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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鱼”与“地下文学”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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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检查一下是否一切都藏妥当了,不想好如果夜间有人叩门我该做些什么,我是不会睡觉的。”(以下引述皆源自《牛犊顶橡树》)
  “地——下”,一个显示怎样宁静和强烈不安的词?作为严酷体制下的特殊符号,它立即会把你引入一种变幻莫测而又隐含悲剧力量的“场”:危险、神秘、克制、活跃、沮丧与激动、静穆与狂热、贫瘠与富饶、虚弱与强大……各种不可名喻千钧一发的信息像“离子”一样充沛其间。是状态,也是境界;是混沌,也是秩序;是压抑,也是积蓄;是死亡,也是生存。但你转瞬便惊讶地想到:一切最有价值和惊险的东西总会被送往“地下”冻储起来,其力量不在眼下,而在未来的某个重要时刻,就像“铀”和火山浆的沉寂与爆发……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
  “可以说恰达耶夫创造了俄国作品被扼杀的记录……他逝去已经一百一十年,而作品还未发表……后来作家们能够自由地写,自由地动摇整个的国家结构,以致使俄国文学培养出一代憎恨沙皇和宪兵的青年人,他们走上了革命之路……然而,当文学跨过了它自己造就的革命的门槛时,很快就遭到了厄运……苏联作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不是什么作品都能通过‘检查’的。又经过大约十年,他们又了解到稿费收入可能变成铁窗和铁丝网,于是又把自己写好的东西藏起来……”
  他必须潜入“地下”。像“深水鱼”那样在巨大的水压下——在距冰层很远的垂直区域蛰伏下来。那里一片死静、漆黑,没有光线,没有漩涡与急流,没有过多的氧气和藻草,没有朋友,亦少敌类光顾。那里听不见海啸、狂风、嘈杂与搏斗,远离岸上的枪声和血光,渔夫的投叉和探照灯亦嫌弃这“地狱”之艰……
  绝无舒适,但相对安全。
  看上去他像深水龟和扁腹鱼那样移动迟缓——甚至一动不动,仿佛呼吸都停止了——唯濒危的化石生物才会采取的栖居方式:一种“内在”的反刍记忆的生活。于灵魂而言,这或许是最适于思考的本质状态,但对生存来说,则成了一种可怕的闭锁与囚禁,几近窒息。
  最大限度地收紧、敛缩,减少痕迹,不引人注目,不露任何异常——这就是“地下作家”的生存法则。所有的古老生物皆以此逃过恐怖,延续下来的。
  但它(他)冷冷醒着——没有比“化石龟”和“深水鱼”更清醒更睿智和细敏的了。它窥察秋毫,体觉万象,握有海洋的全部真理和秘密,它是一间记忆的仓库、历史的邮罐车——打开它的锁,你会惊骇地看到那些失踪的尸体、血污、刑具、凄戾的呼救、罪恶的腐臭档案、遇难者的照片和遗物……它是一个国家“海洋监狱”的见证。
  他并不特别害怕对手和死亡,只是对突然被剥夺自由与记忆的权利——被搜去那最令敌人害怕的东西感到恐惧。仿佛一位母亲,并不怎么害怕肉体毁灭,却贪婪地热爱着腹中的胎儿……他脑子里的藏物太重要了,为了它,一个男人可以像孕妇般疯狂地不惜一切——所有女人加起来都不会比一位孕妇更有力量!
  为了“古拉格群岛”上的千万条冤魂,为了几代人命运的真相终见天日,为了替神圣的俄罗斯保留一副不说谎的大脑——他必须沉潜、忍耐,必须以数倍于常人的机警和灵敏学会隐蔽,躲过那些深水炸弹、钢丝、渔网、探照灯和声纳仪的搜索……
  捍卫生命就是捍卫记忆。他对“群岛”的恐惧与仇视一样大。目睹了太多太多记忆被扼杀遭背叛和告密的丑剧,他变得更成熟更富有“地下经验”了,为了迷惑权力者的嗅觉,他必须让身体散发出庸俗的气味,必须装出不要尊严的臣服样子,因为——过早和轻率地显示力量就等于出卖力量。这是痛苦,也是秘密的欢乐与光荣。
  “不能让隐蔽的‘原子’从住所里跑出去,连一时一刻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关注的目光。工作中身处同事之间从不表现自己有广泛的兴趣,而总装出自己对文学一窍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各级领导和所有机关的妄自尊大、粗暴愚蠢和贪婪心理,有时候虽然有可能通过正中要害的控告和当仁不让的反诉澄清某种事情,可我从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丝毫不为闹事、斗争之类所动,只求做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是俯首贴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总是心安理得。”
  为了爆发,必须忍受。为了石破天惊的訇响,必须先“无精打采”地沉默。必须阻止体内那股峥嵘的骚动和狂飙热力——用绷带、胶布、压板将之缠了又缠,裹了又裹,千万不能决堤,不能乍泄——否则,不仅是个人的无谓牺牲和策略上的失败,且更是一代人、一个民族和国家珍贵矿藏的流产与报废。匍匐与蠕动的样子固然不雅,但要看他到底想做什么?过程之后的最终意义是什么?
