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1年第12期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刘师培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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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刘师培,是一个很让人慨叹的话题:他太年轻,美少年么?学问好,恂恂儒雅,思想锐进,革命先锋,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如何?真让人不敢想下去,然而后来的刘师培呢?咳,见鬼,怎么说呢?太可惜了。慨叹之余,不由又让人试着去揣摸其终于跳了“火坑”的原因,毕竟他是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一个极富意义的个案。
  
  一
  
  刘师培(1884~1919),原先似一颗新星升起在晚清国势近乎鱼烂的大背景下。
  刘师培另一个背景是他家学渊源的学术后台。刘氏世代治《春秋左传》之学,曾祖刘文淇、祖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刘贵曾均系乾嘉传统的经学家,以三世相续共注《左传》有名一时。刘又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籍,十二岁就读遍了四书五经,终克绍箕裘,使其家学至刘师培时乃集大成,光大扬州学派,为晚清最著称之学人。其又得家传“小学”——训诂学、文字学,长于以字音求字义。刘十九岁得中举人,被保荐知府,充学部谘议官。如果不发生变化,这个三代传经的家族得有传人,刘师培也将在先人安排好的位置上皓首穷经,终老于斯了(刘系独子,在他这一辈的刘氏家族中,四个男童取了这样几个饱含家族冀望的名字:师苍、师慎、师培、师颖——师法古文经师的张苍、许慎、颖容等)。
  刘师培没有在传统学问的道路上一路驰骋,他出生于中国有史以来最惨淡的年代,又少读《东华录》等种族大义之书,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下目击时艰,痛心于民族沉沦、国家鱼烂之状况,自己又科场落第失意,所谓“飞腾无术儒冠误”,乃渐与革命党人交往,后在《苏报》上慨然刊登《留别扬州人士书》,告别科场,投身革命。其时他尤醉心于种族革命之宣传,乃毅然更名为“光汉”——光复汉族、恢复华夏之盛。1903年俄国侵略东北,革命党人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以及发起“对俄同志会”,刘皆加入其中并成为《俄事警闻》之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执笔“日以危言,警惕国人”。后该刊改组为《警钟日报》,刘遂任主笔,并加入《中国白话报》之笔政,与林白水、陈去病、林宗素等为同人。刘文字激昂,其时其署名亦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刘与林白水还曾合著《中国民约精义》,为“中国之《民约论》”。《警钟日报》终以揭露列强野心、抨击清廷孱弱而获文字狱,租界当局查封报馆,缉捕报人,刘以主笔更在彼必拿之名册中,遂化名“金少甫”潜藏于上海附近平湖友人(“大侠”)处。该处实为浙西党人交通机关,刘的到来更增添了其实力。不久刘得安徽友人之招远走安徽芜湖,先后在安徽公学、皖江中学执教,与苏曼殊等共事并宣传反清革命。期间他会同革命党人柏文蔚等设立秘密机关,发起革命团体“岳王会”,并与陈独秀创办《白话报》。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等于上海发起组织江浙党人之光复会,刘随即由蔡介绍加入,他还参加了蔡主持之“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等革命组织。其时,他还参与行刺清廷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行动。1905年,刘参加“国学保存会”,并与邓实、黄节等创办《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兼倡革命排满,其同人被人称为“国粹派”。其时刘为其首领,其所撰《攘书》、《中国民族志》以及陈去病等收集刊登的明末遗民、清季禁书等资料对鼓吹排满革命、激荡民气起了极大的作用。其时刘还拟筹建国粹学堂,编写有教科书多种,并发文论述各地宜建立藏书楼、编纂乡土志与书籍志等,沟通、弘扬我中华文化,引起很大反响。
  刘师培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既力倡西学,以为救亡不二之策,又亟称国粹,捍守国学,看似矛盾,其实二者是有一结合点的,即中国于二十世纪不能不走西方也即世界普适的发展道路,同时文化上又不能不挽结传统,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和属性。但救亡基点上如何嫁接两者,刘氏眩于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后来径取最为便宜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并将之改造成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如此结合如何评价?这里我们暂且埋个伏笔。
  刘师培两栖于革命与学问,其时最与章太炎投契,二人皆古文经学家,声气相投,彼二人也被称为“二叔”(申叔、枚叔)。二人也都是“中国教育会”(实反清秘密团体)的会员。章以“苏报”案入狱,刘钦佩其人,待其刑满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并主持《民报》,刘亦携出身上海爱国女校、激进女权主义人士之妻子何震(原名何班)以及何之姻弟汪公权三人买舟东渡,拜访章太炎。很快,三人亦相率加入同盟会,刘还为《民报》撰述。恰其时梁启超《新民丛报》主张满汉一体,刘乃以《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驳之,义正辞严,被海内外人士激赏。刘在日本参加反清革命之活动和鼓动工作,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记载甚详,兹不赘述。
  
