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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二、互惠

更新时间:2016/07/14

 一个古老的原理:给予、索取……再索取

我们付每一笔债,就像上帝开的账单一样。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中国有一句俗语: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任何人都不希望背后被同事或者朋友说成是小气鬼,一旦被朋友请了一次客,就要牢牢地记住对方请客用了多少钱,并努力争取尽快回请这个朋友,并计划支出相应的金额。这其实就是回报的心理作用。

在这一章,作者将透彻地分析这个原理,以及如何将这个原理应用到你的商业交往中,不仅做到请客户吃饭,而且还要特意精心安排那种可以让对方牢记我们创造出来的氛围,以便日后可以对这种记忆进行扩大和发挥,从而得到商业上的合作合同。这也许才是这一章最有用的核心。

几年前,一位大学教授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他随机挑选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给他们寄去圣诞卡。虽然他估计有些人可能会回复,但人们的反应真地让他很吃惊——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寄给他的节日贺卡像雪花般纷飞而来。大部分给他回寄贺卡的人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打听一下这位陌生的教授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收到了一张贺卡,咔哒,哗,就自动地回寄了一张。虽然这个实验的范围很小,但却极好地说明了我们身边最有效的影响力的武器——互惠原理在指导人类行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互惠原理认为,我们应该尽量以相同的方式报答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一个人送给我们一件生日礼物,我们就应该记住他的生日,等到他过生日时,给他买一件礼品。如果一对夫妇邀请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我们也一定要记得邀请他们参加我们举办的聚会。所以,由于互惠原理的影响,我们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回报我们曾经接受过的恩惠、礼物和邀请等等。由于接受往往意味着有责任去偿还,所以在英语以及其他很多语言中,“理应回报”实际上已经成了“谢谢”的同义词。

专家解读:

不能排除肯定有人就是无动于衷,不给回报。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正是有这样的人存在,才给更多的人一个样板,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互惠原理以及与之形影不离的责任感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人类文明中它们几乎无处不在。在对这一原理做深入的研究之后,社会学家阿尔文断言: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不认同这条原理的社会组织。而且这一原理在每一个社会组织中都运用得非常普遍,几乎遍布每一种交换形式之中。实际上,一个源于互惠原理的、发达的偿还体系可能正是人类文明所独有的特性。著名考古学家查理德认为,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完全要归功于互惠系统。他说:“我们能够成为人类,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在一个公平的偿还网络中分享他们的食物和技能。”社会人类学家莱昂内尔和罗宾把这种“偿还网”视为人类一种独特的适应机制。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张网,才有了劳动的分工,不同商品的交换以及不同服务的交换(使人们得以发展自己在某一方面的技能),同时也使得许多互相信赖的个体结成了一个高效的社会单元。

专家解读:

在建立客户关系中,这个基本原理是被无形地应用在方方面面中的,只要是需要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关系,如果互动行为中不符合这个原理,那么很快你的名字会被客户忘记,甚至列做讨厌的人名单中。

对泰格和福克斯所描述的那种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将来要去报答别人的那种负债感。这种负债感被人们广泛接受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它在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泽话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将某种东西(如食物、能量、关怀)给予他人是因为他相信他并没失去这个东西。这是人类进化史上第一次做到了当一个人将任何资源分给他人时,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失去这些东西。其结果就是:使那些必须向他人提供资源才能开始的交易变得容易起来,使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援助、赠予、防御和贸易体系成为可能,从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显然,互惠原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因而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所经历的整个社会化进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专家解读:

整个社会之间是互相依赖的,是共存的,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面对自然环境恶化中要采取共同行动的最基本的道理之一。

有一个例子可以极好地说明互惠原理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那就是!”985年发生在墨西哥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之间关于5000美元救灾款的令人费解的故事。!”985年,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多灾多难、最贫困的国家。它的经济崩溃了,去年的干旱和内战将食物供应破坏殆尽,人民因疾病和饥饿成百上千地死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5000美元的救灾款从墨西哥送到这个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国家,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但当我从报纸上读到一条简讯,得知捐款人与受惠者正好相反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的官员决定向墨西哥捐款5000美元,用来帮助当年墨西哥城地震中的受难者。

专家解读:

这也是为什么当福特汽车面临解体,面临被清盘的时候,作为其竞争对手通用公司的董事长的斯隆为什么暗中支持,并派遣通用的得力干将跳槽到福特去帮助福特度过难关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遭受海啸以后,中国政府赠送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包括食品和基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在随后的一年以后,以往针对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籍华侨的冲突事件数量明显降低。这就是一种国际间的互惠原理的体现。

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每当我对人们的某些行为感到困惑不解时,总是忍不住要刨根问底将事情的原委搞清楚,这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但对我的事业却很又帮助。当发生了上述事件之后,我便忍不住想去挖掘一些更详尽的资料。幸运的是,有一个新闻记者和我一样,也对埃塞俄比亚的行为感到迷惑不解,因此便去寻找答案。他得到的回答再一次有力的证明了互惠原理的巨大威力:尽管埃塞俄比亚自己手头也不宽裕,但他们还是决定捐钱给墨西哥。因为在1935年,当埃塞俄比亚受到意大利的侵略时,墨西哥也曾经给埃塞俄比亚提供过援助。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我对埃塞俄比亚的所作所为肃然起敬,但却不再迷惑了。很显然,回报的需要已超越了巨大的文化差异、遥远的距离、严重的饥荒以及埃塞俄比亚自身的利益。一句话,在半个世纪以后,偿还的责任终于克服了重重阻力,获得了胜利。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从互惠原理中获得了重要的竞争优势,因此他们会训练其社会成员使他们笃信并且顺从这个原理。我们每个人都被告知要遵守这一原理。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遵循这个原理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否则就会遭到人们的嘲弄。那些不遵守互惠原理的人,会被贴上招摇撞骗、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之类的标签,因为人们对那些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人普遍会产生一种厌恶感。通常我们会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自己被认为是一丘之貉。然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举动,让那些想利用该原理来获利的人有了可乘之机。

