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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开放与激活(1978—1983)(3)

更新时间:2016/07/26

 〖特区先行,南下深圳开窗口〗

 
    
 
    1979年春,一个远在南海边陲、毗邻香港的小渔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前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没有人想到这块弹丸之地日后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动机”。
 
    邓小平为这个地方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特区”,其主旨无非是政策先行。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曾提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只不过当时少为人注意,他一口气列举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深圳的巨变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最早来深圳淘金的移民们都将从此展开自己的戏剧人生。
 
    深圳特区初创时,除了特殊政策,国家只有3 000万元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4,于是深圳方面想到以地换钱。1980年1月1日,深圳签下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卖国行为”。终于有人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据说当时深圳的干部几乎人人记得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当场背诵。1982年,特区人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树在蛇口管委会门口,这一标语迅速风靡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改革口号。
 
    事实上,随着深圳等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出现,大量的资本和人才向东南地区聚集,与此同时,一个市场转型期所特有的经济怪胎——“倒爷”——也随之浮出水面。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倒爷”往往是一些神通广大的人,他们不仅对商品价格有着最直接的敏感,而且非常擅长在灰色地带进行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他们中很多人轻快地游走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一夜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最终,这群“倒爷”像蚂蚁一样把僵硬的计划流通体系啃得遍体鳞伤。
 
    尽管深圳特区的崛起有些“走样”,但应该承认,这个弹丸之地的示范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深圳的成长之路并不总是充满阳光雨露,一种几乎是宿命式的烦恼从来没有断过,每当宏观经济发生波动,人们很容易用异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急先锋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两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中央财政吃紧,国家开始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围绕深圳特区的一场风波也接踵而来。多年后, 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说:“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香港学者张五常教授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不无大胆地写道:“我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我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他在论文的注脚中还说:即使将来中国容许资源的转让及私有使用权,中国可能也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等名词来形容其经济制度。十多年后,他因为这些预言而声名大噪,到2000年前后,“私有产权”成为一个被公开运用的名词,2004年,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一样,中国的改革历程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其结果往往出乎当事人的预料。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新旧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的时候,历史常常会作出新的选择。从这一点说,中国经济的再生能力极强,正如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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