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1年第12期

性格卡片(之二)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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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傲慢
  受着内心一股自我卓越之感的激惹,从而对平庸之辈或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不如己者”生出这样那样的轻慢,实在也是人之常情。当高大健壮的女人以俯视眼神看着她矮拙单薄的丈夫时,我们知道她并没有多少过错,即使那位武大郎充满委曲。
  一个令谦卑者不能释怀的事实是,世上但凡被指斥为傲慢的,多属才智过人之辈,而动辄指斥他人傲慢者,大多在智能上乏善可陈。比如,我可以大胆猜测,在钱钟书的世界里,没有傲慢之徒,只有狂妄之辈。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钱钟书本人智力超卓,别人不太有机会在他面前表达傲慢;二、正因为智力超卓,他也会倾向于无视或否认他人针对自己的任何傲慢。在钱钟书面前表演傲慢,与在霍利菲尔德面前舞弄拳头差不多。同样,我也无法想象拿破仑会觉得哪个将军非常傲慢。这正好说明,某种程度或某一方面的超群,乃是傲慢的核心部件和构成要素。于是我们看到,傲慢实际上是一项危险评语,一种针对才智的攻讦。指责他人傲慢就像一只飞去来器,兜转来便成了自认愚蠢的招供。希望大人先生们平等待人,这是天下小民一族的集体期待,但考虑到大人先生通常未必具有美好的德行,这一期待便十有八九会落空,大面积泛滥的傲慢即是落空的证明。
  傲慢的两面性在于,它固然会使他人倍感痛苦,却会给傲慢者自己带来无上快感。就像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血去喂饱蚊子一样,也没有人愿意用审美的态度欣赏他人的傲慢,但对傲慢者来说,表现自己的傲慢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棋手,当他的对手明显不如自己时——以围棋为例,当他发现对手盘面已无可救药地落后十目乃至二十目以上而依旧没有任何认输表示时,几乎必然会在心里萌发出傲慢和不屑之情。
  狮子没有任何理由在狗面前显出虚心好学的样子,正如狗不可能对狮子露出骄矜之色一样。用拉罗什福科箴言味十足的话则是:“拥有被广泛颂扬的功绩的人们,无须比那些还在用一些小事来赋予自己价值的人更谦虚。”很少有学生指责老师傲慢,因为同样的行为因了双方年龄、心智上的差异而获得心理确认,以至一位先生在学生面前如果表现得过于虚怀若谷,反而会使学生怀疑起他的能力来。因此,傲慢通常来自同龄人之间,来自那种由年龄上的相仿所产生的旗鼓相当感;当这份彼此的感觉遭到破坏时,傲慢便如不羁的野火,迅速燎原开来。傲慢与自负不同,自负乃愚蠢的傲慢,傲慢属合理的自负。傲慢者通常也有谦虚的时候,即当他意识到对方比自己更有理由傲慢时。美国网球明星麦肯罗乃出名的坏孩子,球场上掷拍子、骂裁判几成家常便饭,但据说当他的对手乃是伟大的瑞典人博格时,他每次都显得谨慎和乖觉。
  傲慢与炫耀不同,傲慢是居高临下的,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天赋高贵,炫耀则常常身处下位,仅仅希望他人别小瞧了自己。上司会对下级傲慢,却不太可能向下级炫耀。举个现成的例子,阿Q先生并不傲慢,但却最喜炫耀。傲慢最善于制造威严,区别是,以傲慢为原料的威严,就像以劣质酒精为原料制成的烈酒,味道总觉得不对。虽然出自地位的傲慢是最常见的,但也恰巧是傲慢部落中最不值得推崇的。
  
  12.阿世
  有一种家伙,他们在不同场合、不同对象面前,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有时非常粗犷,有时格外精细;有时冷若冰霜,有时爱心逾火;有时嫉恶如仇,有时又活脱脱一个和事佬。
