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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审大会

将军吟

作者:莫应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6/07/03

  空四兵团直属队今天在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通知的开会时间是下午两点半,除留下值班和值勤的人员以外,其他人一个也不准缺席。
  从两点一刻开始,队伍从各条主要道路上开来。每一支队伍的前面都由一名大个子兵举着一块毛主席像牌引路,跟着像牌的是密集的语录牌。此外,每人还有一块忠字牌,与军用水壶交叉斜挎在身上,走起路来,那忠字牌有节律地发出啪啪啪的响声。
  位于大操场一边的露天舞台经过了一番布置:眉檐上写着“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底黄字标语。侧联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分列两边。红色金丝绒的中幕上挂着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惟有能表明大会性质的,是用绳子穿白纸写黑字的那块横联,简单写了四个字:“公审大会”。
  军队开会是最准时的,两(原文为“七”,似误。——校者注)点二十八分,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工程部长、后勤部长等主要首长从休息室走出来,按职务等级在主席台上就坐。主席台上的阵营如此整齐,这是不常有的,可见对这次大会的重视。怎么能不重视呢?这是一次捍卫毛泽东思想、严惩阶级敌人的大会呀!此类事情上面抓得很紧,要求很严,谁也不能怠慢。
  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全场起立唱《东方红》,由于这位主任从来没有学过音乐,调子没有定好,拍子也打得太不高明,因而唱得很混乱,但都很认真。唱完歌以后便是敬祝那一套,然后才由陈镜泉政委简短地讲了几句关于大会意义的话。公审开始了,兵团军事法院院长走上台来,手里拿着一大叠子材料。他首先威严地喊了一声:
  “把罪犯带上来!”
  喊声刚落,一队全副武装的战士每人押一个罪犯从化妆室走出来,在台口下面站了一横排,点点数,整整十名。
  这时候,台下吼声四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
  罪犯们在挥舞着拳头的怒吼声中低头站着,面孔看不清楚。每人胸前挂着一块硬纸牌,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犯罪性质,除了一人写着“行凶犯”以外,其他全部是“反革命犯”。他们在被捕以前都是军人,其中多数穿的是战士服,少数穿着军官服。帽徽和领章当然早就摘除了,一律不戴帽子,有的还剃了光头。
  法院院长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他呆板地念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兆武,男,现年十九岁,家庭出身贫农,一九六六年三月入伍。张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拒绝学习毛主席著作,仇视毛泽东思想,因散播反动言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张犯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当众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开除军籍。”
  宣判完就押下去。在押走之前,背枪的战士抓住罪犯的头发、强迫他把头抬起来,而他的背仍旧被压得弯拱着。这时,站在前面的人可以看清他的面孔。他不但年轻,简直是一脸的稚气,也许他来自一个什么偏僻的山区,因而泥土气息特别的足。他的家里,门头上一定还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早几天,当地群众还肯定向他的军属父母拜年了,现在,双亲正在等他的五好喜报呢!而他却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可恶的囚犯。劳改十年出来时,那脸上的稚气肯定该消失了。也许他在劳改营仍不知悔改,继续作恶,那么,又得加刑,加得两次,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恨的罪犯,谁叫你自作自受呢?谁叫你死守在偏僻的山区,不早出来见见世面呢?你怎么不多读点书,也像江部长一样,透彻地认识当前的革命呢?你活该!谁也没有蓄意陷害你,包括那位宣读判决书的法院院长,他的心是公正的,他是按照有关的法律办事的。
  那些誓死忠于毛主席的干部和战士们,用惊雷般的口号声把这个罪犯打发走。他们喊道: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兆武!”
  “誓死捍卫毛主席!”
  “……!”