  他坚定,自信,有着耐寒的顽毅体魄和不畏寂寞的韧力。但“深水区”的时间毕竟走得太慢了,氧气太稀太少了,他也有抑郁和委屈,有虚弱、沮丧和不甘的时候——
  “整整十二年,我平静地写个不停。只是到了第十三年时才战栗了。这是一九六○年的夏天……我有一种涨满感,构思和行动失去了轻松……我已经对保守秘密感到了厌倦。”
  秘密如果永远是秘密,那它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操作意义,即形同虚无了。每一桩历史秘密都有其相应的时代指向环境,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容器里,它是伟大生动而充满活性力量的,可一旦容器被消解了或摔碎了——而它本身却迟迟没有“显形”,那它就白白流失了其天然的养分,变得毫无价值。
  秘密不应仅作为“纸花”而自淫,她必须抓住一切隙机以绽放腹中的“果实”。她渴望听到那诞生的婴泣。
  “最败坏一个作家的是许多年不能够有读者——苛求的、敌对的、以及喝彩的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够用自己的一支笔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影响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这样的缄默会带来纯洁,但同时也会带来无为。”
  如果没有读者的仅仅是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那或许勉强称得上“纯洁”(比如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但倘若其文本涉及到一个民族生存的真相、一个对人类和国家前途有利而于黑暗威胁最大的秘密——则只有不惜一切地早早公布于世方称得上“纯洁”了。对此,罗曼·罗兰和纪德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的《莫斯科日记》在长达半世纪的自我密封中被沤成了腐渣,铅华失尽,由一件道义良知的利器褪色为落败政治的哭丧棒。而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则光芒四射,成为了一把率先向黑暗癌肿组织宣战的手术刀。
  不能浮出水面,不能公开作品,不能用一支笔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尤其不能去影响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而把他们白白地送给敌人去毒化、去“培养”——这是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深水鱼”们每天都遭受着的炙烤和煎迫。他们几乎听得见灵魂咝咝冒烟的焦糊味……
  还有文学自身也受到了损伤。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天性热爱艺术的人,在获得思想之后,还要充分地考虑如何表达,使精神体验与艺术形成完美的结合,让作品具有更永恒更激动人心的力量。而一般的“地下作家”在这方面则遇到了很多障碍——
  “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但他的处境也有一种经常性的损失: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地下作家完全是按照其它特征选定读者的:政治上可靠和能够守口如瓶。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很少同时兼有细致入微的艺术审美能力……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这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美学的空间地带进行冷静清醒的局部测量是非常必要的……在孤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写上十年、十二年,会不知不觉地随心所欲:有时长篇大论空空洞洞而且过于尖酸;有时激昂慷慨声嘶力竭却又故弄玄虚,有时又由于搜尽枯肠找不到更合适的手段使作品充满斧凿痕迹,竟用些粗俗的传统手法硬粘合到一起。”
  读到索氏这些清醒而锋利的自白,我突然想到了近期读到的一个人,一个诗人,一个中国的诗人——郭路生(食指)。
  作为“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之一,他亦称得上一条“深水鱼”,但其道路和终极意义却与索尔仁尼琴有较大的差异。在《鱼儿三部曲》中,他刻画了一条在冰层下追求神谕与光明的鱼儿
      当鱼儿完全失去了希望
      才看清了身边狰狞的网绳
      春天在哪儿啊,它含着眼泪
      重又开始了冰层下的旅程
  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自由主义青年一样,食指的诗歌表达中交错着两股闪烁不定的生存幻觉:哀情和热情——成人的绝望和儿童式的憧憬——失败的情绪和心犹不甘的挣扎——沉重的疑阙和虚拟的光明……但同时会发现,诗人由于感受信息上的过度强烈和角度的频繁变幻反而没能给自己腾出稳定性的思考空间,一切体验都显得那么匆忙、模糊和缤纷,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地下文学”的共征。复杂代替了清晰,激情遮蔽了理性,痛苦压迫着答案,愿望结束了究问……我们在敬重作者英勇而诚实的人格魅力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思想上的“刹车”而感到惋惜。为什么现象体悟的真实与强烈反而阻止了对问题本质的触探?为什么总是在最平面的意向上驰骋而不得向纵深掘进?为什么我们的每一时代虽不乏立场和情愫上的英勇,却很少贡献出思想上的枭雄?
  唯见诗人,独不见思想者。
  多的是凄美焰火,缺的是真正有重量的光。
  和红色飞舞的激情相比,我们更期待黑色的垂直沉思。最深的“深水鱼”一定是思想者,而不是骚动的诗人。
  可见,“深水鱼”之间也有层度、走向的差别。这是由习性、气质、使命和精神量级所决定的。诗人弹奏的多为象征性的“真理练习曲”,采用一种“月光下”的联想或表白方式,正像食指的《相信未来》所呈示的那种“向往”——到“推出愿望”即为止了。而思想者着力的大都是“批判”与“反对”,其全部力量在于否定和怀疑——他要以“证据”的方式来审判谎言,最终使真理获释。
  读食指的诗,还有一个较深感受:艺术性略逊。无疑,它是特定的国情文化和体制语境限囿的结果,但还有另一原因,即索尔仁尼琴在关于“地下文学”的遭遇中提到的:“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缺少充分的艺术审美方面的参照和检验。
  固然,咎责在于闭锁的环境和严酷的政治氛围,但同时也遗憾地成了诗人及诗歌的损失。以至在我们今天看来,食指的作品更倾向于一种纪念性文本。这种残酷性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几代作者身上都创下过。
  时代的不幸在造就了“地下文学”精神伟大的同时,也让她付出了艺术性的惨痛代价。
  无论精神和艺术,我们比俄罗斯都损耗得更多、更惨痛。“古拉格”浮出了水面,我们的呢?我们的“深水鱼”们昨天和今天做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