  然而,若我们不假思索地将这类人理解成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之流,很可能又小瞧了他。不是变色龙,在每一种特定的场合,都体现出完全稳定的性格特征,他在每一个特定人物面前,也没有多少性格变化。除了极个别深知他底细的人,他体现出的性格竟是一以贯之,坚定可靠的。比如,在女秘书面前,他永远有点轻薄,手脚不干净;当着部下的面,他永远有点假正经,说话的腔调一成不变;在老婆面前,他永远是一副死皮赖脸的德行,三更烂醉之时仍会缠着她做那勾当;一旦到了顶头上司那儿,咳,他又始终是一副“哈依哈依”的表情,看上去比墙上那口钟还要循规蹈矩,比窗台上那盆临风摇曳的文竹还要擅长点头哈腰。他在甲地刚刚显得冷酷异常,到了乙地,竟又猛不丁地成了爱心的模范。他像一个同时在八部影片里担任主角的大明星,每一个角色都大异其趣,他却都能应付裕如。
  在现实中我经常接触到这类家伙,却一直不知道如何命名他的性格,在现成的语汇里好像也找不到对他们概括的词语。于是,我尝试换一个方向,思考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动力源泉,以及他们如此这般做来想要达到的目的。结果,我发现,这些家伙主要出现在官场上,属于典型的官场人。于是,我从成语“曲学阿世”中截取了后两字,将他们称为“阿世人”。
  阿世人与那些被称为“性格无常”的人,显然大异其趣。无常者是被迫的,他无法控制、驾驭自己的性格,仿佛那个属于自己的天性也属于自己的敌人,他是自己天性的受害者。无常者性格上的反复不仅让他人不胜其烦,他本人也徒唤奈何,苦不堪言。阿世人完全相反,他们像驯兽师一样老练地训化着自己的性格,又像一个玩牌高手,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性格玩成一副花样百出的纸牌。
  我们知道,驯兽师的能耐在于,把野兽折腾得不像野兽。常见的如把猛虎折腾得像乖乖囡,把狮子折腾得像小丑。同样,阿世人调教自己天性的结果便是,使自己最终变得丧失天性。从他们旨在阿世的立场考虑,如果他们能够把自己驯化得就像根本不存在天性似的,换言之,自己的天性能够乖乖地进入冬眠状态,从来不打扰自己的阿世行为,将被他们视为最高成就。演员由于知道自己是在塑造角色,所以一旦摄制完成,他俏脸一抹就可以回归自我,该是啥样还是啥样。阿世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演员,他缺乏演员的职业意识,属于演员的那份独特清醒自然也便与他无缘,这样,他反而比演员更有可能与自己无意中扮演的角色达到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境界。他的脸抹来抹去,理论上可以有无数种变化,就是抹不到那种真正属于自我的神情。
  简单地说,阿世人属于那种被凶险的官场和膨胀的野心折磨得完全迷失了自我的家伙。戏仿阿克顿勋爵的著名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也可以说,贪婪导致迷乱,绝对的贪婪导致绝对的迷乱。凭经验得知,他们认为,自己的天性常常会成为坏事的东西,应该把它坚决而无情地清除出去。他们是自己灵魂的驯兽师,他们坚信,说当此之际最应该说的话,做当此之时最应该做的事,才是确保人生大戏不致演砸的关键所在。
  他们没有性格,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矫取的性格。至于他的真身,他自己都不知道搁在哪儿了。
  
  13.悲观
  有鉴赏力的读者大多爱读悲观作家的作品,无论什么人又多喜欢与乐观者交朋友。这部分说明,悲观更接近于理性,乐观更接近于情性。因为接近理性,故悲观中的情性成份往往也格外深长有味;由于只在情性中打转遛弯,故乐观就像一只外表逗乐的胖猪型储物罐,内里未必有多少银两。
