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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震荡与博弈(1998—2002)(3)

更新时间:2016/07/26

 〖跨越彩虹,国企换血大重生〗

 
    
 
    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点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屏住了呼吸,为这一刻人们已经整整等了四年。当人们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然后用有力的声音说出“Beijing”的字眼时,万里之外的华夏大地顿时烟花满天。北京成为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始终是中国宏观景气持续上扬的重要投资拉动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喜事接踵而来, 11月10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天下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决定。
 
    事实上,加入WTO 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就是中国政府应对WTO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资本集团的进退及重组无一不是根据WTO的市场开放时间表来制定的,其结果是整合后的国有大型企业的全线飘红,纷纷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盈利水平的最高纪录。
 
    另一方面,盘踞中国多时的跨国公司也随即调整自身战略,掀起了一场独资化的浪潮。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外资办厂都要在国内有一个合资的伙伴,譬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各地的罐装厂都必须与国营粮油公司合资,宝洁的合作对象则被规定为地方国营的日化工厂。但中国加入WTO后,这种限制逐渐取消,一些已经合资的跨国企业立足已稳,便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完成了独资化的转型。日本松下向媒体证实,“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生产手机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作出了这样的决策,董事会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同时,董事们认定“独资是中国入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碳酸饮料市场放开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两大巨头也相继实施坚决的独资行动,后者甚至不惜与原来的中国合资方挑起一场国际仲裁风波。
 
    由于对中国前景的一致看好,跨国公司的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市场的开放被排上了时间表,各大跨国金融机构明显加快了对中国的业务布局。2001年前后,汇丰、花旗、友邦、渣打等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或香港迁到了上海。此前已经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资公司也开始浮出水面。据《经济观察报》披露,早在多年前,摩根士丹利就与中国建设银行等组建了“迄今为止本土唯一和最优秀的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并持有35%的股份。2001年10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在第一次招标会上,摩根士丹利独家获得价值10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涉及地产、纺织、冶金、医药等行业的254个公司和工厂,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很显然,这些不良资产是“国退民进”战略产生的剩余价值。
 
    总体而言,入世后的中国是令人亢奋的,WTO似乎是一道漂亮的彩虹门,当中国终于跨越的时候,举国上下竟有大松了一口气的意味。预言中国的未来与走向成为全球经济圈最热门的话题,日本通产省在一份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但与此相关,“中国威胁论”也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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