为了了解互惠原理的影响力是如何被那些熟悉它的人所利用的,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康奈尔大学丹尼斯教授所做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一个实验对象被邀请参加一次所谓的“艺术欣赏”,也就是与另一个实验对象一起给一些画评分,另一个实验对象(让我们叫他乔吧),其实是假扮的,他的真实身份是雷根教授的助手。为了达到目标,实验在两种情况下进行。在第一种情况下,乔主动给那个真正的实验对象送了一个小小的人情:在评分中间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出去了几分钟,然后带回来两瓶可乐。他一瓶给了实验对象,另一瓶留给了自己,并对实验对象说,“我问他(主持实验的人)能否买瓶可乐回来,他说没问题,所以我也给你带了一瓶。”在另一种情况下,乔没有给实验对象任何小恩小惠。两分钟的休息过后,他两手空空地从外面走进来,而其他的所有方面,乔的表现都一模一样。

专家解读:

先主动给予对方一些好处,非常自然的好处,于是,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我们许多人在平时乘坐飞机时对空乘人员与我们大招呼总是置之不理,但是,如果你在他们已经成为习惯动作的问候之后给予一个特殊的回报,或者表示一下对他们工作辛苦的简单感谢,那么他在随后的空中旅行中一定会给你额外的关照。随同我出差的许多同事都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们在办理登机手续开始时,称赞了面前办事人员的魅力,结果,她给了我的同事一张价值60元的大户室的卡。我的同事非常意外,经过思考,他说,以后应该多与我一同出差。其实,这是人人都可以应用的技巧。主动赞扬对方明显的优点、优秀的表现,之后,对方就会主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你,这就是现实生活中互惠的表现。

稍后,在给所有画打完分之后,主持实验的人暂时离开了房间。这时,乔要实验对象帮他一个忙,他说他在为一种新车卖彩票。如果他卖掉的彩票最多,他就能得到50块钱的奖金。乔请实验对象帮忙买一些两毛五分钱一张的彩票。他说:“买几张都行,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才是实验的真正的目的:比较两种情况下实验对象从乔那里购买的彩票数量。毫无疑问,那些先前接受了乔的可乐的人更愿意购买彩票。显然,他们都觉得自己欠了乔一点什么似的,因此他们购买的彩票是另一种情况下的两倍。这个实验虽然很简单,但它却揭示了互惠原理的几个重要特点。下面我将详细分析这几个特点,以了解互惠原理是如何被人们有效地使用的。

 

互惠原理具有压倒性的力量

 

互惠原理之所以可以成为如此有效地说服他人的工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在它的影响下,人们会轻易答应一个在没有负债感时一定会拒绝的请求。即使是一些平时颇具影响力的因素,和它一比也都相形见绌,实验得出的第二个结果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除了对互惠原理的说服效果感兴趣之外,雷根教授对个人好恶是怎样影响人们的顺从行为这一点也很感兴趣。为比较实验对象对乔的喜爱对购买彩票数量的影响,雷根叫他们填了几份能够表明他们对乔的喜爱程度的表格,然后开始分析喜爱程度与购买的彩票数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实验对象越是喜欢乔,他们从乔那里购买彩票就越多。这个发现一点也不让人惊讶。人们更愿意帮助那些自己喜欢的人,这一点每一个人都猜得到。

然而,雷根的实验中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实验对象接受了乔的可乐以后,这种喜好和顺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完全消失了。对那些欠了乔人情的人来说,他们喜不喜欢乔都没有关系,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报答他,而且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这样一来,那些表示不喜欢乔、但欠了乔人情的人与喜欢乔的人所买的彩票一样多。也就是说,互惠原理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把另外一种能够影响人们顺从性的因素——对请求者的喜爱程度完全压制住了。

专家解读:

对读者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你的生活、工作中应用这个原理。如何主动给予别人一些好处,一些对他们来说意外的好处。有一年夏天,我们赠送给隔壁一家公司一个大蛋糕,后来,当他们知道是我们赠送的蛋糕之后,内部通报要关照我们,并保护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办公室前抽烟的人少了,而且门口也开始变得整洁和卫生。

想想这个结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对那些平常我们不喜欢的人,像不请自来的推销员、令人讨厌的点头之交,或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组织的代表,只要他们在提出请求之前送我们一个小小的人情,我们就极有可能答应他们。让我们来看一个大多数人都碰到过的例子吧。黑尔会社是一个发源于印度加尔各答、有着上百年历史的东方宗教团体。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团体突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不仅追随者数量大增,而且其拥有的财富和房地产数目也急剧增长。该团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得益于一系列的活动,而其会社成员在公共场所发起的募捐活动是迄今为止最主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在美国,很多人至今对这个会社早期的募捐活动记忆犹新:一群献身克里希纳的人,他们通常都剃着光头、穿着不合身的袍子、打着绑腿、手拿念珠和铃铛,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一边齐声唱着圣歌,一边请人们为他们捐款。

这种募捐的方式虽然非常引人注目,但却不是很有效。一般的美国民众觉得克里希纳信徒很古怪,因此不太情愿把钱捐给他们。克里希纳会社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公共关系问题,因为那些可能捐款的人不喜欢克里希纳会社成员的外表、穿着和行为。如果这个会社是一个普通的商业组织,那问题很好解决,改变那些公众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了。可是克里希纳会社是个宗教团体,其成员的外表、穿着和行为都与宗教信仰有关。众所周知,不论在哪个教派中,宗教因素通常都不会因世俗的原因而改变。因此,克里希纳会社的领导者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难题。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改变具有宗教意义的服饰和发型;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其服饰和发型的反感威胁到了他们的财政状况。他们该怎么办呢?