  悲观者多少总可以说出自己的理由,即使这理由颇似于杞人忧天,乐观则很少出自深思熟虑,它纯然如一派天风,感染世人,融融自身,本身却只是一股无意识的流露。其实,就词汇而论,“乐观主义”一词也不无可疑,因为“乐观”恰恰是很难高攀成什么“主义”的,除非这个世界也能同时容忍蒙昧主义、无知主义、荒唐主义和无赖主义。人们经常提到智者的乐观,究其实乃是某种达观,与乐观只具有皮相上的姻缘。那是看透人事后的明朗,穿透黑幕的清澈;那是苦海彼岸的粲然拈花,经历了看破红尘的虚妄之后转而对红尘回眸一笑。看破红尘是容易的,事实上这句话在生活中更多地只是一种扬言或少不更事者的强说愁而已,真正认识到红尘不必看破,认识到“看破红尘”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泥于红尘,方是区区个人所能臻就的大智慧。所以,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失恋的后生小子动辄拿“看破红尘”来说事儿,倒是历经坎坷磨难的中年人、老年人,偏偏不敢对“红尘”发表什么高见。作为一档子事的“看破红尘”,在青年人嘴里还自以为深沉得可以,而听在一只有阅历的耳朵里,总是透着股稚气。当然,这已经逸出悲观的范畴了。
  就时间而论,悲观乃黑夜的领地,乐观则是阳光播撒的善果。不过我们事先仍得区分两种悲观,一种由气质或际遇决定,一种由性格或思想决定。由气质或际遇决定的悲观,大多理由肤浅,且悲观者最终有可能以自杀方式寻求了断。此外,这种悲观也可能被心理分析大夫治愈,如仅仅只是所谓“抑郁”,则还不劳心理大夫出手,单靠药物就有可能治愈。这便更加说明,抑郁只是悲观的伪形,徒具悲观之貌,而无悲观之魂。由性格或思想决定的悲观首先是无法根治的。其次悲观者往往没有任何气质上的病态,不仅如此,他还可能拥有健壮的体魄,敏锐的观察力,幽默的性格,个别情况下这个无可挽回的悲观论者还可能具有装卸工般的好胃口。在哲学家中似乎不太有人比意志学说的创立者叔本华更悲观,但即使与乐观者比较,叔氏的胃口也是不遑多让的。叔本华还有过一个古怪的推论,认为既然自己的大脑比别人更出色,就应该比不如自己聪明的家伙多吃几块牛排。我感兴趣的是,他遇到胃口比自己更出色的人,如日本的相扑选手,不知又有何种怪论。
  真正思想上的悲观者,几乎很少有自杀的。悲观哲学家尼采晚年即使因神智上的障碍住进了疗养院,他也从不曾有过割静脉的举动。大文学家海明威之饮弹自尽,似乎生理上的原因更多于心理。总而言之,对于真正的悲观者,我不敢轻易评论,而对于仅仅整天端出一副愁眉苦脸的主儿,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把他清除出悲观的队伍。悲观,在我看来,是一种强悍有力的性格,它可不需要通过眼泪来增加说服力,通过手帕来强化剧情效果。
  
  14.卑劣
  当我们说某人某事卑劣时,有时依据的是事实法则,即手段拙劣,有时依据的是道德法则,即性质恶劣。前者如不穿西服的阴谋,不戴手套的偷袭,充满大蒜气的辱骂等,后者则不妨西装革履,戴着雪白的手套,嚼着口香糖。
  所谓手段拙劣,其实也就是被识破的卑鄙,他的行径不仅为人不齿,作为一桩“活计”还干得非常不漂亮。包括显而易见的虚伪,一眼可辨的矫情,过于露骨的溜须拍马,不加遮饰的贪财好色,明目张胆的剪径劫掠,全无心肝的矢口撒谎,死乞白赖的纠缠,恬不知耻的勾引等等。手段拙劣者,固为君子诟病,伪君子亦同样不屑,是命中注定的三流角色。
  所谓性质恶劣,则无论手段是否高明,都难逃卑劣的指责。凡是对人类公认的道德观、价值观持公然对抗态度的行为,都属铁板钉钉的卑劣。大致说来,两个成年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欺骗、通奸还是仇杀,都未必会被指责为卑劣,名利场上的失败者指责获胜者的卑劣,更有可能给自己制造笑料。但成人施诸孩子的欺骗,年轻人施诸老年人的暴力,即使程度较轻,仍属卑劣无疑。凶杀未必是卑劣的,但碎尸行为必然卑劣无比,即使凶犯具有庖丁解牛的手艺。
