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1年第8期

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

作者:袁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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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完亡友苇岸先生的《上帝之子》这本美文美画集后,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颗悬挂已久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作为编者,我还有一些琐屑的事务向读者朋友们交待。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在我噙着泪写就《苇岸先生走了》一文并在《武汉晚报》副刊上发出后,作家周翼南先生当晚打电话给我,除了表示他的哀思之外,他还古道热肠地告诉我,在见到我编发的苇岸先生《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六篇美文时,他就动了编一本苇岸先生散文集的念头,还未来得及与我通气,就见到我那篇悼文传出的噩耗,他恳切地希望由我来编这本集子。作为苇岸先生的生前好友,我责无旁贷地负起了这个重担。
  我把想编苇岸先生散文集的构思分别告诉了苇岸先生生前将文稿托付给的北京友好冯秋子、林莽、宁肯,在他们经过反复地协商与讨论、慎重地权衡与考虑之后,我得到了他们的首肯。此后又多次与苇岸先生的妹妹马建秀联络,也得到她的授权与帮助。经历了四个月的筹划,文章大体搜罗齐备。
  按照湖北美术出版社《弄墨丛书》的体例,需要配一些优美的图片,以便做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我原拟在书中收录一些苇岸先生自己游历时拍摄的风景照,这样有一些纪念意义。收多了又恐违背苇岸先生生前对艺术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原则。除少数摄影作品外,他的照片还不能完全构成某种独特的艺术意味,我只好改请一些摄影家来拍一些作品以配合文章刊出。首先我想到的是请报社同仁范春歌女士来配图,她单骑走天下、陆疆万里行时,拍的风景照很多,但所拍北方各省区的照片数量有限,她又热情地推荐了摄影家蓝青。蓝青先生是曾得过国际摄影大奖的青年摄影家,视野开阔、功底深厚。由于时间太紧,不可能根据文章去拍画面,只有从现成的照片中挑选合适的图片来配文,我就将苇岸先生的重要作品和纪念文章复印给他看,由他选出一批照片,我根据文章内容再筛选而确定下来。《光明日报》社宫苏艺先生也利用一九九九年国庆节七天休假,冲印了他拍到的苇岸先生的肖像和葬礼场面的照片,他建议我尽量用北方的风景照,这样与苇岸先生的散文相配更符合他文字的精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苇岸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以少胜多、以质取胜的优秀散文家,他继承着《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林中水滴》的作者普里什文、《自然与人生》的作者德富芦花、《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的艺术传统,以深邃的人文精神、简约、澄澈、明亮的艺术风格,致力于描绘生机蓬勃、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生活。他用一种季节轮回一样的速度,字斟句酌般缓慢地写作,他所有的文章不超过十七万字。《上帝之子》收录的主要是经过苇岸先生生前删定的有关描绘大自然的散文篇什,以及对苇岸先生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诗人和阐扬他自然观和散文观形成的书简和序跋等,作品数量不是特别多。但这些简单、诚实、聪睿、美好的文字是经得起时间长河淘洗的,它们一如苇岸先生笔下的大地上的麦子、花朵、草木、蚂蚁、胡蜂、蝴蝶、麻雀、喜鹊、啄木鸟、野兔、雪花、雨水、阳光、月亮、星星和日出日落一样,必将永存。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苇岸先生其人其事其文和他独特的意义,书中最后一辑特意收集了海内外朋友们纪念他的回忆文章和阐释他思想来龙去脉的评论文字,这些文章对我们全方位理解苇岸先生的为人处世和思想内涵,均不无裨益。朋友们的纪念文章中涉及到苇岸先生罹病和逝世前后的一些事实时,因为是口耳相传,难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我根据苇岸先生的妹妹马建秀的提议作了一些必要的订正,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一一与作者们全部联系上,敬祈朋友们海涵。
  作为大地的代言人,苇岸先生在大地上的写作维度上为中国当代散文树立起一种原初意义上的风貌和品格,汉语的承载量因他的写作而得以扩大和拓宽了。正在远逝的十八、十九世纪牧歌式的诗意和世界最初的朴实与原质恰好被他捕捉到并记录在《大地上的事情》中了,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可望得以保存下来。苇岸先生是一个天然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他自愿选择做一名挑战城市文明战车的——二十世纪斗风车的堂·吉诃德,他和主张返归自然、崇尚“人的完整性”的梭罗、环境伦理学的先驱及《敬畏生命》的作者史怀哲、宣扬“土地伦理”的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环境保护运动的发起者约翰·缪尔、主张“根据资源许可来生活”的罗马俱乐部等人和组织一样,都是大地的守夜人。这些在大地上谦卑行走的圣徒,他们一无所有,却踏出了人类漫漫长夜中文明的曙光。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对大自然贪得无厌的索取和无所顾忌的破坏已使地球生态环境的忍耐到了极限,并开始报复人类。人类必须善待地球,否则毁灭的将是人类自己。为了大地的安全与自由,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曾大声疾呼:“我们这个时代可称之为人类生存的危机点。自古以来,水、空气和土地是地球上生命的源泉,如今成了疾病的源泉和早死的原因。”