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1年第5期

故事的事故·教育事故

作者: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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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赛诗会的事故
  
  一九七四年十月,我小学五年级,我就读的小学举行赛诗会。每个学生写一首诗,先参加班里的赛诗会。每个班级选出一个代表,再参加全校的赛诗会。
  中国历来是个诗国,但文革时期的革命诗歌完全是非诗的文字垃圾,是句子整齐、大致押韵的空洞口号,其艺术水平比儿歌还不如。现在想来很是滑稽,非常打油,但那时是严肃的。班级的赛诗会开完,我被班主任选中做班级的代表。我之所以被选中,决不是我的诗写得好,而仅仅是因为我的诗又臭又长——我翻开字典,把同一韵部的大部分字都牵强附会地塞在韵脚里。班级里的赛诗会,不要求背诵,但选中参加全校赛诗会的人,却必须背出来。
  那几天我随身带着诗稿,一有空就拿出来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现在我不知道背的当时是否后悔过不该写那么长,我想大概不仅没后悔,而且踌躇满志地准备拿大奖。正式比赛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
  学校的大操场上用两个乒乓桌搭起了舞台,每个班级的代表都集中在后台,依次上台朗诵。有不少人背得格哩格楞,台下气氛热烈。谁背得越出丑,掌声越是响亮。有的人背到一半卡住了,干脆取出诗稿朗读起来,掌声就更响了。为了确保不出丑,我在后台又默诵起来。也许是因为紧张,我竟然有好几处卡住了,但停顿一下依然能顺利地背到底。不过我对卡住的地方有点失去自信,怀疑背错了,就想取出诗稿再看一看。
  但是我翻遍想得到的所有衣袋和裤袋,就是找不到诗稿,急得我满头大汗。主持赛诗会的少先队辅导员见我急得团团转,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诗稿找不到了,但我肯定带在身上。大队辅导员说,也许你记错了,忘在家里了。我想我出门时换上了中山装,可能诗稿真的遗忘在换下来的两用衫里,于是我决定回家找诗稿。大队辅导员答应我,实在来不及,可以把我预定上场的时间往后挪一挪。
  我跑步回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根本不见踪影。我只好又跑步回学校。坐在台下的班主任,发现到了预定顺序我却没上台,也到后台来问。大队辅导员告诉班主任,说我诗稿找不到,回家去找了。班主任不放心,焦急地等在后台,见我跑回来,问我找到没有。我说没找到。班主任知道我早就背熟了,就劝我定下心来,再慢慢背一遍给她听。我张开了嘴,竟然一个字都不记得了。班主任问我还能不能上台,我沮丧地摇摇头。班主任比我还要懊恼,她本来是指望我得全校大奖,为班级争光的。
  就这样,我放弃了参赛。不料等赛诗会开完,宣布了得奖名单,回到教室,我突然猛醒过来,伸手一摸,我的诗稿好端端地放在中山装的左胸袋里。由于我是第一次穿中山装,所以我完全忘了这件衣服有两个胸袋。更妙的是,这时我的脑子突然管用了,不用看诗稿,我也能不打格楞地一口气背出来。这件事故,我始终没敢告诉班主任。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心理分析学说。该学说认为,遗忘常常是故意的,意识层次的精神事故,往往是潜意识层次的真实愿望在起作用。也许当时的我,宁愿出一个找不到诗稿、上不了台的丑,也不愿出一个上台背这种押韵口号的丑。由于我骨子里厌恶(但当时并未意识到)那种非艺术的精神垃圾,于是我适时地失语了。
  