克里希纳会社找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解决办法,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募捐方式。这种方式是根据互惠原理来提出募捐请求的,不需要募捐对象对募捐者有好感。正如雷根的研究所证明的,这种方法的作用强大到足以克服人们对募捐者的厌恶感。新的方法还是在行人集中的公共场所(机场是他们的最爱)向人们募捐。但在募捐请求之前,他们会先给募捐对象送上一份小礼物,一本书(通常是《薄伽梵歌》)、一本由会社主办的名为《回归神性》的杂志,或者是采用最经济的方式总一朵花。毫不留意的过路人会突然发现一朵花被塞进了自己的手里或是别到了衣服上,而且就再也脱不了手了。即使他明确地表示不想要这朵花,募捐者也会拒绝拿回去,并坚持说:“不,这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当互惠原理已经被悄悄地启动之后,克里希纳会社的成员才会提出捐款的请求。这个“先施舍后乞讨”的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凭借这种方式所募捐得的巨额捐款,黑尔·克里希纳会社在美国及海外的中心区拥有321处庙宇、商店、住宅和地产等。

顺便提一下,克里希纳会社现在已经不太采用这种募捐方式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因为互惠原理本身的效力比以前减少了,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阻止克里希纳会社成员使用它的方法。在上过一次当以后,很多旅行者开始对飞机场和火车站那些穿着长袍的克里希纳会社成员警觉起来。他们或是小心地调整自己的路线,避免与这些人碰面,或是事先做好准备以避开他们的礼物。为了消除人们日益增长的警惕性,克里希纳会社告诉他们的会员在募捐时要穿着打扮得更现代一些,好让人们不至于一眼就将他们认出来(有些人甚至背着旅行包或者提着箱子)。然而,即便是伪装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机场等公共场所是不能随便接受自己没有要求的东西的。此外,机场的管理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醒我们注意克里希纳会社成员的身份和意图。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可以在机场看到克里希纳会社成员的募捐活动被限制在某个区域内,而且机场会设立指示牌并通过广播提示人们克里希纳会社成员正在此募捐。这充分证明了互惠原理的社会价值,因为我们选择与克里希纳会社对抗的方式来寻求避开他们的方法,而不是顶住其所赠礼物所带来的压力。使其陰谋得逞的互惠原理的威力实在是太强大了,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也太大了,我们都不愿意去违背它。

政治是互惠原理大显神通的另一个舞台。在政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互惠原理的影子。

·在最上层,政客们采用互投赞成票或相互提携的方法,使各种稀奇古怪的攻守同盟充斥着政坛。为了报答提案人曾经给自己的某种好处,不少民选代表甚至会投上与自己立场完全不符的一票。很多政治分析家都对林登约翰逊在就任总统之初有本事让那么多法案获得国会批准感到惊讶,因为一些被认为会强烈反对这些提案的国会议员也投了赞成票。经过一番仔细的分析,政治学者们发现这并不是因为约翰逊在政治上多么精明,而是与他多年来掌管参众两院期间给多位议员帮过忙有关。他能在就任总统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制定出数量惊人法案,正是利用了议员们过去欠下的人情。有趣的是,卡特总统任职初期所遇到的问题也可以用这个原理来解释。在卡特就任总统时,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占多数,但卡特却很难让他的法案在国会获得批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卡特是从国会之外直接入主白宫的。在竞选期间他曾利用自己华盛顿圈外人的身份大做文章,声称自己不欠华盛顿任何一个人的东西。而他在立法方面遇到的重重困难恰恰与此有关,因为这说明华盛顿的任何人也都不欠他什么。

专家解读: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平时彰显自己正直的人,也许是最难推行他本着正直提议的各种建议。人类社会是群体社会,是人群之间互相交往和互动的社会,因此,认可社会大众行为中的这些本能的、固有的影响习惯,也许是真正的有效推动大众进步的方法。

·在另一个层次上,不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喜欢以各种名目给执法和立法的官员送礼和帮忙,同时人们又制定出一系列的法律对这些行为加以限制。这两种现象都证明了互惠原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即便是合法的政治捐款,与其说是支持一个最看好的候选人,倒不如说是尽可能多地积累人情债。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在重要的竞选中给两个主要的候选人都捐款的公司和组织的名单就一目了然了。如果你对此还将信将疑,或者想看到政治捐款人期待回报的真凭实据,不妨听一听查尔斯凯庭毫不掩饰的供词。最近他被指控犯有欺骗国家存贷款等多项罪名。当被问及他给5位参议员提供13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和后来他们代表他的利益与联邦调节员对抗的行为是否有关时,他说:“我想用最有力的声音说,我当然希望是这样。”

·在民众阶层,当地的政治组织知道,让他们的候选人留在职位上的首要方法是确保让选民得到各种各样的小小的好处。许多城市中那些依附政客的小人物至今仍采用这种方法。但并非只有普遍民众才会用政治上的支持换得个人的好处。在1922年的总统大选中,女演员莎莉被问到为什么会让民主党最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杰利使用她的名义,她回答道:“20年前,我请10个朋友帮我搬家,但只有他一个人来了。”

当然,互惠原理在商业领域大显神威的例子也是多得不胜枚举的,这里我们可以来看几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与“免费试用”有关的例子。作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免费试用已经有着很长的历史了。一般的做法是把少量的有关商品提供给潜在的顾客,并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试一下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商品。从制造商的角度来说,让公众检验他们的商品的质量当然是一个很合理的愿望。但免费试用的妙处却在于,免费试用的商品也是一种礼品,因此也能够利用互惠原理的力量。当推销商品的人看似柔术方法,把礼物本身所固有的让人产生负债感的自然力量释放出来。提供免费试用的最佳场所是超市。在那里,顾客们经常可以品尝到一小块奶酪或是一小片肉。很多人都发现,如果接受了那个满面笑容的工作人员所递过来的免费品尝的食品后,就很难做到把牙签一扔,然后转身离去。因此,他们往往会买一点东西,即使他们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商品。万斯所著的《秘密的劝说者》一书中就引用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免费试用策略一个很有效的变种:印第安纳州一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把奶酪摆在外面,请顾客们自己切下一小片来尝尝。利用这个办法,有一天在短短的几小时,他就卖掉了1000磅奶酪。