  法院院长又念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小毛,男,现年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入伍。李犯在新兵营集训期间,用枪刺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刺去,以发泄其刻骨仇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开除军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孙阿苟……”
  坐在主席台上的陈镜泉政委心里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方面是大歌大颂毛主席的光辉功绩,大树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与此同时,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突然变得这么多了呢?在部队开展“三忠于”教育,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提高觉悟,解决好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却意外地冒出这么多恶毒的反对者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宣传的还不够?难道是运动的声势还太小了,因此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利害?不是,肯定不是,目前全兵团所有部队,都做了忠字牌背在身上跑,都实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在连队生活一天,哪怕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也应该懂得当前的气候了,除非你是死了的人。这些反动的家伙为什么那样难改造?他们的骨头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是铁做成的也应该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被熔化。他们为什么对毛主席怀着那样刻骨的仇恨呢?是曾经杀了他的父母?是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是前世结下的冤仇?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连队开忆苦思甜会,他们都有苦可诉,有甜可思。那么,他们是疯了?真是疯了就不应该判刑,而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给他们治疗。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疯子。对这种奇怪现象,谁能解释清楚呢?哲学家行吗?心理学家行吗?当然,目前有一种现成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这实际上是讲的现象,不是原因。还有一个解释法,“革命人民越是热爱,阶级敌人就越是仇恨。”这也不叫做解释,因为这些罪犯原来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我们信任的对象。也还可以这样说吧?“这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腐蚀青年,使少数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是的,是的,肯定是争夺过去了。但资产阶级怎么那样厉害呢?我们的宣传品那样多,我们的政治教育抓得那样紧,就算是刚从农村来的青年,农村目前也在跳“忠字舞”,竟未能把他们教育好,反而让资产阶级从我们手上抢走了!政治思想工作真难做啊!陈镜泉政委搞政治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难题。他回忆起解放战争的时候,只要把忆苦教育一搞,只要说明解放以后将实行“土地还家”,那些一字不识的农民就立刻变得无比英勇,死都不怕。就凭着那比较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老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已经无能了?他们起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政委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悲伤,他觉得自己是瘫软地坐在那里,对于下面的宣判,很少听清内容。他痛恨那些愚蠢的罪犯,也恨自己的无能。这些犯罪的战士和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他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得不犯罪,但他没有做到,他受到一种责任感的严厉谴责。他应该原谅他们,下令不给他们判刑,教育教育,使他们以后再不犯了。但他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就算法院院长能够听你的,你自己总有一天会要代替他们受刑,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他知道自己没有勇气,所以他感到瘫软无力。
  宣判在继续进行,又是一名战士,二十岁,贫农出身。罪名是,他把毛主席画像扔在地下,用脚去踩。他的刑期是六年。当院长宣读完以后,他自动抬起头来,当众大喊:“冤枉!”这喊声立刻被怒吼声压下去。战士把他推出会场,他这不怕死的,竟一边走一边高喊:“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不反对毛主席啊!我不敢反对毛主席啊!……”
  彭其司令员的脸色在变,好像是非常仇恨和讨厌这大喊冤枉的畜生。你看他的样子多么难看!他的眼睛正在喷出火来,他的手搁在桌上紧握着拳头。他也许会突然站起来,走向那些反革命分子,一人给他们一拳吧?久而久之,你才发现他的眼睛是痴呆的,既不望那位法院院长,又不望那些背对着他的罪犯,他一眼不眨地望着队伍中比较靠后的某一个地方,好像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反革命分子。
  目前镇压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只有一宗是不好办的,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很难侦察出来。就如这位彭司令员吧,他心里想的和你从他表情分析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并没有在队伍中发现一个什么新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打算突然站起来去给罪犯们一拳头。他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有点感到眼睛发花,头脑发胀。首先,他看到一个负责押罪犯的战士自己也变成了罪犯,那雪亮的枪刺成了插在他背上的标子,立刻就要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怎么回事呢?怎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错觉呢?在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冷战将脖子扭动了一下。后来,他又产生了更大的错觉,看到全场的干部和战士都变成罪犯了,都在大声喊着:“冤枉啊!冤枉!”这是对着他喊的,那拳头是挥向他的,所有的拳头都通过一种奇妙的电波击在他的身上和心上。最后,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罪犯,有一个无形的、冰冷的手铐把他铐起来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的,也是他的罪状。他自己也想叫喊了:“冤枉啊!冤枉!”但就在这时他清醒了,重新意识到自己是司令员,正坐在主席台上监督这场宣判会。意识清醒了,头脑开始痛,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痛苦地坚持着。
  罪犯们被一个个打发走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倒数第二名的罪状。这时,陈政委偏过头去对彭司令员讲了一句话:“你看见没有?”