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也发出这样的呐喊:“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中启示我们:“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一个真正具有意义的区别是,动物和植物只关心(维护)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后代及其同类,而人却能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关注(维护)所有的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只有当人类也认可他者(动物、植物、物种、生态系统、大地)的权益时,这种利他主义精神才能得到完成。……它把残存的私我提升为栖息地中的利他主义者。这种终极的利他主义者是或应该是人类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产生的人类这个物种是最伟大的物种。”苇岸先生敬畏大自然、钟爱农业文明,他对20世纪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和工业文明的存在所带来的喧嚣、污染、放纵和掠夺,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他像农人那样热爱田野里的美好事物,是不可多得的大自然的观察者、体验者、歌唱者、守望者。苇岸先生是一位在根源上和民间、和大地建立了一种血脉交融、不分轩轾的亲密联系的原创性作家,他的写作母题基本上是一些有着元素意义的意象:空气、阳光、水、月亮、星星、草木、田野、庄稼、虫蚁、鸟禽等,以及与此相连的原初语境:农事、物候、星象、季节、劳作、繁衍……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记忆,也可以使我们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苇岸先生沉迷于对大自然和大自然中季节转换的观察,对古老的节令也有一种敏感,并且总是和播种、劳动、繁殖联系在一起。他以高度的心灵克制力和宁静平衡的美感,摹写了大自然万事万物在时光流逝中的变迁、繁衍、生长,表现了时间、存在与人性的永恒性。因为他在生物界中的身心交融,苇岸先生体验、发现并叙说了土地萌生的天性:善良、淳朴、勤劳、谦卑、友爱、宽容、和平、正直、追求,同时将它们提升为一种“世界精神”,加以阐扬,从而进入他的诗化哲学世界。在散文写作中他对阳光和月色、对林木和鸟巢、对大地和菽麦、对牲灵和神灵的虔敬和悲悯,来源于他对生命的洞见和把握,更来源于他的谦卑和崇高。谦卑是他倾听和倾诉的姿态,崇高是他内心或精神的本质。苇岸先生还是一位有真正的人文情怀和艺术宗教感的作家,他“素食主义”的自然信仰体现在文本内外。写作对于他来说,不是生命的衍生物,而是生命本身。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回到了生命的本源与精神的原点——人性与爱。他非常喜欢梵高的这句话:“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爱使苇岸先生成为和平主义者,他怀抱爱的信仰,乐于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力求达到自我完善,而且尊重所有人的信仰,相信那是“人”的最高的体现;也是爱培养了他纤细的美感,使他笔下的语言亲切朴质、清洁明亮又富于盎然的诗意。心地极为善良使他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使他成为不吃长眼睛的素食主义者。因此,苇岸先生热爱和平,歌颂托尔斯泰、梭罗等人提倡的非暴力主义是“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全部学问的拱顶”。他还把自我牺牲精神视为“人类精神衍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它的意义不会亚于火的使用和文字的诞生”。苇岸先生不仅告诉我们要重新反思人类对于自然的僭妄态度,还告诉我们要调整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和谐而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这种诗意的栖息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人类柔情、优雅、高尚、仁爱、平等、公正的心灵隐秘被苇岸先生这个生命短促却行吟不止的“大地上的先知”不断说破。
  人类的这个二十世纪是生态危机空前深重的世纪,温室效应趋强、臭氧层空洞的出现、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南北极冰山的融化、热带雨林的急剧减少、物种的锐减、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能源的紧缺、土地的荒漠化、耕地的减少、森林大火频发、垃圾围城、全球气温的上升以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使人类的生存条件受到史无前例的恶化和威胁。工业化的“富有”是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乃至盲目的技术崇拜和恶性膨胀的人道主义,人类不再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珍惜自然,而把地球蔑视为毫无生气的免费仓库,讲究理性的科学技术已经走到以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取得全面彻底胜利为圭臬的极端,也就丧失了它自身的理性,丧失了它关怀人类、服务人类的终极目的。工业化的进程不仅不与大自然共走一条道,而且恰恰与大自然背道而驰。真正充满智慧的科学已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野心勃勃的单纯技术所取代,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无限度的经济增长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富裕,但并不等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精神上的进步,甚至于它会走到生存的反面,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道德的没落。