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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开放与激活(1978—1983)(5)

更新时间:2016/07/26

 〖乡土星火,意料之外显活力〗

 
    
 
    1979年,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他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 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
 
    与在夹缝中成长的私营企业相比,同时期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则颇有些戏剧性。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政府开始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明确规定: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但不能搞“无米之炊”,不搞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不能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不能破坏国家资源。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不缺乏智慧,他们中不乏深谙国情、嗅觉灵敏同时又有魄力、敢于实干的人,为了生存,一些头脑精明的农民早就偷偷搞起了副业。
 
    在浙江萧山,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到处收废铁,有人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这样悄悄干了10年。1978年秋,这个叫鲁冠球的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汽车易耗零配件,为了打入市场,他在只准国有企业参加的行业交易会门口支起小摊,以低于国有企业20%的产品价格出售产品;1993年,他所创办的企业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在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样早在举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日后他一手打造出了一个工业王国,甚至生产了一种以自己村名命名的香烟;1999年,这个村子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在天津大邱庄的一片洼地上,同样是村党委书记的禹作敏也办起了自己的大工业,声名显赫一时,后来这里一度成为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村”。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幽灵已经安然地降临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度过了充满争议的初期,历史的车轮无法再度逆转,生活中的人们都意识到世界变了,民间的力量如泉涌般四处漫流。随着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发财致富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一个物质化的年代滚滚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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