  “什么?”司令员像从梦中惊醒。
  “文工团要搞什么名堂了,有几个人在队伍中间走动。”
  “在哪里?”
  “喏,那里。”政委不便于抬起手来指,只用嘴努了一下。司令员在人群里搜索了半天,眼花,看不出异常变化来,只好不理会。
  十名罪犯全部宣判完毕,法院院长把罪状材料整理了一下,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走进了侧幕。主持大会的政治部主任走近陈政委说:“请政委做指示。”
  话还没有说完,文工团的造反英雄范子愚从台口一纵,爬上台来,使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怔。他并不向谁打个招呼,抓住话筒就开始喊话:
  “革命的机关干部、战士同志们!今天这个公审大会开得好!开得妙!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除了正在造反的文工团员们以外,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对范子愚投来厌恶的眼光,心里都在骂他:“出什么风头!司令员、政委都坐在台上,你跑上去做总结,你算什么?”有的机关干部为了表示不满,举起手来高呼口号,继续呼着刚才送走罪犯时的那些口号,企图压住范子愚的叫喊声。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范子愚连嗓门都叫哑了。
  政治部主任走过去问他:
  “你要说什么?”
  “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
  主任不好阻拦,只得随他去。
  “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大家对他的请求毫无反应,他只得不再请求了,耸人听闻地宣布说,“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
  台下的人开始注意他的讲话了,呼口号的人渐渐静下来,有的在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同志们!”范子愚正式开始演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革命越胜利,阶级敌人越不甘心;革命群众越是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阶级敌人越是要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在我们兵团,是不是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了惩罚呢?没有!就在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一个猖狂已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至今还逍遥法外。这个人……”范子愚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小本子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这个人明目张胆地反对群众热爱毛主席,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人,不是菩萨;说早请示晚汇报是念经一样;污蔑红海洋是马桶铺;攻击群众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是一风吹,新花样;指手划脚要人家把红海洋马上洗掉、刮掉;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他恨得咬牙切齿,说到了八十岁也要当兵,要把他们当作土豪来打。就是这样疯狂到极点的反革命分子,现在还坐在我们中间参加公审大会。同志们!在我们的身边躺着一条毒蛇,我们不把它挖出来行不行啊?”
  文工团的人齐声回答:“不行!”
  战士当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喊。
  这显然是指的胡连生处长。胡处长目前正席地坐在他的队伍中,范子愚的揭发刚刚开头,他就意识到灾难来了,依照平常的脾气,他可能会跳起来骂人,今天不知怎么那样老实,像根木头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觉得浑身被细麻绳捆住了,越来越紧,一丝也不能动弹。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张开血盆大口,一齐向他吼来,向他扑来,就要把他撕成碎片。他清醒地知道,往日的怒骂已经没有用了,天在崩,地在裂,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好像正坐在一朵飘游着的云块上,等待忽然之间被摔下地来。“这个人就是……”范子愚憋足一口气,然后全力喷出,“管理处的胡连生。把反革命分子胡连生带上台来!”