  二、尖子的事故
  
  长期担任小学毕业班班主任的周老师,花了十年时间对六百八十五名毕业生的成长经历进行追踪调查,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小学阶段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尖子学生,在升入初中和高中后,往往会成绩下滑、名次下降,甚至在高考时名落孙山。而小学阶段成绩居中的那些学生,往往在初、高中阶段后来居上,超过小学时的尖子,走上社会后还大显身手。周老师把他的发现,称为“第十名现象”。
  周老师反思了“抓两头,带中间”的教学方法,认为尖子生在学习上很容易得到老师的“关照”,从而削弱了他们在学习上的独立性。这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淡出优秀行列的主要原因。第十名左右的学生由于较少受到老师的关注,因此其独立学习的能力较强,有很大的潜力。另外,这些学生没有保住“前三名”的心理压力,学习心态较为健康。这是他们有“后劲”且进步和成才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周老师颇为自信地认为:“这种尖子生与‘第十名’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用十分力气得了九分收获与用五分力气得了八分收获的差别。相比之下,后者分数低,但论潜力和能力,自然要胜过前者。”这些都富于启发,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周老师的“发现”,确实引起了我的某种同感,老师和家长容易对处于两头的尖子和差生关注过度、干扰过多,剥夺了他们充分发展人格与智力的自由空间。许多学业有成者都曾感谢父母的“不管”政策。而处在中间地带的“第十名”们无意中得到了师长们的“不管”,他们既未受到过度重视,也未受到过度歧视,而仅仅是被“忽视”,这就使全面自由的发展有了可能。这让我想到一条民主金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同理,管得最少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管得最少的政府并非放任到无政府主义,而是倾全力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环境。管得最少的教育制度同样并非放任学生自生自灭,而是倾全力创造一个崇尚知识、抵制愚昧、鼓励自由发展的宽松学习环境。
  然而我认为周老师在其“发现”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可疑的。因为在一个不鼓励高智的愚昧环境中,求智欲最强的学习尖子在“春风得意”的表面下,也是学习积极性受挫最强的一些人。在当代中国的教育环境中,高智商者其实并不像周老师所说,必须用十分力气才能获得九分收获。他们更可能只用了五分力气就获得了九分乃至十分收获,而“第十名”们倒更可能用了十分力气才获得了七、八分收获。但由于“第十名”们没受重视,他们一直能够不受干预地发展潜力。而尖子们由于受重视,他们的精力被强制性地大量转移到其他方面,如官方“栽培”、家长“望子成龙”的加压等。尖子们被强制转移的精力,可能超过了原本剩余的五分,而达到六分、七分乃至八分、九分。于是“逆转”现象出现了:被高度重视的尖子们仅剩一、二分或三、四分精力用于学业,结果成绩下滑了;而不受重视的“第十名”们继续把全部精力用于学业,结果后来居上了。“组织上、领导上的充分重视”曾经毁掉了多少有才华的人?这是我们在身边周围看得太多的悲剧了。
