难看。
  梁晴开始有个感觉,他觉得崔天成应该有个妻子,把他管住,不让他那么随便乱花钱,而且她觉得崔天成这个人是能管住的,是好管的,但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要管的人是她自己,因为她一直把崔天成当作长辈。在农村,三十多岁的人当然是叔辈,而她自己才十八岁。
  这天到了厂里,崔天成去发活时,瞪着眼去看她的脸,好像在她脸上要寻找什么东西。梁晴没有介意,领了活照样有说有笑地干着。到了下午放工时候,梁晴去交活,崔天成小声地对她说:“小晴,你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梁晴只当是把她收作“里工”的事有了希望,就说:“我先到门口转一圈,等会儿再回来。”
  崔天成点了点头。
  女工们都走了以后,梁晴又回到了棚,崔天成也不看她的脸说:“到后边,我的屋里。”说罢从前边走,梁晴跟着去了。
  到了崔天成的屋里,崔天成随即把门关上,屋子里这时更暗了。梁晴说:“这屋子多暗,你也不开灯!”崔天成说:“灯泡坏了。”说着自己坐在床上,让梁晴坐在他跟前的凳子上。
  崔天成说:“你家那个姓徐的老头看去怪厉害的!”
  梁晴说:“他不厉害,人可好了。虽然我们不一姓一家,待我像亲孙女一样。”
  崔天成没吭声。接着他又笑着说:“小晴,你今天太漂亮了。
  你看咱们工棚几十个女的,跟你一比,全成猪粪了。”梁晴说:“是嘛,我这个破印花布褂子,肩头都破了,我们来西安逃荒路上.扁担磨的。”
  崔天成说:“你要是把头发烫烫,穿上旗袍才漂亮呢!”
  梁晴说:“我不喜欢烫头发,也没有钱。”
  崔天成说:“我给你钱。”他说着抓住了梁晴的手。
  梁睛有些胆怯,她想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可是他抓得紧。抽不出来。
  崔天成这时又把身子偎到她跟前说:“小晴,我要钱干什么?
  我全给你!……”
  梁晴说:“不!不!……你有家,你应该寄给家里。”崔天成上前一把将她抱住说:“小晴,我没有家!我就要你!你嫁给我吧!我叫你当太太,给你赁一所房子!……”他说着眼中露出野兽般的凶光。
  就在这一刹那间,梁晴突然神志清醒了,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她对这几个月来的事情完全明白了!理智产生了勇敢。勇敢又产生了力量。她使劲把崔天成推开,嘴里喊着:“你干什么!”
  崔天成又拉住她的胳膊说:“咱们再谈谈,咱们再谈谈,我在厂里有股份,我有钱,你现在太可怜了!”
  梁晴把胳膊一甩,把崔天成推倒在床上说:“我不叫你可怜我!我不稀罕你的臭钱!”她说着把门一开,飞也似地跑出了工厂大门。
  她一口气跑到了家门口,屋子里还点着一盏小煤油灯,徐秋斋在看着一张旧报纸还没有睡。她推开板门,跑过去跪在徐秋斋面前,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徐秋斋当然估计到了事情的发展,他后悔自己早上没有把话和她讲出来,他咬着牙用颤抖的手拍着自己的头,真想用手在自己老脸上打两掌!
  徐秋斋把她扶起来坐在地上,含着汨问:“他……有人欺侮你吗?……”
  梁晴哭得更伤心了。徐秋斋说:“你说!你对爷爷说!我没有刀我有笔!我写状子到法院告他。告不上我也要给你出气,他也是一条命!”
  梁晴却只是哭,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来。
  哭到半夜,梁晴不哭了。徐秋斋问她说:“晴,是谁欺侮你了?是那个姓崔的不是?我是你爷爷,不要怕丑,他糟蹋你了没有?”
  梁晴擦着眼泪说:“没有,我把他推开了。大爷,我不想去打包厂上班了,就是要饭,我也不去那个地方了。”说着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
  徐秋斋忍不住说了一声:“好孩子!我有脸见你妈和天亮了。”
  梁睛说:“大爷,你放心,我不会变心!姓崔的就是用钱把我埋起来,我也不会嫁给他。我等天亮,一年等不来等两年,两年等不来等十年!”
  徐秋斋说:“天亮是个好孩子,是可靠的。你们也会团圆的,将来咱们攒几个盘缠钱,我去找他。就是跑一万里,我也要把他给你找回来。晴,人过一辈子,就要这样!我们人穷情义不穷。
  人不同于畜生,就在这一点。什么叫夫妻情?用这报纸上的新名词来说,夫妻情就是互相牺牲!你放上一块瓦,我放上一块砖,你放上一根檩,我放上一根梁!你放上一腔血,我放上一个头!有情有义的房子,就是这样盖起来的。……”
  梁晴瞪着大黑眼睛听着这个老人讲的话,老人兴奋得眼中闪山锐利的光芒。他又苦笑了笑说:“我四十三岁那午,你奶奶就离开我死了。怎么死了,民国九年大荒年,饿死了。当时我不在家,回来时候她已经不会说话,只剩下一口气了。她给我指指炕底下就断气了。……”徐秋斋擦了擦鼻子上的泪水继续说:
  “后来我把炕扒开了,炕下边瓦罐里埋着一斗麦!原来是她怕我回来饿死,把一斗麦给我留着,她自己倒饿死了!这一斗麦,……”徐秋斋说着痛苦地摇着头,说不下去了。
  “过罢年景,”徐秋斋又接着说:“多少人跟我说,徐先生,续个弦吧,你还年轻着哩!我说我的弦就没有断。快三十年了,我没有再娶。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够了。我这颗心已经放到一个地方了。唉!可惜那时候咱乡下没有照相,一张相片也没有留。
  不过我心里有一张像,不是照相馆照的,是我自己在心上刻的。
  ……”接着他又说:“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一个人的德行,一个人的胆气,一个人的脖筋和脊梁骨,人有良心就活得仗义,活得痛快,什么都不怕,他没有亏心!……”
  徐秋斋大声地说着,就在这个破茅屋里,他把中国人民的道德火把,交到一个十八岁女孩子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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