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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激进与梦想(1993—1997)(4)

更新时间:2016/07/26

 〖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

 
    
 
    1997年5月12日,93岁高龄的政治家邓小平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位老人最终没能在香港回归之日亲赴见证。7月1日,飘扬在港岛上空整整一个世纪的英国米字旗缓缓落下。
 
    当人们仍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一场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已悄然袭来。
 
    这场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2月,一个名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领导的量子基金最先发起了攻击,它瞄准经济过热、出现赤字危机的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投资家们随后迅速冲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三个国家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也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刚刚还被中国企业家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
 
    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的低迷,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以前只在1990年时出现过一次。
 
    随着市场环境的骤然变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雪崩之年”,一批曾经风云一时的明星企业陷入困局,但中国的经济变革常常让人生发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感慨。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陡然爆发以及国内市场的空前萧条,却“意外”地让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进程突然加速。
 
    事实上,国有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这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乡镇企业同样遇到了问题。在过去20年,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与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并驾齐驱,但到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产权不清晰,集体经济已经染上了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病。一位官员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苏南模式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已渐为旧体制所‘同化’,活力锐减,而且许多地方领导仍抱住苏南模式不放,片面强调集体性质的公有制,阻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这段话被视为官方对苏南模式的一次集体反思。此后,环绕在苏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环开始日渐散去,到2002年底,在苏南地区有93%的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改制”成了私营企业。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集体经济的一次脱胎换骨,在更广泛的时空跨度内,它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终于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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