  更为可疑的是周老师的评价尺度:来参加聚会的“三十二名同学当中,已有三名工程师,两名副教授,两名‘局级’,三名‘副局级’,四名公司经理……”,周老师几乎不假思索地把工程师、教授、局长、经理视为成功者。这使他的研究成果仅仅成了一堆把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加以简单量化的统计学数据,而没有任何文化批判的深度。众所周知,官本位的中国式成功与真正的文化成功决非一回事。在畸型的不公平竞争环境中“劣选出”的工程师、教授、干部、经理中,有多少是有真才实学的?以这样的“成功”来反思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舍本逐末。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竞争中,需要太多与真才实学无关的“公关”能力,在腐败堕落的精神病菌深入骨髓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劣币驱逐良币已经不再是特例,而是通例。当代中国的人才劣选制度,运用的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评价原则,最后中选的往往是毫无个性的庸才,即所谓的“第十名”。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心高气傲,不愿借助于“诗外功夫”和“盘外招”,所以尖子们即便没有江郎才尽,没有退步,也会在这种优败劣胜的畸型竞争中“淡出”,被“淘汰出局”。尖子们要争取不淡出,惟一的出路是向“第十名”们学习“诗外功夫”和“盘外招”,苦练“厚黑学”。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你说的现象主要局限在成人世界,而与校门之内不甚相关,你的书生之论纯属文不对题和不通世务。然而这样的反驳者恰恰是不通世务之至。以我十一年中学教师的切身体会,我知道校门之内决非清净世界,教师们也决非六根清净之辈,何况教师们也是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劣选出来的。而父母师长的成人世界中的荒谬现实,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污染着学子们原本纯洁的心灵。因此学习尖子们的“退步”,也许是因为以尖子的聪明足以深知,在当代中国,要“成功”根本不必有真才实学。也许是因为以尖子的聪明足以深知,在当代中国,他的真才实学不必浪费在当工程师、教授、局长、经理上面,他的真才实学可以用于更好的去处,可能是出国发展,也可能是在体制外自由发展。
  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真正有才能、有尊严的人,肯定是不适应当代中国这种教育制度的。他们不符合这种教育制度的人才评价尺度,“淡出”成功者的行列,是决非偶然的必然。如果一个有才能的人在这种教育评价尺度中能够始终占据“尖子”的位置(正如周老师颇为庆幸地提到的进入中学后依然没有“淡出”前十名的少数尖子),那么他的天性必然会被扭曲,人格尊严必然大大地丧失,最后变成一个欺下媚上、毫无操守的庸才。这正是前一阵曾经轰动一时的“教育学硕士愤然让儿子退学”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位教育学硕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成功”地培养为一个灵魂残缺、没有尊严的庸才,而宁愿他保持一个普通人的基本尊严,做一个平凡的诚实劳动者。
  总之,我认为在这种教育制度之下,兔子会被压制和扭曲成乌龟,而乌龟会被“培养”成兔子。在这个龟兔魔方中,“成功者”恰恰是真正的失败者。由这样的“成功者”主宰的社会,是总体上令人窒息的愚昧社会。失败的兔子是值得同情的,而成功的乌龟却丝毫不值得羡慕。如果围绕“第十名现象”展开的热烈讨论不能达到这种认识深度,那么从中引出的“改革”措施只会加重悲剧,更多的兔子将被“改造”成乌龟,更多的尖子将从“失败”的兔子变成“成功”的乌龟。那么整个中华民族,都将成为爬行动物。从“胜利”爬向“胜利”的当代中国,就没有美好的未来可言。
  