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自然的终结点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自然——那个由造物主创造的并给诗人、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们无数灵感和启迪的自然,而是一个经过人类改造过、瓜分过的自然。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已经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为所欲为,公然以自然的主宰者和地球的管理者自居,是到了该迷途知返的时候了。苇岸先生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些,从而开始了自觉的观察与思考。苇岸先生认同梭罗陶冶内心世界的主张:“人必须忠于自己,遵从自己的心灵和良知;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生命十分宝贵,不应为了谋生而无意义地浪费掉,人在获得生命所必须的物质之后,不应过多地追求奢侈品而应有另一些东西:向生命迈进。”他像梭罗一样,过着“朴素到禁欲程度”般的隐士生活,他的所有文字和血骨相研磨,他是用克己自制、厉行节俭的生命形态和同情弱小、怜恤生灵的悲悯胸襟向芸芸众生反复发出这样的警示:“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仅止于肉体。”“有限的地球除了要养活人类,还要养活人类的奢侈和虚荣。工业革命发生仅仅二百年间,人类便为此走到了自身所造成的各种毁灭性灾难的边缘。”“如果不遵循土地道德,人类智慧的成就同时就成为了人类愚蠢的表现,最终人类将自掘坟墓。”“人类如何挽救自己?……超越人道主义。即转变人类‘自然界的面貌都是上帝为了人类的利益安排出来’的观念、态度与生活方式。”“在万物中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价值和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然属性,也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人在其中将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他的这些闪耀着诗意光泽和穿透力的作品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罕有的那种不随流俗也无法模仿的精神遗产,使众多文人学者精心编撰的兑水文字相形见绌;大地同时也失去了一颗谦卑地和万物荣辱与共的仁爱博大的独特心灵。环顾世纪交替的中国文坛,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徒步吟游过来,代替苇岸先生,把他的清澈、晶莹、温良、朴素、谦卑和纯粹还给我们。
  苇岸先生秉持“土地道德”,朴素、节俭和克制地生活着,并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动植物结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进行了一项关于农事的仪式——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去感受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来临。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仍一以贯之地保持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他主张大自然的权利,人类与自然应和谐相处,不能因为贪欲而毁坏人类生存的根基。苇岸先生认同的这种“土地道德”不同于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近年来在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的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又可称生态伦理ecoethics,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它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力图通过反思人类实践行为的负效应,确立起人类实践行为的伦理原则及其规范,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和谐而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它的实践性很强,同时又可构成为一种至高的精神信仰),而体现为一种更为内在的生命准则和精神向度,是一种与当代人灵魂处境息息相关的大地美学和存在哲学(即依据一种具有地域性、全球性和历史性的环境伦理,把地球视为充满生命的千年福地,一片由完整性、美丽、一连串伟绩和丰富的历史交织而成的大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他第一个表达了土地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思想,他的《大地上的事情》是惟一一部把土地道德作为一个文学观念和思想主题来抒写的启示录和赞美诗。在一片“世界温和、大道光明、石头善良”的描述中,苇岸先生引领我们回到大地——人类及万物荣衰的母体,唤醒了我们作为大地之上一个诗意的人所具有的信仰和良知。不管立足大地还是平行于大地,谁会不爱宁静、充实而意蕴深远的生活呢?在我们拥有城市文明、拥有高楼大厦、拥有网络股票、拥有地铁汽车的时候,在我们四周充斥了太多血腥的、阴暗的、晦涩的、无聊的文字垃圾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莫名地烦躁,会倍感孤苦,但是苇岸先生却朋友似的进入我们的灵魂:让世界突然安静下来。苇岸先生离开我们两年了,我们身旁空旷,坐在暗淡和怀念里,抚摸苇岸留给我们的那些有足够温度和亮度的文字,抚摸他“光明的豆粒”一样的圣徒境界,抚摸他平静而美好的大地上的事情,我感到希望的限度和无限,感到作为人的高贵和谦卑,于是咏叹“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该有多美多好啊!