  二
  
  刘师培后来的遽变,从主观上说,有少年得志、名声外扬却性情儇薄的成份,而客观上也有同盟会内部思想到组织上分歧的诱因。
  刘到日本不久就卷入了同盟会内部的纷争,最终以不慎掉入泥淖中而不拔,可惜满腹学问终不能锦上添花。原来同盟会中素有分歧,孙中山开展反清革命,与日人颇有借助。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廷向日本内阁提出交涉,亟请引渡党人,而西园寺内阁在日本对华浑水摸鱼政策下采取两手,既驱逐党人,又向孙提供经费婉转令其出境。孙为起义所需收下了这笔经费,此时章太炎以《民报》拮据向孙要求拨款万元,孙仅支付彼二千元,章等乃大不满,及得知此经费之来源,以为孙被日人所收买,情急之下对之进行人身攻击。刘师培也参与了章太炎、张继、谭人凤等的反孙行动,他们借助黄冈等地起义的失败要求改组同盟会总部,以黄兴代替孙中山,刘更自荐为总理,并主张邀请日人北一辉、和田三郎(日本社会党之激进派亦称“硬派”人士,与刘相契;另一派系之宫崎滔天则支持孙中山)为总部干事。事被同盟会庶务总干事的刘揆一所拒,黄兴也主张以大局为重,倒孙风潮遂止。
  刘虽人在同盟会,却对其理论基础的“三民主义”不以为然(尽管其中不无合理之处,如民族主义不独为种族主义、民权主义的民主制度有其局限性,民生主义不啻为汉武帝盐铁专营与王莽改制等),即视之不过“以暴易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前其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交往,渐醉心于彼宣扬的“直接行动”的“社会主义”,经倒孙事变,刘等思想上愈加倾向于无政府主义。1907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号召亚洲各国社会党之大联合,刘与章太炎响应,乃与流亡日本的印度革命党人合作发起亚洲和亲会,主张民族独立,反抗列强。刘师培夫妇更揭橥“破坏一切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实现全人类的完全平等”,创刊《天义报》并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所”。前者被称为“国人发刊社会主义机关报之嚆矢”,后者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之一。
  刘、何夫妇1907年8月间发起的“讲习所”,自然还不可能是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的,如刘在成立大会上所讲演阐明的,反清革命不过是辨种族之异同,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过是“以暴易暴”,要解决“民生之休戚”的社会革命,必须还得开展“社会主义”以及更上一层楼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实现人人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的“大同”或者“共产”。刘氏夫妇激进的思想在彼时反清革命党人中是鹤立鸡群、超迈时论的,在一般党人仅是以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为思想资源时,其人则身处域外之日本这一准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国家而目睹花样年华的资本主义其实内囊里满淌着脓水(大洋彼岸的《新世纪》派也在西方的“花都”目睹之),敏锐的刘氏夫妇当然不会以这个丑陋的怪物为其奋斗的鹄的,他们淋漓尽致地批判资本主义,更试图阻挡它在中国登岸,并不惜“杀尽资本家”,进而鼓吹不间断地直接过渡至无政府时代,因为任何政府都是有碍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一般出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小商品生产和小资产阶级成汪洋大海的国度,作为反对国际资本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剥削的吁求,带有空想和狂热色彩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最易产生和传播的。刘氏夫妇就是这种思潮的弄潮儿。无政府主义理论上是高蹈的,它反对武装起义,反对议会政治,反对建立国家,反对工业化,反对一切暴力甚至家庭、婚姻等等。刘氏夫妇尚组织有“女子复权会”的激进女权团体,当然这些反对的呼声中不乏是因为被反对者给人类带来的异化导致反对者的深恶痛绝,反对者是敏感于各种招牌下人的不自由窘况的,于是索性连根除去一切束缚人性、压抑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制度安排。这中间有民粹主义,有人道主义,有农民的小生产意识,有传统“大同”的“三代”思想等形成的杂烩。如刘师培于“讲习会”上演说时主张的“工业乃民生之蠹,工业日进,机械日新,小民生计愈苦”,则不主工业,且杀尽资本家;而正因中国工业化程度过低而又最易实行共产制,农民则可借富人之田使之平均分田,“使人人所有之田均有定额”,这是农人革命;而欲实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须以总同盟罢工为手段,将来还可工农结合,建立劳农协会等。刘师培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虽说分歧至显,但在后者传播进中国的初期以两者尚有共同之处而被刘借重。刘曾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序,盛赞其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马克思与达尔文双双造福人类“其功不殊”等,但他并不认可彼所主张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为其眼光有限,未能理想,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又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实行专政,此国家又以新名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不免悖于人类平等之旨。刘氏所说虽悖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狃于过于浓烈的理想化成份,却不能不让人对其超前的意识深致意焉(他把“后”学放到“前”的语境中去考察了)。可以说,刘氏学说体大繁杂,超前的与落后的并存,革命的与腐朽的并在,真理与谬误并列,这在晚近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常例。同盟会的确是反对“三民主义”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等等,也是因为晚近中国的特殊性:它几乎是世界各种思想的实验场。加上中国本身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刘氏的学说眩人以一时,但它的影响却不仅一时,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主张竟由他人之手(当然是大手笔)行于世矣,而福兮祸兮世人自可以公论矣。
  天才往往是做超前之想的,天才不同于凡庸之处又是时时在思想的跃进中,刘师培由最先的“教育报国”进而倡“民主共和”,再进而信仰“社会主义”,进而“无政府革命”,这个“激烈派第一人”果然“激烈”得让人眩目,今天人们大可以从容看清所谓激进主义如何自刘师培始一步步把中国从帝制推到民国以及更进一步地实行“彻底决裂”的“大革命”(激烈的背后其实却是形式各异的“专制”)。刘师培那时主张“激烈”是说激烈的好处是“无所顾忌”、“实行破坏”和“鼓舞人民”,迈出第一步给人们开路,如丹柯掏出心脏为人们当火把前进。刘师培有让人感动的地方,可是让人又意料不到的:“激烈”的尽头是什么?历史、社会,是靠博弈、中和还是一味的“激烈”?或者说只是策略而已?刘师培的激烈,看上去很像鲁迅说过的:抓着自家的头发,恨不得挣脱地心引力离开地球般焦躁。这种思想太前卫了,与现实隔膜愈甚,有时就会从云端一跤跌下来回到原点,甚至栽到泥淖里。刘师培也是一个聪明人,但人太聪明也不免“渊察不祥”。刘师培夫妇举世罕见,却也有市嚣的俗事:其夫人何震亦为中国“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又是妇女解放运动先锋,果然声名为之一“震”,在东京遂有艳名,且传其与姻亲汪公权有暧昧;汪实乃不堪之人,结果终有天才学子刘师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一幕,“激烈”到头竟是一跤从云端跌进泥淖中。刘一失足遂为千古恨,这样的例子他并不是孤例。从此刘不齿于党人,这就是文人失节。在中国传统精神中,这是与女子失节相类的。
  