  可见,我们对于究竟何为卑劣,标准并不统一。此外,一方面由于正义感也属人的天性,另一方面热衷于表现自己的正义感,更是人的下意识冲动,这便提醒我指出下一点:人类有一种动辄将他人指责为卑劣之徒的倾向,只要对方的行为有可能与卑劣稍稍沾点边,我们动用起卑劣来往往不加迟疑。显然,将别人指斥为卑劣,绝大多数情况下会使指责者的心情变得好受些。比如,我们的媒体只要遇到马路行骗之类报道,通常必不忘加上一句:“其实这些罪犯的犯罪手法并不高明”,好像不如此就会使自己的智力变得低下似的。殊不知千篇一律的“并不高明”说,在成全媒体自身的智力素质的同时,却也对那些不幸的马路受骗者构成双重打击,他们刚刚被罪犯骗走了财物,转眼又被我们的媒体奚落成白痴,堪称人财两空。
  世上之有卑劣者,就像世上之有饕蚊鼠辈一样,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不管我如何渴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如何警惕着别去无端贬低他人,但正如人智力上的不平等乃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人的道德提升能力也同样各有高下。对每一个卑劣之徒,我们都能在教育、环境两方面找到其堕落之由,但我们也知道,同样的受教育程度、完全相同的社会环境,却没有使另一个人走向堕落。人之走向卑劣还是高尚,冥冥中似乎更由人自己做主,人们寻常搁在嘴边的所谓“劣根性”、“贵族气质”、“蓝色血液”,当然也非无因而至。卑劣与高尚,这是性质迥异然而又无法异性相吸的两极,它们连最起码的彼此理解都做不到。我怀疑,人之趋向卑劣还是高尚,几乎具有性格上的决定性,但愿二十一世纪的生物学家可以借助基因科学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一点。
  
  15.冲动
  绝对冲动和绝对冷静,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对冲动的态度,有点像父母面对调皮捣蛋的儿子:既被他万人嫌般的好动弄得烦厌,一旦他突然安静下来,又会急切地摸摸他的额头,看看他发烧了没有。
  冲动是一个好事者,经常误事坏事。但反过来,一个从来不会冲动、始终节制自我的人,虽然不会耽误什么事,但所有的好事他也挨不上了,包括浪漫的爱情,飞来的横财,做事业注定成不了大气,最适合小本经营,或在账房里记记算算。人生处处无屐痕,创造之于他就像麻雀之于闯入者,总是一哄而散。冲动是人生的辅料,必似烹饪中的茴香、辣椒,缺了它未必不行,淡而无味则是肯定的。以它当主料当然更不可取了,就像我们不会来一盆清炒生姜一样。冲动是一个暧昧的系数,乘上它有时得正数,有时得负值。当它有可能得正数时,我们需要它赞美它,当它有可能得负数时,我们贬低它奚落它。
  然而冲动之所以由“冲”和“动”这两个汉字组成,正说明了它本身是盲目的,没法见机行事,按需生产。冲动利弊相间,优劣错杂,这使得我们无论对它赞美还是贬低,都难免显出三分势利。比如作为看客,我们巴不得李白或贝多芬生命不已,冲动不止,总是不加节制地用种种美妙字眼形容他们的创造性冲动,然而,当自己读大学的女儿做出了某种在生理立场上完全站得住脚的冲动行为时,至少中国的家长们会毫不迟疑地将此斥责为邪恶和不轨,或不由分说地归罪于某个浑小子的邪恶冲动。然而这两种冲动的区别何在呢?应该说没有生理上的区别,只有文化上的区别。而文化上的区别总会带点诡辩色彩,弗洛伊德就发明了一个升华理论,那当然属于高级诡辩,几乎和真理长得一模一样了。
  撇开升华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冲动的两重性。一个乐队指挥,只要在指挥台上一站,就必须一连三小时保持旺盛的艺术冲动,哪怕因此罹患脑溢血也在所不惜(所以,死在指挥台上的指挥家,历来不乏其人)。反过来一个外科大夫只要走到手术台前,就一刻也不能允许头脑发热,一刻也不能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有冲动型的人,也有非冲动型的人,这是众人眼里的事实。看来最稳妥的办法不是对冲动说好说孬,而是想办法让天下的冲动者避免走上手术台,让天下的冷静者避免走上指挥台。我们说冲动是一个系数,一种辅料,其利弊只能在某种特定的关系中才能考察。好在世上也许有从来不冲动的人,却不可能存在自始至终充满冲动的家伙,因为热情,不正是最容易冷却的东西?