  现代写作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谋生写作、效率写作,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写作。苇岸先生的写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象,他以一种静默倾听的方式反观自己的生存境况,对工业化中国的未来命运忧心如焚,对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所带来的痼疾、对人性的扭曲、对地球家园的不负责任(人类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充满忧思。在一个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他以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和古典的审美方式生存,并将自己沉重的肉身和人格超凡的生活自然生成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诗性写作:以农业文明来反抗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他的这种诗性写作超出了一般作家对博大、深厚、柔润的乡土母性的热爱,蕴涵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的、文明的批评力度和深度。他用他的诗性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不断拯救被破坏的人类文明的可能。海德格尔说:“纯粹的散文从来就不是无诗意的。”苇岸先生的天赋、血质、秉性、信念、精神,使他最终选择了散文这种文学方式来确立他与世界的关系,他早年的诗歌时期对他的散文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自觉地实行素食主义;倡导土地道德;过着简朴俭省的生活、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山山水水;居住在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地带等)来写作对抗现代化的诗意篇章。他的散文作品中所蕴含的最纯洁的诗意汁液远比当下流行的诗歌要饱满丰富得多。他写作视角和创作姿态的源头来自西方,譬如取材、写法、描述、语言等就深受西方零度写作、陌生化写作的熏染(如德国的现象学、法国的新小说派等),当然也有古汉语的浸润。他让“原生”状态的大自然对象与原根性的记忆在文本中“自动呈现”和“自我叙述”,从而开始了人与自然和好的建设,即主体与对象物之间建立新型的主客体关系。他的这些文本提升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内涵、性能、质量和美感。苇岸先生是喧哗与骚动的当下文坛之外的另类作家:他生活和行吟在养育自己的本土上,关注四方;他知道大地的脉络,河流的走向;他熟悉劳动的姿态,农事的细节;他了解普通人的尊严,简朴的内涵;他懂得家园的意义,人类全部生活的根基。其实他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罕有而弥足珍贵的异数,他似乎不太可能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这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是革命与恐怖、救亡与启蒙、和平与发展,没有他生存的文化氛围和精神谱系,但他还是执拗而清苦地生长于田园、泥土、动物、植物、季节、蓝天和青山之间,独自一人以羸弱的身躯主动承担了对创伤累累的大地母亲的守护。在他饱含诗意想像力的文字中,他凭借着柔韧的审美触角,穿越了恐怖与仇杀的文革年代以及冷漠和喧嚣的商业时代,直抵创造的本原和灵魂的深处,把他自己对存在的追问、对生命万物的关爱楔入人类精神文明的拱顶。在如此泛滥放纵的浮躁文化里,苇岸先生对人类文明的主动承担和不懈努力有可能被滚滚红尘遮蔽和湮没,人们的自妄、疯狂、愚蠢、平庸以及不择手段使苇岸先生和《大地上的事情》悲剧性地成为了“异数”。大地并不是为我们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它是先我们人类而自在自为的,我们没有理由以俯瞰大自然的人类霸权来对大地的母性无限度挥霍和掠夺。苇岸先生彻底揭示了中国北方这块大地之上无穷的朴素美和诗意美,他对大地、对人类和对大地上的一切事情的观察和体味,有一种近乎孩子般视觉的开朗和平阔。他用辽远、神奇、童真、审美的目光深情地抚摸过大自然的泥土、动物、植物、季节、家园,同时又葆有一颗纯粹、素朴、真挚的爱心昼夜倾听深藏于大地心脏的声音,并用他那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男中音歌唱着绵绵不绝的田野的乡愁。他像终生热爱和赞美俄罗斯农村的叶赛宁那样,用虔敬、深沉、委婉的音质颂赞永恒的大地和乡村,“因为人性的主要贮存器之一,就是土地、动物和人同它们的交往”(前苏联作家阿勃拉莫夫语)。当他把洁白、清澈、高贵的思想如芦苇根须一般延伸到大地深处的时候,一切却戛然而止,就好像“这个大地上的异乡者”(Fremdes,特拉克尔语)。苇岸先生这种逼近灵魂的叩问和追索是人生最深层次的主题求证:回到天荒地老,回到永恒乡土,回到亘古田园……苇岸先生的整个“大地之旅”,不仅从地域时空的散文层面,也从索解求证的哲学层面,更从精神归宿的诗化层面,质朴、清新地书写出了他对农业文明的坚持和对工业文明的拒绝一次次脱胎换骨的过程。这种乌托邦式的追寻可以无限度地接近这个梦,接近这块广大辽阔、深邃纯净的土地,但也许永远无法追回曾经纯粹曾经完美的家园。苇岸先生的珍贵、卓绝和伟大是因为他不知倦怠地行走在大地深处,不断追索人类“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与民众共呼吸、与大地同跳动。