专家解读:

但是,在中国的许多商家,却将免费试用这个奏效的方法运用到了庸俗的程度,从而导致消费者其实已经有了防范的心理,知道免费试用是诱惑。因此,虽然他可以接受免费试用的产品,但是,他仍然不会理睬这个原理导致的后果。所以,这个策略要更加隐蔽地使用,也许才会有预料到的效果。

安利公司使用的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免费试用策略。安利公司是一家成长非常迅速、生产和销售家庭及个人护理商品的公司,他们的商品全部是利用一个全国范围的社区上门网络来销售的。这家公司几年前还在地下室办公,可现在每年的销售额已达15亿美元。它们是通过让顾客试用“霸格”中的免费样品取得这样骄人的业绩的。所谓“霸格”,是由很多安利的商品组成的,像家具抛光剂、清洁剂、洗发液、喷雾式除臭剂、杀虫剂、玻璃清洁液等等。推销员们用一个特制的盘子或是塑料袋将这些东西带到顾客的家里。内部发行的《安利职业手册》告诉推销员们要把“霸格”留在顾客家里“24、48或72个小时,而且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也不要让她有任何思想负担。只是告诉她你想让她试用这些商品……没有人会拒绝这个提议的。”到了试用期要结束的时候,安利的推销员会回到顾客家里并得到顾客愿意购买的商品的订单。由于几乎没有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用完一整瓶“霸格”中的任何一种商品,安利的推销员就会把“霸格”中剩下的商品拿给下一家或街对面的另一个潜在顾客,并重新开始这个过程。安利公司的很多推销员都同时有好几个“霸格”在他们的销售区域内循环使用。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你我都研究知道,那些接受并试用了“霸格”的顾客都已落入了一个不得不受到互惠原理影响的尴尬境地。很多顾客都产生了负债感,因而从推销员那里购买他们已经试用过的一些商品。安利公司当然知道这种情况是注定会发生的。然而,即使是在安利这样一个有着极好的成长纪录的公司里,“霸格”取得的效果也是十分轰动的。在各州经销商写给总公司的报告中,就记录了“霸格”的非凡功效:

专家解读:

简单抄袭和模仿这些动作并不会得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大量的读者阅读了这本《影响力》的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方法不奏效,关键是如何创造性的应用。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商品销售的速度快得惊人,而我们才不过刚刚起步……销售人员一开始使用“霸格”,销售就有了惊人的增长。这是我们销售策略当中最高明的一个……当我们去取“霸格”的时候,平均来看,每位顾客买下了其中一半的商品……一句话,效果惊人!在整个公司里,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强烈的反应。

看来,安利的经销商们是完完全全被“霸格”的巨大威力征服了——他们欣喜若狂,但又有些迷惑不解。而你和我对此当然不应该再感到惊讶了。

其实,在很多与金钱和商业利益交换无关的纯粹的人际关系中,互惠原理也在发挥着作用。而我也最喜欢用这类例子来证明互惠原理的强大影响力。欧洲科学家艾贝尔讲过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德国士兵的故事。这个士兵的任务是抓获敌军的士兵来审讯。因为当时打的是堑壕战,大队人马要想穿过两军对垒的前沿无人区是相当困难的,但一个士兵悄悄地爬过去溜进敌军的战壕相对来说是容易多了。大战时期,参战双方都有这方面的特种兵,他们会定期爬到敌军的战壕里抓获一个士兵,把他带回来审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以前曾经多次成功地完成过这样的任务,现在他又出发了。他再一次熟练的穿过两军阵地前的区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敌军战壕中一个落单士兵的面前。这个士兵当时正在吃东西,由于毫无防备,他一下子就被缴了械。这个吓破了胆的士兵手中只剩下一块面包。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件可能是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分了一些面包给面前的德国士兵。这个德国士兵被他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不忍心将他抓走。虽然他知道上司会大发雷霆,但还是转身离开战壕,穿过无人区,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地。

还有一个妇女挽救自己生命的故事同样也能证明互惠原理的威力。在上面的故事中,那个被俘的士兵是靠给予别人恩惠救了自己一命,而这个妇女却是靠拒绝别人的恩惠挽救了自己的生命。黛安是圭亚那琼斯城的居民。1978年11月,当琼斯城的领袖吉姆号召全城居民集体自杀时,大部分的人都顺从地喝下一种有毒的饮料死去了。但黛安却拒绝了琼斯的命令,她逃出琼斯城并躲进了丛林中。她说自己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她曾在困难的时候拒绝了琼斯的帮助。有一次,当她生病的时候,她没有接受琼斯给她的特殊食物,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接受了这些食物他就可以支配我。我不想欠他任何东西。”

专家解读:

这个例子从更加有冲击力的角度展示了这个原理如何在我们内心深处起着作用。尤其是平时的日常生活,只要稍微有创意地、巧妙地使用,就可以总是得到周围人的自觉不自觉的关照。这样的人一定是生活在幸福中心的人。

 

互惠原理可产生多余的负债感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互惠原理的威力在于,即使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一个不讨人喜欢或不受欢迎的人,如果先给我们一点小恩小惠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请求,将会大大提高我们答应其请求的可能性。然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除了与互惠原理本身所蕴涵的巨大力量有关,还与互惠原理的另外一个特点有关。有些人不请自来地帮我们一个忙,就能使我们产生负债感。想一想,互惠原理只是说我们应该回报他人的善行,但并没说只有当我们主动要求了这个善举时才有回报的义务。比如说,美国伤残军人组织就报告说,他们的募捐信寄出去以后,通常只有18%的人会捐款。但如果他们主动在信中放一点小礼物(例如背面涂了胶的、个性化的地址标签),捐款的比率几乎翻了一倍,达到35%。当然,如果我们自己主动要求了某种好处,那回报的责任感也许会更大一些;但即使这个好处是不请自来的,这种负债感依旧存在。