  台下出现了一片惊慌,都在左顾右盼,想知道胡连生坐在哪里,想看又不敢正眼看着这场骇人的戏剧。台上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及其他首长都板着面孔,谁也没有找谁商量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突来的事变,只是呆呆地望着即将发生的一切。文工团四个大汉早就挤进管理处的队伍坐着在等待了,范子愚一喊,他们呼的一声弹跳起来,扑向胡连生,一把将他从地下提起来,由两个人分架两条胳膊,一个人左手抓住他肩头,右手按住他的脑袋,另一个人走到他前面,喇喇两下,将领章扯掉,把军帽取了。在文工团带领下的一片口号声中,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被揪上了斗争台。勇士们把他拖到台口的一角,两个架手臂的勇士同时提起脚来照着他的膝窝用尽全力踹下去,他便咚的一声跪在地下了。这时候他的姿势更加难看,头被压得额头接地,手臂被拉得挺直,高高地向后抬起,背上还被踏上一只脚。这种姿势,造反派称为“驾飞机”,其含义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斗争方式,在北京是司空见惯的了,在南隅,地方上也许实行过,而在空四兵团,这还是首次采用。
  邹燕和文工团其他一些造反男女共十多个人一齐冲上台去。由邹燕站在话筒跟前领头喊起了口号:
  “打倒反革命分子胡连生!”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
  范子愚走去在胡连生头上踹了一脚说:“胡连生,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这时的胡连生,脸上红得发紫,由紫变青,只听见他大口大口地喘气,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还要顽抗到底?”
  “叫他向毛主席请罪!”
  “向毛主席请罪!”
  于是,四名勇士把他的胳膊一扭,揪住头发转向台内,用脚踩着他的头,对着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连续叩得地板咚咚地响。叩完了头,又提回原处,范子愚揪住他头发把头提得仰起来,吼道: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广大于部、战士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你这条老狗,竟敢狂犬吠日,用尽畜生的言语来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低毁群众热爱毛主席的‘三忠于’活动。我们按捺不住阶级义愤,广大干部、战士今天要跟你算清这笔账,你敢不老实交代,决不饶你!交代!说!”
  台下的干部战士此刻究竟怎么样呢?是的,他们很气愤,你看,只要有人领呼口号,几千个拳头一齐举起来;他们的脸绷得铁紧,没有一个人思想开小差,没有一个人为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辩护一句,没有一处在交头接耳。操场的空气好像固化了,人们都被压在这固化了的空气底下。也许正是因为对胡连生的仇恨才使空气固化的,正是需要在他的身上发泄义愤才能使空气重新复原?
  怒吼声此起彼伏,仇恨的火焰从四面八方喷向胡连生。在这仇恨的火海当中,人的性情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心慈的,狠毒起来;温存的,狂暴起来;胆小的,勇猛起来;含蓄的,外露起来。仇恨的火海把所有人冶炼成同一性格,发出同一种表明其性格的嘶叫声。
  这是一种神奇的现象,千万个病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不管他是不是愿意承认,他内心的病是实实在在的——包括那些掀起这种仇恨浪潮的人。
  赵大明不就是那掀起浪潮的参加者吗?他是头头之一,当然也是策划人之一。当范子愚提出要在今天的公审大会上搞突然袭击时,赵大明有过犹豫,但毕竟没有站出来阻挠——谁也不会阻挠。而当形成决议以后,他也就发现自己心中有病了。是什么病呢?是一种常见的侧隐之心。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一想起那个老红军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他的心就在微微发颤。他总是注意着那个席地坐在队伍当中的胡连生,一些零乱的思绪忽闪忽现:
  ……这个可怜的倔老头,几十年戎马生涯,多少回在潮湿的荒野里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真是生就的苦命人,直到如今还得跟年轻人一起坐在地下,不久还将把他一脚踩住……