  其实不少性格都具有“系数”的特征,只是人们有时愿意正视它,有时不愿意正视它。比如大家嘴上都提倡正直诚实,与此同时却又心照不宣地按相反的原则行事,因为他们知道,在面临升迁、逃难或大而言之处理外交事务,小而言之处理邻里纠纷时,乘上“正直”、“诚实”系数,往往只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麻烦。“冲动”由于不具备“正直”、“诚实”系数那种显而易见的冠冕堂皇性,它的命运便只能由着人胡乱拨弄了,我们几乎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谈论它。归根结底,冲动是生命的自然属性,它的文化色彩是被另行涂抹上去的。
  
  16.猜忌
  嫉妒,但不是由血液策动,而是由大脑发动。
  猜忌与嫉妒的区别有二:一、两者领域不同,嫉妒主要在情感领域施展才华,猜忌则在权谋领域倒腾手脚;二、嫉妒相对是一种内敛的情感,有时只满足于独自愤愤地咬着舌头,猜忌则具有扩张的气质,一般也更注重行动。嫉妒者以一双发绿的眼神使人不快,猜忌者有可能以一把锃亮的匕首让人出血。如果说恋爱中的女人较男人更容易嫉妒,权力场中的男人则无疑比女人更容易猜忌。嫉妒怎么说也属于抒情范畴,只是那把琴咿咿呀呀地跑调了,刺耳了;猜忌则属于政治范畴,通常由权力蒸发形成。
  嫉妒符合近距原则,不相干的人或社会等级过于悬殊者,通常不易产生嫉妒。嫉妒多少有点弱视和盲动。猜忌虽然不是遵循远距原则,但它的生成机会确实比嫉妒更难防一些,也更擅长不按牌理出牌,目标明确,目光甚至称得上炯炯有神。猜忌是一位坚定的行动家,与嫉妒的被动性不同,猜忌往往来自猜忌者的主动发难。阴谋被演算成了一道方程式,暴烈的情绪在计划的调整下,变得平静下来,仿佛一枝不断在调整准星的长枪,手指始终搭在扳机上。嫉妒是夏天的情感,猜忌属于砭骨的严冬。
  嫉妒别人和遭人嫉妒,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应该看得开一些。归根结底,嫉妒无非出于情感上的自我平衡需要,它的害处常常是被夸大的。猜忌则不然,它怀揣着重新调整社会权力结构的居心,它不以冲动的面目示人,而是携带着某种可怕的能量。如果嫉妒是个搅局者的话,猜忌则是一个破坏者,施暴者,僭越者。两个嫉妒者很难友好相处(试想想生活中的一对情敌),两个猜忌者却完全可能聚在一起,推杯换盏,将各自的敌意沉到心灵的井底,表面上却一派祥和蔼然。嫉妒如骨鲠在喉,猜忌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你可以通过服药(如胃灵仙)、水洗或手指抠除的办法试图解决;芒刺在背,则你根本不知道袭击来自何方。嫉妒者因为情感过于激烈,常常无暇讲究技巧,嫉妒的女人甚至会急火攻心地走上前台。猜忌者的情感固然也极为激烈,但由于得到“深沉”的有效调控,再加权力场较之情场从来诡谲得多,所以猜忌者事实上总是以隐身人的面目出现。猜忌者与自己的猜忌对象,表面上甚至有可能形同好友。当代中国人通过林彪这个具有教科书意义的形象,自然不难理解猜忌的可怕。
  有情场就有嫉妒,有权力场就有猜忌。嫉妒往往来自情场争斗中的弱势者,猜忌则不然,大臣会对君王猜忌,君王同样会对大臣猜忌。前者如林彪,后者如宋太宗之“杯酒释兵权”。人间最大的嫉妒可以成为小说家的绝佳题材和灵感来源,人类最大的猜忌则主要由历史学家负责撰写。
  然而,说清楚嫉妒与猜忌的区别并不容易,所以习惯上人们总是将两者混为一谈。这好像也没错。我只想再最后补充一点:嫉妒之罪,主要由民事法庭处理,猜忌之罪,有可能交付刑事法庭。《圣经》中人类第一对兄弟“该隐的猜忌”,直接导致了第一场凶杀案。无独有偶,《史记·五帝本纪》中倨傲的象对其胞兄舜的猜忌,也曾演出了中国文字史上第一桩谋杀未遂案。
  
  17.谄媚
  谁都不愿对“谄媚”者正眼瞧几下,谁都知道“谄媚”乃小人伎俩、侏儒行径、丢人嘴脸,然而“谄媚”的家伙却能在社会上无往而不胜,像敏捷的猴子那样顺着杆一路爬上高枝。这里的奥妙到底在哪儿呢?