专家解读:

我们自己的产品的营销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不定期地给客户寄送刊载了我们文章的杂志《销售与市场》,结果,只要我们举办公开课,来自收到我们杂志的公司的报名人数远远高于我们没有寄送过杂志的公司。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切实的应用。

我们可以再一次从互惠原理的社会意义中找到这种现象的根源。互惠原理之所以被确立起来,就是为了促进互惠关系的发展,以便人们在主动开始这种关系时不必担心有任何损失。如果互惠原理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最初那个不请自来的好处一定会让接受的一方产生负债感。而且由于互惠关系给孕育它的文化带来巨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总是要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个原理达到它的目的。因为,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在描述人类文明中的送礼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压力时这样说道:给予是一种责任,接受是一种责任,偿还也是一种责任。

虽然回报的责任感构成了互惠原理的本质,但互惠原理之所以那么容易被人利用,却还是因为上面提到的接受的责任感。接受的责任感不仅削弱了我们选择施恩者的能力,而且还把这种权力交到了其他人的手中。只要再看一下前面提到的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起作用的。首先让我们回到雷根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乔的小恩小惠使实验对象购买彩票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但这个小小的恩惠并不是实验对象主动要求的,而是乔自愿去做的。这些实验对象中没有一个人拒绝了乔的可乐,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拒绝乔的可乐是件很难堪的事情:一是乔已经花了这个钱,二是接受一瓶可乐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特别是乔给自己也买了一瓶。拒绝乔这种体贴的举动实在是不太礼貌。不过尽管如此,接受这瓶可乐还是让实验对象产生了一种负债感,这一点在乔宣布他想卖给大家一些彩票时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力量极不平衡,因为所有真正的选择权都掌握在乔的手中,他选择了最初给予恩惠的形式,也选择了回报恩惠的形式。当然,有人说实验对象有权对乔的两次提议说“不”。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在任何一刻说“不”,都会违背互惠原理与生俱来的文化力量的。

由此看来,即使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好处,一旦被接受,也会让我们产生出一种负债感。克里希纳会社成员们采用的募捐技巧已经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曾系统地观察过克里希纳会社成员们在机场的募捐策略,并把被他们盯上的人的各种反应做了记录。最常见的情形是这样的:

机场的一个行人,假设是一个商人,正匆匆忙忙地穿过一群拥挤的人群。克里希纳会社的募捐者走到他面前,将一支花递给了他。这人吃了一惊,将花接了过来。但他马上反应了过来,视图将花还回去,并说他不要这花。这个克里希纳会社成员却回答说这枝花是克里希纳会社送给他的礼物,他可以保留……但是,如果他能捐一点钱,使克里希纳会社能够做更多的善事,会社将会十分感谢。这时这个商人又一次表示,“我不想要这枝花,请你把它拿回去吧。”但这个募捐者又一次拒绝了,“这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先生。”从这个商人的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内心十分矛盾。他是应该把花留下来,然后一分钱不掏就走开,还是应该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互惠原理的压力,拿出一点钱来呢?慢慢地,内心的挣扎从他的脸上扩散到整个身体。他的身体偏离了送花者,好像要随时走开,但又被互惠原理的力量拉了回来。他的身体再一次倾斜了过去,但是没有用,他还是走不开。终于,他放弃似地点了一下头,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两块钱。对方很有礼貌地接受了。这一下他可以脱身了。因此他自由自在地走了,手里还拿着他的“礼物”,直到他看见一个垃圾桶,他走上前把花仍了进去。

有一次我偶然在机场目睹了非常有趣的一幕,因此直到了克里希纳会社成员们其实也很清楚人们并不想要他们的礼物。几年前的一天,我在芝加哥的奥海尔国际机场观察一群正在募捐的克里希纳会社成员。我注意到有一个成员经常离开他们募捐的区域,然后总是拿着更多的花回来。当她再一次去取花时,我正好决定要休息一下。既然我也无处可去,我就跟上了她。结果发现她走的是一条“垃圾路线”。她走到离募捐区域稍远的地方,从一个又一个垃圾桶里把那些被募捐对象丢弃的花捡起来,带回来分给她的同伴(其中一些花天知道被循环使用过多少次),使这些花可以在互惠过程中再一次发挥作用。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大多数被丢弃的花朵都从那些把它们丢掉的人那里给克里希纳会社成员们带来过捐款。这就互惠原理的本质:尽管某种礼物让人讨厌到一有机会就会把它扔掉的程度,但它仍然可以在互惠过程中发挥出同样的功效。

除了克里希纳会社以外,很多其他的组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即使是没人想要的礼物,也会造成人们的负债感。我们每个人收到过多少次慈善机构寄来的小礼物,如个性化第地址标签、贺卡、钥匙扣以及随小礼物一起寄来的募捐信?仅去年一年我就收到过5次,其中两次是从伤残军人组织寄来的,其余的是教会学校和医院寄来的。所有这些募捐信都有一个共同的主线,那就是随信寄来的东西是该机构送给我的礼物,而我寄去的钱不会被他们看做是购买这些礼物的货款,只会被看做是对该机构的捐款。正如一封来自一个教会组织的信中所说的,他们并不希望我直接支付随信寄来的一包贺卡,但希望这些贺卡会起到“鼓励善举”的作用。除了很明显的税收上的好处之外,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对这些组织来说,把这些东西看做是礼物而不是商品反而会更有利:强大的文化压力迫使我们必须回报我们所得到的礼物,即使这些礼物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压力去购买我们不想要的商品。

 

互惠原理会引起不公平的交换

 

互惠原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可以利用它去谋取利益。虽然这一原理原本是为了促进合作伙伴间的平等交易,但荒谬的是,现在它却常常被用做促成不平等交易的工具。互惠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对他人的某种行为,你要以一种类似的行为去回报。比如说,如果人家给了我们某种好处,我们就应该以另一种好处来报答他,而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更不能以怨报德。由于相似的报答行为有很多种,所以在选择采取哪种行为上我们还是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的。别人最初给我们的小恩小惠会造成我们的负债感,以至于我们甘愿用更大的好处去报答他。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互惠原理能使我们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恩惠,也能使我们选择用哪种方式去报答他人的恩惠,所以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乐于使用互惠原理的人扯入一场不公平的交易中。