  三、旷课的事故
  
  一九八○年九月我进了大学。第一学期我认真听课,不料优秀的老师都被革命革掉了,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讲课错误百出,就像是逗乐,你可以当相声听,但别指望学到真正的知识。于是我决定不再上课,完全靠自学。我这个人爱安静,受干扰就自学效果不佳。为了提高效率,我每天整个下午加整个晚上读书,早饭后睡觉,睡一上午,起来吃午饭。然后继续,每天如此。这样我很快就因旷课受到了处分,而且受到警告,如果继续旷课,将被开除学籍。我想开除后我照样可以读书,而且我打算毕生从事的写作不需要文凭,只需要真才实学。如果我为了文凭而上课,就会浪费时间。但时间是最最浪费不起的,所以我决定继续旷课。由于我一节课都不上,树大招风,成了全校最有名的旷课大王。其实大部分学生都旷课,只是旷课不像我这么多,所以目标不大,点名时下面有人变着嗓子应声,就能蒙混过关。老师即便知道,为了面子也佯装不知。
  我们的孙辅导员是个负责任的好老师,她担心我一意孤行,真的被开除。于是她每天一上班,就直奔我的寝室,把门拍得砰砰响。我睡眠极深,睡觉一动不动,完全是挺尸。因此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就够了。我一碰枕头就睡着,一睡下去就不易醒。所以孙辅导员要打门半分钟以上,加上大声喊叫,才能把我闹醒。我开了寝室门,孙辅导员说,快去上课。她转身离去,我关门继续睡觉,一碰枕头立刻又睡着。我对被孙辅导员吵醒,一点也不介意。过几天她查看考勤记录,发现我还是一节课都没上。
  于是孙辅导员再次到我寝室拍门半分钟,大喊大叫把我吵醒。这回她站在门口不走,命令我穿上衣服,然后把我押到文史楼,看着我走向教室,她才回办公室。但我从文史楼的另一个出口转出来,回寝室继续睡觉。漱洗加走路,依然不影响我一碰到枕头立刻又睡着。过几天她查看考勤记录,我还是一节课没上。不过孙辅导员毫不气馁,依旧再来拍门半分钟,大喊大叫把我吵醒。这次她送佛送到西,把我押到教室门口,亲手拍开教室门,对上课老师说了我的名字。老师笑着说久仰大名,欢迎欢迎。教室里的同学哄堂大笑。孙辅导员看着我进去,在我身后关上门,终于放心地回办公室。我在同学们的笑声中瞌铳懵懂走到教室最后面,半梦半醒地打瞌睡。打了五分钟瞌睡,我起身走出教室。老师见我刚进来又出去,愣住了。直到我走出教室把门轻轻掩上,他也没说一句话。我没有直接回寝室,而是到办公室对孙辅导员说,我听了五分钟,老师讲错了三处。我一一细说,老师是怎么说的,错在何处,请她向老师本人和其他同学去核实。我告诉孙辅导员,这课我不能听。我非常无知,只能确知这三个地方老师讲错了。但这样一来,老师讲的其他话我也不知道是否讲错,我也不敢听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学更好,为此我现在不能为了这种错误连篇的搞笑式讲课而误了我的睡觉。我才刚睡下去一个小时,不睡足四个小时,我下午和晚上就不能效率很高地自学。最后我对孙辅导员说,除非哪个老师讲课不是这样错误百出,以后她不必再来叫醒我。我感谢她的好意,但请她允许我在被学校开除前按自己的计划自学。当然,我认为学校没有理由开除我,因为我的考试都通过了。但如果非开除不可,我愿意接受。孙辅导员哑口无言,她知道我说的一定是实话,不必去核实。从此她再也不来叫我去上课。随后我就回寝室睡觉,折腾了一大会儿,依然不影响我一碰枕头立刻睡着。
  后来我又受过一次处分,但因为考试都通过了,我终于没被开除,而且拿到了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不久前我去母校拜访孙辅导员,我对她说:“你当年曾经对我说,我迟早会为一意孤行的旷课而后悔。你说对了,我现在确实后悔了。”孙辅导员兴奋地说:“是吗?我没说错吧!”我说:“我后悔的是,第一学期的课就不该上,那样我就能读更多的书了。”
  