  这也许与我们每个人骨子里的自恋根性有关。谁都多少有点自恋,有人认为自己相貌上胜人一筹,有人认为自己品德上高人一等,有人恃才自傲,有人仗酒自豪,有人自以为精明过人,有人自以为口才过人,有人陶醉于一脸娇嫩的肌肤,有人沉醉于一身横练的肌肉。然而造物主的有趣或促狭之处在于,我们自以为是的种种长处,同时也是相对最弱不禁风的弱项,正是在该领域的自以为是,反使得我们对它丧失了判断力和内省力。考虑到没有人愿意充当无名英雄(历史上的无名英雄都是被迫的、强加的、追认的),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力或天赋得到承认,本是最稀松平常的心理,于是,那些让我辈洋洋自得的长处,事实上便最可能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心灵飞地,供“谄媚”者上下其手,售其奸计。举例来说,以蛮力自负的家伙,你说他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可一点用都没有,在这方面他毫不在乎,你得试着夸夸他天神般的力量。对一位一腔正气的领导——亦即理论上最难以被谄媚之态击倒的人,谄媚者同样不愁找不到下手处。他不必掏一分钱,只要换一副表面上绝无媚态的面目,再逮着机会说上几句类似“当代包公”、“两袖清风”的美言,就能轻轻地把他放倒。因为“当代包公”或“两袖清风”正是他自我感觉最好的地方,他会本能地将别人对自己这方面的赞美理解成实事求是,有理有据,于是,这自我感觉最好的地方,也就恰恰成了自我认识的盲点。这道理就像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一切,惟独看不到眼睛本身。
  借用物理学的能量概念,我们或许还能把“谄媚”看得更真切一些。“谄媚”总是一种降低、损耗自身人格的行为,但这些被耗散的人格就像物理上的能量一样,并没有突告消失,而只是鬼使神差地转化到了被谄媚者身上。这可以解释如下两点,一、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被“谄媚”击倒?这是因为在接受“谄媚”的过程中,他会体验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畅适感,感觉力量骤然增强,仿佛正被武林高手灌注上乘内功。结果,谄媚之于被谄媚者,相当于一种心理上的色情按摩。鸡巴翘起来之际,也正是神智蔫下去之时。二、为什么生活中擅长对领导、上司胁肩讪笑的巴结之徒,对于部下通常也特别擅长拿腔做调,作威作福?这是因为他在“谄媚”领导时透支了过多的人格精力,心理大感亏空,本着能量守恒的物理规律,他也必须从下级中加倍弄些回来,以使心理重归平衡。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正是那些在单位里受多大的冤枉气也不敢吱一声的窝囊废,最容易回家后向妻子儿女挥舞老拳。
  需要说明的是,“谄媚”与老实巴交者的“唯唯诺诺”有本质的不同。“谄媚”是进取的,意欲攫夺的,“谄媚”者的低调进入,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高调跑出。而老实人的“唯唯诺诺”往往与天性有关,它是专注防御的退守,没有任何进取心,因而也与利益无关。谄媚者有可能去玩股票,老实人则只会去购买国债。
  
  18.沉着
  一种好男人的品质,主要出现在中年阶段。
  少年老成是不值得追求的,相当于性生理早熟,其中无奈的成份多,成熟的成份寡,偏颇往往大于均衡。如韩国李昌镐之类“少年姜太公”,只能归诸罕见的例外,何况其中也未必没有偏颇之处。历史上的神童除了在音乐和棋类领域较可刮目外,多属“大未必佳”之类。青年人也没必要过早变得沉着,他因此丧失掉的激情体验,会使他的所谓“沉着”缺乏弹性,一不小心就滑向冷漠。沉着是一种对生存竞争极为有用的品质,老年人理当退出人生的名利场,要退就退得彻底些,因而也犯不着涂上“沉着”的保护色。让中年男人独享“沉着”的品质,实在也应视为上天的安排,就像上天也曾让少女独享娇嫩之美,让少妇独享美艳之质。