雷根的实验再一次提供了证据。在那个实验里,乔给其中一组的实验对象买了一瓶可乐作为最初的礼物,稍后要所有的实验对象以每张两毛五分钱的价钱买一些彩票。我一直没有说明的是,那个实验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行的,那时候一瓶可乐卖一毛钱。那些接受了乔价值一毛钱饮料的人平均每人买了两张彩票,有些人甚至买了7张。即使仅从平均数来看,我们也知道乔做成了一笔很划算的生意,他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500%,真是很可观呀。

但在乔的例子中,500%的回报也不过是区区5毛钱而已。互惠原理真能形成互换的两个好处间的巨大差异吗?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的一个学生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直到今天,她对这件事都懊悔不已:

大约一年以前,有一天,我的车突然发动不着了。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并最终帮我发动了汽车。我向他道谢,他说不用客气。正当他要离开时,我对他说,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他都可以来找我。大概一个月以后,这个人出现在我的门外,他说他想借我的车用两小时,因为他的车正在修理。我本来是不太想把车借给他的。一是因为我的车很新,二是他看上去太年轻了。但我觉得我多少欠了他的情,所以最后还是把车借给他了。结果他把我的车全毁了。后来我才直到他还不到开车的年龄,而且也没有买保险。

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年轻聪明的女子把自己的新车借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年纪很小的人)?就因为一个月前他曾帮过她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忙?或说得更笼统一点,为什么受人滴水之恩常常会使人涌泉相报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负债感所具有的那种令人不快的特征。我们大多数人都已发觉,负债感会让我们感到极不愉快。它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以至于我们必须要将它除去。找到负债感的根源并不难。因为互惠原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系中至关重要,当我们背负着负债感时会感到极不舒服。如果我们不去报答别人最初给予的恩惠,互惠的过程就会嘎然而止,而我们的恩人将来也不大可能再去做同样的好事。因此,从儿时起,只要我们得到了他人的恩惠,就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因此,仅这一个原因就能使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比我们所得到的多得多的东西。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自己逃脱负债感造成的心理重压。

使人们做出回报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人家的恩惠却不打算回报,那他在社会群体中会极不受欢迎。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说由于受到条件或能力的限制,确实不能回报别人的恩情时,也能得到大家的谅解。但一般说来,人们对不遵守互惠原理的人普遍心存厌恶。人们小心翼翼地极力避免被贴上诸如招摇撞骗、忘恩负义这类的标签,所以为了避开这种恶名,即使是不公平的交换,有时候我们也愿意接受。

因此,内心的不安和来自外界的巨大羞辱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付出的回报往往比得到的恩惠多得多。匹兹堡大学所做的一项实验表明,即使人们确实有某种需要,但如果感到自己难以回报,往往尽量避免请求别人的帮助。这一点都不奇怪,很简单,因为他们宁愿遭受物质上的损失,也不愿背负心理上的重担。

由于担心以后可能会有其他的损失,有时候人们拒绝他人的礼物和帮助。如果一个男人送给一个女人一件贵重的礼物,或是慷慨地为她晚上的消遣买单时,通常会让这个女人产生一种负债感,从而使她感觉极不舒服。即使像一杯饮料这种小恩小惠,也会让人产生负债感。

专家解读:

一旦当人们习惯地接受和赠送别人礼物的时候,这个方法看起来就不容易奏效了。但是,还有两个思路可以重新让这个方法奏效,一个思路就是坚持,将赠送礼物的行动坚持下去,比如赠送鲜花。赠送一次鲜花并不难,难的是坚持赠送一年的鲜花,那么任何女人都会至少倾倒一次。第二个思路就是在赠送的时候直接将会被对方以为的目的说出来,并且强调自己不是这个目的,而且安慰对方不要有这个负担。其实际结果是对方这个负担更加强烈。

 

相互退让

 

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利用互惠原理让他人答应自己的请求。与那种给大家一点好处然后就要求人家回报的方式相比,这种方法更为巧妙。从某些方面来看,有时候这种方法比那种直截了当的方法更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几年前,我就亲身经历了一件事,使我对这种方法的妙处有了第一手的认识。

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着,迎面过来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他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问我要不要买几张周六晚年度童子军杂技表演的票,5块钱一张。我对这种事情向来没什么兴趣,因此婉言谢绝了。“哦,既然你不想买杂技表演的票,”他说,“那要不要买几块我们的大巧克力?只要一元钱一块哟。”我买了两块,同时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因为(a)我不喜欢巧克力;(b)我不喜欢随便花钱;(c)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两块他的巧克力;(d)他拿着我的两块钱走掉了。

为了搞清楚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马上回办公室把我的助手们召集起来开会。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明白互惠原理是如何让我同意购买那个小男孩的巧克力的了。广义地讲,互惠原理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对我们采取了某种行为,我们应该以类似的行为去回报。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个原理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有义务回报我们所得到的恩惠。然而,这个原理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如果他人对我们做出了让步,我们也有义务做出让步。想到这个一点时,我们意识到那个童子军对我采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当他要我买一元钱一块的巧克力时,他已经做出了一个让步,因为与他让我买5块钱一张的票相比,这的确是一种让步。如果我要按照互惠原理的指示行事,我就应该做出一个让步。正如我们所看的,我的确做出了让步:当他的要求由大变小时,我由拒绝变成了顺从,即使我对他提供的两样东西都毫无兴趣。

