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1年第12期

止庵的庚子百年思考

作者:林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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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我对历史似乎有点着了迷,大部头的经典名著竟连续读了好几部(非通读),例如最近读《晋书》,就很为魏晋时一些人物的奇言瑰行感慨过。但是,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卷中,有两段历史我却一直不太喜欢,一个是太平天国,一个就是义和团。尽管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被史书和文艺作品(如去年隆重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吹得比天高,可还是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劲来。因此,当听止庵说他要写一本谈义和团的书时,就不免在心里打起鼓来,止庵能用怎样的观点去看义和团呢?去年8月,止庵终于把刚刚出版的《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给我寄来了。现在我得坦白承认,他这本花了不小气力写出的历史随笔,却被我冷落了好多天没有去看,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我看了没有,并说他这本书只赠送给少数几位师友(其中有谷林翁)时,我才下决心读它一读。令人高兴的是,止庵果然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还真的看出点道道来。
  止庵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一向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学者眼光。他在《史实与神话·后记》里写道:“我看历史,觉得史家述说起来总是放过虚幻的一面,把握实在的则要很久以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但仔细一琢磨,就觉得确有点道理。这里说的“虚幻的一面”,指的就是当事人的心态、动机和思维,以及最终体现的某种文化本质。多少年来,那种教导人的史书我们已读得太多,但它们大多是按照外加的政治意义去诠释历史(止庵称之为“意义的历史”),这样的文本历史实在很难反映历史深层的内涵,因而无法达到高度的真实。因为当事人在历史舞台上并不是按照后人赋予的意义行事的,他们自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动机、想法和意义在。止庵的《史实与神话》就是试图从理解义和团运动当事人的本来动机出发来揭示历史,从而成就了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我以为,他这种研究法是对传统的一个否定,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学术勇气。
  那么,止庵究竟发现了些什么呢?他对大约七百万字的史料进行一番研究后发现,这场历来被称作“爱国反帝群众运动”的义和团,却是一场最痴迷、最愚昧,也是最具破坏性的造神运动。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诸神的名义下干出来的,这些行为不论表现得多么惨无人道,多么荒谬绝伦,统统都是神圣的,天经地义的,他们是在打一场神对鬼的圣战。例如,在义和团的眼里,教民已不再是人,而是鬼:“遇有天主教及耶稣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大鸟蝰吃,目不忍视。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某满员日记》,载《义和团史料》)不仅如此,义和团还大搞杀人扩大化:“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在盲目排外情绪的驱动下,凡是与洋字沾边的人都成了刀下鬼:“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尤为荒唐的是,义和团为了指证处死对象,还实行一种所谓“焚表”仪式,他们在街上或住家里遇到可疑之人,就拉到坛上,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就证明此人不是“二毛子”,可以放过不杀,如果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被视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数”(仲芳氏《庚子纪事》)。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焚表”的审判方式,即“辨认十字”:“有人尝问拳匪曰,老师搜杀教民,何以知其为教民而杀之?曰,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刘梦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这个“关、头顶十字”,不过是神乎其神的一种传闻,却作为一项检查措施在各处实行,为此,不知冤杀了多少人。总之,这一切反理性、反人道的过激行为,他们都干得那么随意,那么痛快,又那么理直气壮,其依据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代表神,或者干脆他们自己就是神。
  过去我看义和团,多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义和团不过是些带有朴素民族感情,很英勇壮烈,但也很愚昧迷信的普通农民,文化与他们根本不搭界。如今,止庵把义和团与一场文化冲突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很有点意思。义和团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洋意识,他们除了杀洋教士、烧洋教堂外,对一切洋人制造的东西(诸如铁路、电讯、轮船、西药、日用洋货等)一概视若仇敌,加以破坏。但这不仅仅是一种物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层底蕴的。止庵认为,这个“洋”字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即代表了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与物质文明),站在它的对立面的义和团,就成了另一种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最隐秘的那部分)的代表者。这样,就使义和团运动有了文化冲突的意义。但是,由于义和团只能采取原始的、低级的反抗方式,几乎不具备一次文化冲突的任何内涵,只是笼统地排外而已。
  “忌讳系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自古有之,在义和团时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语言到色彩无不在忌讳之列。“团多忌讳,以拜与败同音,帮所分捐帖不曰‘同拜’,而曰‘同胜’。”“是夕败归,犹群呼大得全胜,并索得胜饼。……自时厥后,每出必败,每败必呼大得全胜,四字成口头碑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义和团最忌“洋”字,于是,凡是原来带“洋”字或带洋味的器物一律改换名称,如洋药改土药,洋货改广货,洋钱改鬼钞,洋炮改鬼铳,铁路改铁蜈蚣,电线杆改千里杆,连东交民巷也改称切洋鸡鸣街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胡造新字,如改“洋”为“¥”,其意为水火交攻,改“清”为“¥”,意为扶清,做法与太平天国如出一辙。义和团就是用这种荒谬可笑的武器参与这场文化冲突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止庵对义和团运动无意作全面评价,对以古例今也觉得无啥意思,但对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却给予特别的关注。我以为,这是他这本《史实与神话》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每个时代都有它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包括思维方式),这对引导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一个统治集团来说,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最重要的是理性与智慧,是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从而作出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决策来。但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却适得其反。他们孤陋寡闻,愚蠢无知,既不了解世界,也不洞察国情;他们思想片面,以耳闻为实,义和团的神奇“哄传”,把这些满腹经纶的王公大臣搞得神魂颠倒,真以为义和团就是天降神兵,足以用来扶卫大清。再加上他们本来也有盲目排外情绪,因而点火就着,很快就与义和团合流了。作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慈禧太后,也并不更聪明一些。她与戴漪一样,各怀鬼胎,她想保权位,戴则想让“大阿哥”(他的儿子)尽快登基,权欲与野心,不能使这个女人头脑清醒。因此,当她听说列强要她“还政”时,就一下子忍无可忍、孤注一掷了。慈禧逃到西安时曾对一个名叫吴永的地方官讲过一些心里话,她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太狠,也不免有些动气。”后来,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谭》里评论说:“试想彼(指慈禧)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她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与洋人交涉,受了不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吴永的话倒是说得实在,他把慈禧的心态、思想描述得再明白不过了。大清帝国就是靠这样一个女人来领航,哪有不触礁翻船的。
  止庵对义和团时代主流思维的基本特征有一大段概括性论述,十分值得玩味。
  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在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各个环节,都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由想象与传闻支配的。这一思维方式缺乏实证性,拒绝承认不利的事实;缺乏逻辑性,摒弃别人的理智推论;缺乏自我怀疑精神,排斥所有针对它的置疑;缺乏可变性,无法脱离自己的既定轨迹;最终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己意识,满足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一切参照系数都丧失了,浮想联翩和观念的戏剧化替代了现实世界。(见《史实与神话》第95页)
  读到这里,我不禁怦然心动,掩卷而思,并产生一种历史的畏惧感。我想,历史或许不会重复,但思维却是可以传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