  四、成长的事故
  
  我父母是半文盲,我的幼年生活是一片文化的真空。当我长大后,我深切地感到,尽管生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我幼年的文化环境停留在(或者倒退到了)两千年以前——甚至还不如,两千年前一个寒门子弟也有可能成为孔子的弟子。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步,对幼年的我来说完全不存在。最荒谬的是,甚至本民族的灿烂文明,对我来说也完全不存在。我不仅无缘接触《几何原本》,也无缘接触《庄子》。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它们。
  从三岁开始,我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拿一张小板凳,整天坐在弄堂口,什么也不玩,什么也不想。许多人都认为我看起来有点弱智,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安静一小会儿。但我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坐着。
  七岁进小学,但功课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因为都太简单。我非常轻松地每门课都考第一——当然我从未得过奖学金,因为那时没有奖学金。如果有奖学金,那就意味着知识宝库的大门没有关闭,我就不会干坐着度过我的最佳求学时期。功课只花掉我十分之一的精力,我完全是精力过剩,但我无事可干,只能继续在弄堂口坐着。
  老师们当然知道我并不弱智,于是美术老师指导我学习书法和绘画,音乐老师指导我学习声乐和器乐——然而在当时的时代困境下,所有的艺术都被政治化和庸俗化到了极度乏味的地步。因此我虽然幸运地被选拔出来学习这些伪艺术,然而它们根本无法满足我的精神需要。我还是有许多时间多出来,只能依然在弄堂口坐着。
  中学的数学课程,似乎让我的过剩精力找到了出路。然而课本上的内容太浅了,我不得不主动找难题来解。当时惟一能找到的是《数理化自学丛书》,我跳过所有的普通题,专找打一星的难题和打二星的超级难题来解。我喜欢做有难度的事,我喜欢智力的挑战。然而把所有找得到的难题都解完后,我又没事可干了。我只能依然在弄堂口坐着。我有机会上学,固然比失学儿童幸运得多。然而当年的教育体制无法让我感到满足。没有人知道,我干坐了十多年,内心有多么痛苦。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我的生命正在白白流逝,死亡在一步一步逼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在那些年里心如死灰的深重悲哀。我实在不热爱那样的生活。
  总算命运待我不薄,我中学毕业时已经恢复了高考,我可以上大学了。但是误以为数学(其实只是粗浅的中学数学)无法满足我的精神饥渴,使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误以为哲学是比数学难的专业,因此我选择了文科。进大学时我理所当然地打算读到博士,但没等读完本科,我就知道文科根本没有数学式的难度。我相信,读到文科博士我还是一个傻瓜,所以我放弃了继续“深造”。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中学教员。工作很轻松,也许是太轻松了,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和精力多出来,无事可做,只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坐着——坐在办公室和集体宿舍里,读各种各样的书。直到这时,我才从书里了解到,数学的未知领域是如此富于挑战性。直到这时,我才刚刚听说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博大精深的古老艺术叫围棋。然而所有做出真正创造的专业数学家和专业围棋手都是在十岁以前被攫住的,一切都太晚了。我已经没有机会选择做数学家,或者选择做大棋士。我只能做一个看热闹的门外汉。我只能阅读数学普及读物和围棋高手的棋谱,然而我已经看不太懂了,我确实已经变得很弱智。当年我看起来有点弱智的时候,我并不弱智。现在我看起来不太弱智,但我其实很弱智。当年我看起来不正常的时候,我确实是不正常的。然而现在,我已经变得很正常了。
  文化沙漠般的时代环境毁了我的一生——也毁了我的无数同代人。个人遗憾是无法弥补的,时代悲剧是没有补偿的。时代捉弄我,使我的智力无法充分发展,上帝惩罚我,让我阴差阳错地成了一个很弱智的中国当代作家。身为作家,我惟一的写作主题是:我不希望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重演我幼年的时代悲剧,我不希望未来中国的孩子品尝我的幼年痛苦。我希望未来中国的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完善的教育,我更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与其才能相称的培养。我愿意反复重申:人永远不是政治的手段和权力的工具,人是文化的惟一目的,成就人是文明的最高目标。对个人来说,浪费才能是最大的愚蠢;对社会来说,毁灭有才能的人是最大的犯罪。
  