这个经典的例子极好地说明了影响力的武器是怎样将力量赋予到一个请求之上的。我买了一件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多么地喜欢它,而是因为提出这个请求的方式运用了互惠原理。我喜不喜欢巧克力比不重要,这个童子军对我做出一个让步,咔哒,哗,我也就回应了一个让步。当然,相互退让的方法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对所有的人都有效,本书所谈到的影响力的武器没有一个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力。然而,在我与童子军的交易中,这种方法已经让我莫名其妙地买了几块我不想要而且价格也贵得离谱的巧克力。

专家解读:

所以,当没有东西赠送的时候,提过分的要求得不到答应的时候,主动让步这也是一种互惠。其内在含意是,我都没有坚持我的要求,那么你看在我让步了的面子上,还是哪怕稍微给我一点吧。这个技巧在销售谈判中经常性地使用,也是一种非常正式的技巧。

那么,为什么在对方的退让面前我会感到有压力呢?我们在互惠原理为社会带来的利益中再一次找到了答案。对任何团体来说,为了组织的利益,必须要让团体成员通力合作达到某个共同的目标。然而,人们总是带着一些难以被他人接受的条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因此,为了达到有利于社会的合作,必须将最初那些令人抵触的愿望搁置一旁。只有通过妥协才能实现这种合作,而相互退让正是一种重要的妥协过程。

互惠原理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促成彼此之间的让步。第一种方法显而易见,互惠原理给已经接受让步的人造成一种压力,迫使他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二种方法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却极为重要。跟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接受了他人的好处、礼物或帮助的情形一样。这种“必须回报他人所做出的让步”的责任感促成了令全社会满意的结果,而这是通过保证任何追求这种结果的人都不被他人利用才得以实现的。毕竟,如果没有这种相互退让的社会责任感,谁会愿意第一个做出牺牲?谁也不想冒白白放弃一些东西却得不到任何回报的风险。但是,由于互惠原理的作用,当我们首先做出牺牲时,我们觉得很安全,因为我们知道对方有责任做出类似的牺牲来回报我们。

由于妥协过程受到互惠原理的控制,所以我们有可能将最初的让步当作一种有效的顺从技巧来使用。我们将这种简单的技巧称为“拒绝——退让”策略。假设你想让我答应你的一个请求,有一个方法可以帮你大大提高你的成功率:你先提出一个比较大的、极有可能会被我拒绝的请求,然后,当我拒绝了这个请求之后,你再提出一个小一些的、你真正感兴趣的请求。如果你能很有技巧地提出第二个请求,就会让我认为这第二个请求是你做出的一个让步,因而让我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做出相应的让步。我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即同意你的第二个请求。

那个童子军是不是就是用了这个方法才让我买了他的巧克力呢?他的要求从5块钱降到了一块钱,是不是为了卖掉他的巧克力而有意设下的圈套呢?作为一个至今仍不愿将自己第一枚童子军奖章丢掉的人,我真心希望事实不是这样。但不惯这个“先大后小”的请求顺序是不是有意设计的,它产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正因为这个方法很有效,所以有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会故意使用这种“拒绝——退让”策略。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人们是怎样运用这个策略,把它变成一种有效的让顺从的工具的;然后我们再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技巧所具有的几个鲜为人知的特点,正是这个几个特点使它成为一种被普遍使用的、让人顺从的策略。

记得在遇到那个童子军之后,我将我的助手们召集在一起,想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测试“拒绝——退让”策略的有效性。这个实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首先,我们想知道这个策略对除我之外的其他人是否也同样有效。虽然今天早些时候这个策略的确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我从来都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所以我们依旧提出了这个问题。“拒绝——退让”策略能否在足够多的人身上发挥作用,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让人顺从的武器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策略就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实验的第二个目的是要确定这个策略作为一种让人顺从的手段,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它究竟能否让人们答应一个确实有分量的请求。如果我们对这个策略生效的原因分析得正确的话,那么这第二个请求就不必很小,而只要比前一个小一点就可以了。我们的猜测是,当提出请求的人从一个较大的请求转换到一个较小的请求的时候,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举动要使被请求者感觉到是一种让步。所以即使第二个请求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请求,但只要它比第一个请求小,这个策略就会起作用。

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我们决定把这个策略用到一个我们认为大多数人都不会答应的请求上。我们假扮成县里青年咨询计划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大学校园里去问大学生们是否愿意陪一群少年犯去参观动物园。要与一群年龄各异的少年犯一起在公共场所呆上好几个小时,而且也没有任何报酬,这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结果也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绝大部分人(83%)都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当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提出这个问题时,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我们邀请他们作为义务管教员去动物园之前,我们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请求:在至少两年的时间里,每周花2个小时的时间为少年犯们提供咨询服务。当然所有的人都拒绝了那个极端的请求。在他们拒绝了那个请求之后,我们才提出了这个小一点的、参观动物园的请求。这一次,由于参观动物园的请求是以让步的形式提出来的,我们的成功率明显地提高了,答应去动物园的学生人数是原来的3倍。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某种策略可以把人们答应一个实质性请求的比率变成原来的3倍,人们是决不会把这个策略束之高阁的。例如,工会在谈判时就常常采用这个方法。他们总是先提出连他们自己都不奢望达到的极端要求,然后以这个要求为起点,做出一系列让步,最终达到让对方做出真正的让步的目的。由此看来,起点越高,这个过程就越有效,因为“让步”的空间大。但这个结论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以色列巴依兰大学所做的一项关于“拒绝——退让”策略的研究表明,如果最初提出的请求太极端太无理,这个策略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提出极端要求的一方会被对方认为是没有诚意。这样一来,以后的退让就不会被看做是真诚的让步,因此也就不能令对方妥协了。因此,真正的谈判高手最初提出的条件虽然都很夸张,但从来不会特别离谱。其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所提的条件既为以后的让步留出足够的余地,又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最终结果。

专家解读:

既然实践可以验证预先的推测,那么我们应该将类似的实践应用到我们对客户的影响中去。有计划地设计类似的实践就是一种营销的创新。

看起来,一些成功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如特兰特和加里,似乎都是个中高手。在《电视指南》的作者迪克所做的一次真实采访中,两人都承认“会故意在剧本中插入一些审查员肯定会砍掉的台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他们希望的对白加进来。在这一点上,马修尔表现得特别主动。看看下面摘自罗素文章中的一段文字就知道了。