苇岸先生试图以一种“大地诗性”来反物化、来反异化、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用照相机、用笔、用心灵去承载去记录去拥抱大地上一切蠢蠢而动的生长声音和他最后迎接死亡的仪式本身就是对工业化拒绝与抗争的一次次身体意象演示。在“二十世纪这辆加速运行的列车已经行驶到21世纪的门坎”的时候,他满怀深情地告别了人世间,就像他自己临终遗言一样,他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适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二十世纪也是一个错误”。在二十世纪末吞噬一切的物质主义汹涌洪流中,苇岸先生的出现和存在简直是尘嚣里的一个奇迹,他关于“土地道德”的书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具有震聋发聩的开拓意义,他与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梭罗等人一样,都是以崇高的精神而使人类免于堕落的伟大灵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为有了苇岸先生和他闪耀着土地一样朴素、温和色泽的经典散文而不再在世界文学宝库中颗粒无收,他的名字会与布丰、法布尔、赫德逊、列那尔、薄宁、希梅内斯、史怀泽、卡逊等一道镌刻在人类精神大厦的建设者名单上,散发出永不熄灭的艺术芬芳。他的书和他的人一样在他生前是冷清、寂寥和隐没的,若不是他的早逝和未尽其才在文坛内外引起一阵唏嘘,他那些有着世界文学视野以及罕见的深刻度和前瞻性的作品与思想甚至有被湮灭的可能。今天我们重新发掘被霸权话语遮蔽下的苇岸先生其人其作,是有着特别重要的文学史的意义。
  苇岸先生的精神导师、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患上了肺结核症,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了,就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梭罗因肺病在康科德平静安详地逝世,终年未满四十五岁,比早逝的苇岸先生只大六岁。他们都是把思想与人生完美地结为一体的先行者和远行者,两人的一生同样都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上,充满悲恸和敬意地说:“这个国家还没有意识到,至少还不知道它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让他留下未完成而又无人能接替的工作就离开了人世,似乎是一种损失;对这样一个高尚的灵魂,在他未能向他的同辈真正显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就离开人间,真是一种侮辱。但他至少是满足的。他的灵魂是属于最高贵的阶层的……哪里有知识,哪里有美德,哪里有美好的事物,哪里就是他的家。”爱默生的这些话移在夭折的苇岸先生的身上,也是丝毫不过分的。由于与苇岸先生同处一个时代,距离太近的缘故,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怎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在许多年以后苇岸先生将与梭罗一样会被人们不断发现并逐渐理解,也是未来文学史家绕不过去的话题,他对文学的贡献将是超越时代和不可限量的。
  感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特别是湖北武汉地区文友们的关心和援助。新生代作家刘继明先生在得知苇岸先生病逝的消息后,多次与我谈到苇岸先生的价值。他说在书店见到过《大地上的事情》,再去买时已没有了,就托我买一本,以便他写一篇从大文化背景下谈论苇岸先生思想价值的文章。此外,胡发云、王石、华姿、徐鲁、樊星、昌切、张新颖、谢泳、林贤治、周实、周同宾、何锐、树才、王家新、黑大春等文友在不同场合,均与我在电话和面谈中交换了对苇岸先生人品与作品的看法,并一致惋惜他的夭折。
  在编定这本《上帝之子》后,我要衷心地感激所有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们的支持,他们无私的援手使我感受到在这样一个人心物化的商业主义时代,人间真情的可贵和温暖。
  鲁迅先生说过,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我利用这四个月闲暇时间,替湖北美术出版社编了这一本书,不仅仅是为了对亡友作个交待,而是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们能够从苇岸先生蘸血而写就的文字、摄影作品中读懂一颗更深入腠理地洇入了自然和艺术精髓的灵魂。那么,苇岸先生也就虽死犹生了。
  时光流转,被苇岸先生深情的目光抚摸过的生灵们依然兀自生长、繁衍、变迁,继续着大地上的事情,而苇岸先生自己却早已走远了……苇岸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未曾消失的是他的品质和精神以及那些清澄见底、沁人心肺的作品,正如法国诗人雅姆所说的:“这一切在那里就像一个善的大海洋,光明和宁静在里面降落。”他彗星一般短暂而耀眼的命运和创作,可以用《庄子·知北游》中的这几句话来表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上帝之子》苇岸著,袁毅编,为《弄墨丛书》之一种,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4月1版,定价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