  五、教参的事故
  
  我从小喜欢读书,但从未喜欢过语文课,连带着也从未尊敬过任何一位语文教员。但我决非不热爱文学,我只是不喜欢当时(1970—1980)的中小学里那种毫无文学色彩的语文课。相反倒可以说,正因为我太热爱文学了,才会对当年的语文课产生强烈的失望。因此一九八○年我考入了大学文学系,而且在一九八四年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员。当然,我竭尽全力希望不让热爱文学的学生失望,我想做一个让学生尊敬的语文教员。
  一走上教学岗位,我立刻找到了我不喜欢语文课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教材编得粗陋低劣,这是做学生时就知道的),我发现所有的语文教员在统编教材之外,人手一册统编教学参考书。而且我发现,当年的中小学教员之所以把已经非常枯燥的语文教材讲解得更加乏味,是因为他们一律是照本宣科地按教参书在讲课。如果说教材不好,只能打五十分,那么教参书更差,顶多只能打三十分。也就是说,当时最优秀的语文教员的讲课(假设他充分备课,吃透教参书),也只能打三十分。如果教员敷衍塞责,那么讲课效果必然更惨。比如有的教员事先不备课,也不钻研教参,上课时把教参书摊在讲台上,手上装模作样拿着课本,讲课时眼睛眄着讲台上的教参,如果他是近视眼,甚至会明目张胆地俯身到讲台上看教参。这样的教员,当然不可能赢得学生的尊敬。而这样的讲课想引起学生的兴趣,当然是缘木求鱼。
  更何况,我做学生的七十年代,教参是教员的秘密武器,教员讲解知识难点时,不知情的学生很容易对教员肃然起敬,以为教员知识渊博,无所不知。但我做教员的八、九十年代,教材市场已放开,教材虽然依旧仅有统编的一种,但教参除了统编的一种,还有各种渠道编写的许多种,学生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多种教参,而教员却仅有发下来的一种教参。不少学生拥有的教参都不止一种,当然也包括教员手上的那一种。所以教员讲解知识难点时,即便讲得不错,学生也知道教员是从统编教参书上批发下来的。何况统编教参常有谬误,教员照着错的讲,学生会当场提出疑问,说他们预习时已经对比各种教参书热烈讨论过了,他们认为非统编教参讲得更有道理。目瞪口呆的教员当然威信扫地,知识权威的形象发生动摇。如果教员还要文过饰非,替自己和统编教参做力不从心的狡辩,那么他的人格也将遭到学生鄙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独立思考能力更强的八、九十年代学生,会比六、七十年代的学生更不喜欢语文课,更不尊敬语文教员。
  我备课从来不看教参书,而是按自己的真实理解讲课。有的学生会提出疑问,说我讲的与他手头的统编教参不一样。但立刻就有更多的学生赞成我的讲解,因为他们手上的某些非统编教参与我讲的比较一致。当然,更多的时候,我的讲课远远超出了所有教参的刻板范围。最后学生对我信赖到这种程度:只要我的观点与教参(不管是否统编)不一致,他们都倾向于相信我的观点。不过我从未忘记提醒他们,切勿迷信我的观点,我决非无所不知,更不可能永远正确,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认真辨析,知所取舍,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
  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学期,由于换了新教材,统编教参来不及编印,开学时语文教员没有拿到统编教参,而学生倒有不少其他渠道赶印出来的非统编教参。于是我的同事们怨声载道,纷纷说不知如何讲课了。直到学期过半,统编教参才发到教员手里。但后来上海市教育局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前半学期学生们对语文课的兴趣普遍超过此前未发生“无教参事故”的“正常”学期,原因是有责任心的优秀教员,由于摆脱了教参的规定思路的束缚,反而能够进行自由备课,讲课也就格外生动有趣。但等到后半学期统编教参发到教员手里以后,教员们的讲课再次落入搬运工的老套,学生们再次对语文课失去了兴趣和热情。
  据我所知,通过这一“事故”,上海市教育局正在考虑取消语文教参书,解放语文教员的思想,给语文教学松绑。可惜我赶不上这样的好时光了。因为在现有的教员评价体系中,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语文教员。我教了十一年书,深受学生爱戴,而且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居全校之冠,但却连中级职称也评不上。而与我同龄的其他教员全都评上了,甚至比我年轻的许多教员也评上了。尊敬我的同事们安慰我说,这叫“去掉一个最高分”,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一九九五年,我带着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持同步的初级职称,离开了教学岗位,成了一名自由作家。颇为反讽的是,一九九六年,在我离职之后不久,我的作品却被选进了上海市中学生的课外读物。我的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同事们,却在课堂上讲解我这个初级职称者的作品。这或许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