但是马修尔……他不仅承认了他的把戏……看起来他酷爱此道。例如,他曾拍摄过一部收视率排在前几名的电视连续剧《拉维恩和雪莉》。他讲述了拍摄时的一个小插曲。他说:“其中一个场景是斯奎格冲出公寓时,刚好碰见楼上的几个女孩。他说:‘在我欲望消失前,你们动作能不能快点?’其实原来剧本中的台词比这句话还要露骨,因为我们知道审查剧本的人肯定会把它删掉。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于是我们故作无辜地提出,嗯,那说‘在我欲望消失前’怎么样?他们回答说‘可以。’有时候你就得让步。”

在电视连续剧《快乐日子》中,被审查最多的是“处女”这个词。“那一次”,马修尔说,“我知道我们遇到麻烦了。所以我们把这个词用了7次,希望他们砍掉6次,能给我们留一次。这一招还真管用。对‘怀孕’这个词我们也采用了这个办法……”

当我调查上门推销这种销售方式时,我还见识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拒绝——退让”策略。这些公司采用的是未加设计、更多地靠临场发挥的方法。当然,对挨家挨户推销商品的销售人员来说,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把东西卖出去。然而,在我所调查过的那些公司中,它们的培训方案中都强调要达到第二重要的目标,那就是从潜在客户那里获取推荐名单,包括朋友、亲戚或邻居的名字。上门推销的人如果能够说出一个“推荐”他们来访的熟人的名字,他们的成功率会明显地提高,其原因我们将在第5章中加以讨论。

当我假装在这些公司接受销售培训时,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故意使人们拒绝购买我的商品,以便能退一步去向他们索取推荐名单。然而有几家公司指出,如果顾客拒绝购买我的东西,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让他来推荐一些他朋友的名字:“既然目前你不需要这一套精美的百科全书,那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几个熟人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也许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很多人本来是不愿意让朋友受这个罪去面对这种强势销售的,但由于这个请求是作为一个让步提出来的,很多人碍于情面都提供了几个朋友的名字。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拒绝——退让”策略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运用了互惠原理。这个“先大后小”的策略能够成功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与我们在第1章中将过的认知对比原理有关。认知对比原理说明的一种倾向是,一个人在刚买了一套西装之后会花更多的钱去买毛衣。因为在刚刚适应了一件大件商品昂贵的价格后,相比之下,小件商品原本不高的价格当然会显得更便宜。同样,“先大后小”这种提出请求的顺序也运用了认知对比原理,因此,与前面那个大一些的请求相比,后来提出的比较小的请求也就显得更小了。比如说,假设我想向你借5块钱,那我可以先找你借10块钱。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你拒绝了,我再提出借5块钱,这样就同时运用了互惠原理和对比原理的力量。我借5块钱的要求不但会被看做是一个理应得到的让步,而且与直接提出借5块钱的要求相比,也会使这个要求显得不是太高。

互惠原理和认知对比原理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力量。“拒绝——退让”策略正是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产生的效果十分惊人。在我看来,唯有这个理论才能对当代最令人困惑的政治事件,也就是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水门大厦的办公室,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行动的参与者之一,杰布,在听到闯入水门大厦的盗贼被抓获的消息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难以置信,“我们怎么会愚蠢到这个地步?”的确,怎么会呢?

为了了解尼克松政府采取的破门而入的行动有多么荒唐,有必要回顾一下下面这几个事实:

·这个行动是戈登的注意。利迪负责为“总统竞选连作委员会”搜集情报。利迪在委员会的高层人士中素有“古怪”的名声,人们一向怀疑他的可靠性和判断力。

·利迪的计划耗资巨大,要25万美元的现款。

·3月底,当利迪的提议在CRP主任约翰和他的助手马哥伍德和弗雷德里克参加的会议上获得批准时,正是尼克松在11月当选前景最为明朗的时候。埃德蒙,民意调查表明唯一有可能与尼克松一决雌雄的公开宣布参加竞选的人,在初选中表现极差。而看上去最容易击败的对手,乔治,则极有可能会得到他的党内提名。看来,共和党的胜利已经是唾手可得了。

·这个破门计划执行起来风险也很高。它需要10个人的参与,并且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行事。

·他们打算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劳伦斯的办公室装上窃听器。这个办公室中并没有什么足以对现任总统造成危害的情报。而且看来这种资料根本就不存在,除非现任政府自己做出什么蠢事。

尽管上述诸多事实都提出了明显的忠告,但这个由一个判断力有问题的人提出来的花钱多、风险大、毫无意义而且很有可能带来灾难的计划却得到了批准。像米歇尔和马哥伍德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干出这种蠢事呢?答案也许就存在于一个很少被提及的事实之中:这个被批准的耗资25万美元的计划并不是利迪提出来的第一个计划。实际上,在此之前他还提出过两个计划,而现在这个计划正是在对前两个计划做出巨大让步之后才被批准的。他的第一个计划是两个月之前在与米歇尔、马格拉德和约翰的一次碰头会上提出来。那个计划要耗资100万美元,包括一架有特别装备的联络追踪飞机,一条载有“高级应召女郎”用来讹诈民主党政客的游艇,以及一支执行破门闯入和绑架抢劫行动的小分队,这还不包括给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一周之后,利迪又向这群人提出了第二个计划,删掉了原计划中的某些方案并把费用降低到了50万。当这两个计划都被米歇尔否定了以后,利迪才向米歇尔、马哥伍德和弗雷德里克提出了这个“精简”的25万美元的计划。这个计划仍旧愚不可及,但与前两个计划相比要好的多,因此获得了批准。

这样看来,约翰米歇尔这个冷酷精明的政客是不是也和我这个容易上当的傻瓜一样,在同样的策略面前栽了跟头呢?我们都被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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