  ……过去钻进他身上的那几颗敌人的子弹全都长了眼睛,有意留下他这条命来。因为他欠下了魔鬼的债,必须在老来受一段比死还痛苦百倍的熬煎,然后才准他归天去……
  ……他是那样的可恨,不识时务,不辨潮流,自以为是,与新的革命风暴抗争。谁能使他清醒而免遭厄运?他愚蠢地坚持着自己的耿直、光明……
  ……可怜他是一个粗人,没有文化,不理解当前的伟大革命。凭心自问,很难相信他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他的心还是好的,为国家节省开支,为人民减轻负担;也许他想得正对,红海洋真会永远保持下去吗?难得有人像他这样敢说真话,而不顾自己的死活……
  ……他呀,他也是一个人,假如即将到来的厄运是落在自己身上呢?不堪设想,可怕的,令人战栗的……
  ……但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填平他罪孽的深壑……
  这些零乱的思绪一直持续到把胡连生揪上台去的时候,也是病患者们接受治疗的时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治疗——通过蹂躏那同情的对象来麻醉自己的心。这也是一种改造,把那同情敌人的、属于普遍人性的错误的感情压下去。通过自己点燃的这仇恨和愤怒的火,把斗争对象烧弯,像烤炙虾子一样;把自己烧得挺直,像焙熟一条肉虫一样。这是痛快的,麻木的,轰隆轰隆如在冶炼炉中一样的。
  为了掩盖心中那不愿意承认的侧隐之心,他把口号喊得最响,把样子做得最可怕,藉以表示在斗争中改造自己那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感情的决心。为了能在敌我分明的斗争台上,光荣地站在革命一边,专政者一边,而不是敌人一边或旁观者一边,他感受到一种受宠者的骄傲。
  ——也就在这时,赵大明发现了自己那颗年轻的心,原来也有那样复杂的、不光明的一面!
  顽固不化的胡连生任你呼口号也好,揪起头发来亮相也好,在背上重重地踩也好,拎起耳朵来命令他老实听着也好,他始终是一语不发,像一个死了的人,死了而未曾僵硬的人。斗争会陷入了僵局,造反者们把要讲的话几乎讲尽了,下面不知该怎样推上新的高潮。这时,江醉章部长从侧幕里从容地走出来,做了他宣传部长该做的说服工作。
  “同志们,停一停,停一停,同志们,听我讲两句。”他走近话筒,“今天,文工团的革命群众,对胡连生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抱着极大的阶级义愤,采取了这个行动,是对的。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你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都应该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不过,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同志们虽然没有打他,但是这样架起来,踏上一只脚,不利于他老老实实交代他的罪行。我建议现在放开他,让他站在这里讲。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让他讲话嘛!讲的不对,我们就批判嘛!这样好不好呢?”他转向造反者们,“范子愚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放开他。”范子愚命令部下说。
  江部长从容地走下台去。
  罪犯胡连生被放开了,他趴在地下,半天没有动弹。怒吼声又起,仍旧不动,等吼声平息下来以后,他才慢慢地撑着地躬身站起来。他紧闭着嘴唇向全场缓慢地扫了一眼,又回过头去看东席台,把目光停留在他的两个老战友——司令员彭其和政治委员陈镜泉身上,眼里冒出愤怒的火,久久地盯住,把牙咬得紧紧的,突然抬起手指着他们两个,大骂着扑了过去:
  “你们这两个没有心肝的家伙,坐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娘卖X的!要死一起去!”
  主席台上的首长们惊愕地一齐站了起来。胡连生扑过去,隔着条桌伸手要抓陈镜泉,被旁边的参谋长一把攥住了他的手。他这时力大如牛,猛地一甩,参谋长的手被甩在桌面上,痛得触电一样缩回来。幸而文工团的造反勇士们冲上来了,架的架手臂,抱的抱腰,拖的拖脚,才把他制服住。
  他在四个大力士的绑架下破口大骂:“我反,我反,我什么都反!老子生成一副反骨,十六岁就反了土豪!反来反去,我成了反革命!娘卖X的!我是反革命,你们革命,我就是要反你们这个革命!你们革得好啊!革得连是非都没有了,革得坏人当道,好人挨整!革得个军营变成了马桶铺!你们革!革嘛!革我的命!赶快把我枪毙了!彭其,你这个混账东西!你不把我枪毙我要毙了你!你赶快下令,把我枪毙!把我枪毙!”