  沉着看来是好男人的性格底色,即一个好男人不管以何种性格示人,“沉着”总不该空缺。沉着相当于扑克牌中的“百搭”,有了它,左右逢源,缺了它,处处不顺手。有一则著名的服装广告,提到男人必须具备四种品质,分别是“男人要爽”,“男人要忍”,“男人要懂得爱”,“男人要有才”。我们不妨试着考察一下,这四种品质在缺少“沉着”作铺垫的情况下,会向何处发展。哦,拍拍脑门子就觉得不妙。不见沉着的“爽”,怎么看都有点像黑旋风李逵大爷的两把板斧,只知噼里啪啦地“向前向前向前”。没有“沉着”在后面保障的“忍”,其前景也不会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更值得展望些,与怯懦不仅咫尺之遥,简直就是一回事。男人在懂得爱之前,难道不是更应该先懂得如何节制“爱”吗?如果不是,只知让“爱”哗哗地流,洒满人间,这样的爱与小盲童丘比特胡乱射出的箭,又有什么区别?而感觉不到“沉着”气质的“才”,充其量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级别的少年才气,永远无望上升为真正有用的才华。杜甫或莎士比亚的才华,可不是靠薄如蚕翼的“才”就能办到的。
  可见,沉着是一种良好的分寸感,凡是需要分寸感介入其中的性格,都不该把“沉着”排除在外,而我偏偏不知道何种可取的性格会视“分寸感”为多余。在极端的情况下,沉着应指“泰山崩于前而不惊”,谈笑间能使“强虏灰飞烟灭”,但这样的场合不是大多数人都有幸遇到,有幸表演的。何况,剥离掉“沉着”中的戏剧色彩,我们反而更能看清沉着的用处。若换用我们曾经使用过的概念,即将沉着理解为一项系数,我们甚至可以通过简单的搭配关系就把它看得清楚些。我们发现作为大众偶像的詹姆斯·邦德,其审美特性是“多情”乘以“沉着”的产物;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品质,是“机智”、“果决”与“沉着”的乘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形象,取决于“忠诚”与“沉着”的默契配合,等等……
  和所有优秀性格一样,“沉着”作为一种男人极想攫取的品质,难免也会出现大量赝品,就像对金钱的贪婪也会催生一批伪币制造者。我的看法是:凡是外在表演过于充分者,多可存疑。比如我不会根据他精心选择的衣着、步态,不会根据他吸烟的方式,断言他是否沉着。除了眼睛之外,我还得调用别种官能,主要是大脑。不过话说回来,在言行上尽可能做到从容不迫,对于培养自己的沉着品质,也确有益处,这道理就像打拳也会有益健康一样。
  总结一下,沉着往往是一种相对可见的外在举止,但我们还得试着观察他的内部。
  
  19.刁滑
  有句话说出来于心不忍,压在舌底又更加难受,有种一个礼拜没刷牙的感觉。所以今天我决定豁出去了,这句话是:刁滑是中华民族最具标志性的性格之一。
  中华民族自然也勤劳善良,但那不具备标志性,因为世上勤劳善良的民族所在多有,刁滑的民族却罕有听闻,尤其是那些在文明发展阶段上目前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更没听说有靠刁滑起家的。我们也可以用反证法说明这个事实,即鉴于勤劳或善良本身具备提升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功能,中华民族若果真洋溢着这些品质,它该不至于落到今天这副贫困积弱的地步,一度还曾嚷嚷着说要被开除球籍,直到今天还在提倡些让兄弟民族耻笑不已的礼貌用语,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的格言,居然嚷嚷了一个世纪还没有过时。所以,除了勤劳和善良外,我们肯定还有些不那么对劲的品质,亦即劣根性。刁滑即是其一。
  相对于别种性格,刁滑体现为一种原始的智力,具有典型的亚细亚小农经济社会特征,它的本质是未经开化的自私自利,天然不具备导向现代文明的功能。刁滑者往往胸无大志,腹乏诗书,善恶观模糊不堪,是非心颠颠倒倒。他自私而未必贪婪,愚昧而未必愚蠢,他的世界观是按照自留地的方式形成的,规模也和自留地差不多。刁滑是下层民众的性格,源于长年的贫困和更加漫长的先天性文化教育不良,再加缺乏超功利的宗教信仰。后者也许更为要紧。
  结果,刁滑者成了天生的小民,成了放弃行使公民权的奴隶,成了只知自由不知自律的流民。愚昧的文化环境与相对苛刻的生存环境合谋,遂把他异化成一只时刻算计自身得失的小算盘,生命不已,拨拉不止。他严重缺乏人的主体意识,做事惯于看人眼色,却又遗憾地缺乏最基本的团队精神。生理上的怯懦决定了他不可能沦为胆大妄为之徒,文化心理上的侏儒化又限制了他精神的上升空间。他做事纯依人的社会本能行事,该本能一旦得不到外在法制的约束,内在道德的自律,几乎必然会走向无休无止的小刁小坏。
