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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军吟》的创作

将军吟

作者:莫应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6/07/03

  文/莫应丰
  《书林》编辑部要我谈谈写作《将军吟》的体会,我不知从何说起。在清理过去的旧书时,由一种现象产生出一番联想。
  前几年,我经常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有的翻一翻,有的没有动。那些书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说而言,只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口号,便知道写成于哪一年。如今一见那些口号就反感,无论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也只好闭眼扔进化纸炉。作者和编辑的心血岂不白费了?仅是纸张的浪费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帮”垮台前夕也出版过一本小说,虽然在书架上勉强放了两年,甚至曾考虑过修改重版,但终因时过境迁,难以救活,任其碾作尘泥了。那本书叫《小兵闯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宝贵的生活素材,至今想来,犹感惋惜。
  我也间或写一点短篇,不久前在收编成集的时候,发现有些篇味儿不对了。一般地说,我还不算是很爱赶时髦的人,没有写过变幻无常的“路线斗争”,也不曾写“走资派”之类。凡被我认为是短命的题材,我是不轻易去碰的。尽管如此,仍旧有些作品短命。
  《将军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写成于1976年春夏,出版于1980年6月。至今又过去近两年了,仍不觉得过时。当然,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还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算是长命的。但考虑到从写出初稿至今,六年时间内,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文坛风雨又是何其多!《将军吟》却不受这些影响,也算是难得了。
  有趣的是,《将军吟》初稿写成后,一直密藏在朋友家里。过了两年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从广播里听了全会公报,惊喜地发现,《将军吟》初稿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正好与公报的总精神相符;于是决定,立刻将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巧合吗?确实是太巧了。我事后分析造成这种巧合的原因时发现,透过偶然的现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帮”肆虐横行的那些年月,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被当成鹰犬和传声筒使用,不许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不许正视触目惊心的生活现实,不许有健全的头脑和正常的思维。我当时深感人格受辱,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事?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为没有意义或有害于人、无利于己,就不会继续干下去。我正是从觉醒中甩袖而离开当时文场的。谈起创作,我有点玩世不恭。找我约稿,我就说:“你从哪里打听到我会写什么东西?”实际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对创作没有感情。自从我发现自己能够写小说以来,总想显一显身手。可是,怎样干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干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江湖骗子和为虎作怅的人,难道能留下什么好东西吗?糊里糊涂,行为盲目,也很难设想能胜任人民的重托。于是我想干一点本来应干的事情,按照应尽的职责来干。这个职业是高尚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亘古以来,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经遭遇不幸?又想干这一行,又要绝对保险,恐伯也难做到。除非你不打算尽职,既要尽职,便不能算好了命再来。我就是这样决定按真实面貌来描写“文化革命”的。真实就是科学。科学是真正的硬汉子,它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四人帮”拼死挣扎,想叫历史朝着反科学的方向发展,终归惨败。历史是按科学的方向前进的,我写《将军吟》也基本上是抱着科学态度的,所以就发生了巧合。看起来是巧,其实全在规律中。哪怕历史一时走了弯路,大方向总是不会变的,这种巧合迟早会发生。
  怎样才能写得真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实标准。我们都是那场运动的参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具体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实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是非观;每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好恶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从事创作,眼界是不能过于狭窄的。胸怀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从1972年开始,就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从正面、反面和侧面进行回忆与思考,也从正面、反面和侧面重新认识记忆中的种种人物。横观全国的大局,纵观历史的由来和趋向,谨慎地寻找我所要写的主题,坚定写作的信心。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过去的幼稚举动来,经常觉得好笑;想起那时曾经爱过的、恨过的、景仰过的、同情过的种种人物来,他们的形象都变得复杂些、全面些了。有时为彭其着想,有时又为江醉章着想,有时假定自己是陈镜泉,会怎么样?像范子愚那样的人,他自己死于并不明白中,活着的人们应怎样看待他?胡连生是可爱的,但他这类人物的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我把那些人物一个个搬到历史的和时代的透视镜面前,反复照射、查看,像严肃的医生一样,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诊断。好在时间充裕,从开始产生想法到写完初稿,经历了五个年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达到真实。我想,越是接近真实,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经验记在心里。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生活熟悉的程度,跟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关系。我过去写过剧本,经常失败。我往往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技巧不熟,经验不足,甚至怨天尤人。在困境中,我也想过,哪回要是能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不知会怎样。但在写《将军吟》以前,哪怕再熟悉的生活,写出来也使人觉得是假的。那是因为受着种种框框的约束,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生活被歪曲了。我从来痛恨“四人帮”那套文化专制教条。放开手脚,依照生活的真实面貌大胆写一回,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是,我发现有些歪曲生活的搞法,已成了习惯,从构思开始,就总是有一个幽灵在左右徘徊。我不断在自己脑子里敲警钟:往意!照生活的真实面貌来写。为达此目的,我力求给每一个人物找到具体的模特儿。有许多章节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尽可能照原样写进去。在我读过的小说里,似乎没有见过描写一个领导干部作报告、并把长篇大论的报告内容正面写出来的搞法。谁都知道,作报告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聪明的作者是要尽量避开不写的。而我在生活中,确实听过一个极端生动感人的长篇报告,事过好几年了,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难道不能打破禁忌写一回试试吗?我听说有的高明的国画家,为使自己的作品构图奇特,故意违反常识,先造成险局,然后从险局中解脱出来,一旦成功,令人惊叹。我仗着确有生活依据,也给自己造了一险,正面描写彭其在文工团作报告。这就是第十四章《老人心》。现在,这个有点特色的章节,常常得到一些好评。其实我很清楚,并不是因为技巧使我获得成功,而是由干它真正来自生活。就整个作品而言,《将军吟》是我所有作品中生活依据最充足的一部。它所以高出于其他,忠实于生活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说,《将军吟》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文革”动乱时期的一段生活,这个评价无疑对我是一个鼓舞。冷静地想,它的真实程度到底如何呢?我希望它在无情的时间面前继续经受检验。
  感谢前人教给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将军吟】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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