  彭司令员全身发抖,抡起拳头往条桌上一捶,喝道:“胡连生!不要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我还没有说完!”胡连生跺着脚说,“我就是要说,我不像你,不像你陈镜泉,怕死!怕丢官!怕当反革命!心里有话也不敢说!你们丢了红军的脸!丢尽了浏阳共产的脸!几千个烈士都在哭!你们害得他们哭!那个扭着颈根死的彭四保在哭!你们也把我砍了吧!我也要扭转颈根看着你们砍!你们砍了我的脑壳吧!四十年前团防局没有砍成,如今你们砍吧!砍吧!”
  彭司令员命令法院院长说:“先把他关起来。”院长把手一招,上来几个年轻干事,从文工团员手里把胡连生接过来,蚂蚁抬螳螂似地把他抬走了。
  狂叫声还在远处传来:“砍了我呀!砍了我呀!你们快点砍了我呀!砍了我呀!……”
  台下的干部、战士有的流出了眼泪,但巧妙地利用挥拳呼口号的机会,用衣袖擦去了。就连文工团那些造反勇士们也呆若木鸡池站着,许久不知道动弹。邹燕则完全忍不住了,偷跑到露天舞台后面去,紧急擦了擦眼眶,还不行,进而走进厕所去。胡连生的喊叫声听不见了,口号也没有人喊了,数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政治部主任这时才想起来应该散会了,便重新来请陈政委讲话。走近一看,陈政委脸色苍白,用他那惟一的右手捂住响口,喘不过气来,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上来好几个,扶着陈政委上了车,开往医院去。
  政委不行了,只得请司令员讲话。司令员恼怒地把政治部主任瞪了一眼,不置可否。假如不是在这个主席台上,他也许会大发雷霆,把桌子掀翻,把茶杯砸了,把政治部主任骂得狗血淋头。因为他太烦躁,太伤心!是什么魔鬼闯进了这个庄严肃静的军营,而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是什么力量使他这个兵团司令员丧失了掌握一个会场的权力?他被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底下,不能够动弹,眼睁睁看着那惨剧发生。他早就料到了!不识时务、不知死活的胡连生总有一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却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当文工团的人把他架上台来打翻在地的时候,彭其的脑子炸开了,但他还有理智,知道是不能硬碰硬的。胡连生遭受的全部折磨都痛在他的心上,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死去了的人。真是寒心啊!那时候热血沸腾,一声喊,就都拿起了武器,奇迹般地在偌大一个中国建立起了今天的政权;绝大多数最初革命的人,把尸骨铺平了通向今天的道路。假如他们真有灵魂并且真能显灵的话,今天这个大操场要不黑了天才怪哩!但愿真能来那么一下,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崩地裂,让一切都跟着见鬼去!他想不通胡连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就算他思想反动,是的,非常反动,可以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降他的级,罚他做检讨,也用不着从精神和肉体上将他这样折磨吧?哪怕是犯了死罪,也不该遭受这般待遇呀!把他枪毙就是了,何必这么残忍地作践他!
  政治部主任见司令员情绪不好,只得自己走到台前,简单说了两句,宣布散会。散会以前,照例要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还必须喊一阵口号。歌声一停,最先呼响口号的是警卫连,领呼人刚喊完一句,全场骚动起来。
  “什么事?”刚走到台口处的彭司令员问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主任答道:“喊了一句反动口号。”
  “什么反动口号?”
  “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他把亲字喊成了拼。”
  司令员气得脑门暴起了青筋,指着警卫连的队伍说:“把他带来!”
  政治部主任叫人到警卫连队伍里传达了司令员的指示,警卫连连长把正在遭到群起而攻之的那个战士带到台口来。战士早已吓得半死了,一来到司令员跟前,便畦的一声哭了,跪在台阶上。司令员走下去,骂一声:“混账!”扬起手照着那年轻战上的脸狠狠地打下去,将要接触到脸上时又忽然控制住,只轻轻地落了下去。打完,他走向自己的轿车,回头对警卫连长说:“把他送到我那里来,我要亲自处理。”
  黑色的轿车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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