  单个的刁滑者是不足为虑的,因为他能量有限,但刁滑之所以令我恐惧,乃是因为它和蝗虫一样,在我国正日益呈现出规模化效应。我沮丧地发现,世上只有中国人才会有那么多造假药假酒的,才会将自己未经开发的智力消耗在给甲鱼注水、给西瓜上色素之类缺德事上。国内腐败现象的严重(其实是泛滥),虽然可以在体制、法制等方面寻找原因,实事求是地看,也和刁滑之徒的蝗虫化有关。举个切身的例子,笔者附近的那家菜市场,经过三年来与其中的渔贩子反复打交道,我可以负责地说句话:其中仅仅能做到不短斤缺两的,暂时一个也没有。
  是的,刁滑是一种原始的智力,通过引进宗教、健全法制和倡导教育,可以部分进行改良。引进宗教是不可能的,我们目前能做的只有健全法制和倡导教育。通过新加坡的例子我们知道,中国人也可能变得文明,但前提是必须借助严刑峻法。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过去有句游牧民族针对妇女的混账格言(该格言也曾被尼采使用过):别不带鞭子就去见女人。我也想说,面对刁滑之徒,同样离不开手上的鞭子。
  
  20.多情
  怕痒当然不属于多情,但多情者大多较为怕痒,而且,出色的皮肤感性也使他们易于成为斑疹的受害者,多吃海鲜尤其有这种效果。这份源自粗略观察的私人经验兴许说明了多情的生物特征,一种先天的构成。
  你正在和一位脸上长雀斑的姑娘相好不是?当心,她会和你私奔的。老练的拳击手不会让自己的胸膛向对手敞开,同样,一味敞开心扉,使心灵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纵然可使自己获得高潮性的情感满足,却也难免使自身成为易受伤害的目标。多情者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积极进取,走“豁出去”的冒进路线,要么消极退缩,只是一味地躲在自家屋里凄凄惶惶,形影相吊,那便是害了俗语所谓的“相思病”,自己不作努力,却一厢情愿地以为对方此刻也正惦记着自己,结果,他——通常为她——又讨人嫌地临时成了电话或门铃的过敏者。敢于行动的多情者是喜剧性人物,迟疑畏缩的多情者,难免成为悲剧性人物。
  多情不是现代社会一项必要的装备,由于一般人通常跟不上多情者自成体系的情感节奏,遂使多情者几乎有无限多的机会和时间体验孤独与挫折。生而多情,这是旁观者的幸运,却是他们自身的灾难。多情与热情、浪漫往往牵扯不到一块,就像沸腾的拉丁血液与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了无瓜葛一样,它常常只是一段孤寂的独舞,一只在池塘边自舔伤口的天鹅。多情既已为人类的实践理性所排斥,它便很容易被视为情感的过激倾向,或更严重,是一种偏执。多情之无可救药,其实源自人类之无可救药。多情有理由为自己索取一个理想国,即使这无法办到。不过,多情者也显然不易成为一个公正的人道主义者,多情的视域要狭窄得多,它的爱具体深入,像一头公牛,只在人间的一隅横冲直撞;或像一只蝴蝶,只在花丛中翩翩地飞。当一个人临时被一汪痴情劫持的时候,他在情感对象面前的惊世柔情,往往正与他在相关人员面前的绝对蛮横构成反比。一个少女多情之际,十有八九,也正是她的父母无端受气的倒霉日子。在这个意义上,多情更多地沦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情感,多情正成了他孤注一掷、不计其余的证明。若我们假设人的情感都有一定的限度,在使用上理应有所分摊,不能一股脑儿都归爱情一家使用,则多情者便有滥用情感之嫌。事实也正是如此,多情者之所以在情爱领域比别人有更多的情感可供支配,是因为他采用了超常规的方式。
  在当代人类的公共事业中,还没有一个专门容纳情感才华的部门,以致连诗人都转行去卖弄玄学了。这表明,多情也许属于传说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感,而在我们注重眼前利益和现实经济的当代社会里,它难免处处碰壁。考虑到连诗人都成了当代社会的一种可疑职业(可疑程度不下于大气功师或都市盲流),经常会坏事的“多情”,便只能遭到人类礼节性的白眼了。一只花环,遂成了多情者的命运。
  多情是青年人的领地,也只有当多情人是一位青年郎时,多情才是值得赞美的。若一位年届不惑的家伙还以多情见长、还在玩张生跳墙的话,相当于老康德在家里偷写情诗,或钱钟书在家里偷练拳击,虽没啥不可,但感觉上则和苏州人吃四川火锅相似,味道就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