  三
  
  由于刘师培“下水”的传闻过于纷纭,此一期间的历史资料又过于匮乏,我们迄今还难以判断其何以“下水”以及如何“下水”。钱玄同后来将时人对其之评判分为三类:一是不可宽恕,如冯自由《革命逸史》称刘在同盟会“心衔所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加以“内惧艳妻”,乃恬然“下水”,此后又为袁世凯称帝做吹鼓手,乃文人无行,不屑齿及其人。这是后来大多数论者的意见。二是事有隐情,可以不妨谅解之,如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谓其与章太炎龃龉,又“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先是“龃龉”,继有“小人”,再是“劫持”,显然对刘的“下水”有自有隐情的开脱之意。蔡先生还与人分析刘发生颠踬的原因,乃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这样的人而杂有三种性质:好胜(不免文人相轻)、多疑(蔡说其自与何氏结婚和主持《警钟日报》后即患此毛病)、好用权术(这是最坏的习气),三者皆为“老实人之累”,从“性格就是命运”而言(刘的同辈和弟子还指出其有“内热”、“不能忘情爵秩”、“好异矜奇,狷急近利”等秉性),这样,“老实”、“书呆子”的刘师培就“未免好用其所短”(蔡致吴稚晖信),最终顺性情而下以失节为收场矣。蔡先生是仁蔼的人,他甚至这样揣度刘师培的变态行为:其人何以一变而至于此乎?想不通,那么,“最后的希冀,或者彼将为徐锡麟第二乎?”徐锡麟为谋取安徽巡抚恩铭的人头,先取得其重用,不惜与之为“刎颈之交”,而“后来之事,大出意外”,是不是刘也仿效其方法去结交端方呢?蔡先生真是宅心仁厚啊。以文人的惺惺相惜,时人以及后人亦多有为之开脱者和讳饰者,如刘文典先生。至而有言其为夫人所左右者,这是“红颜祸水”的故伎,终不能解脱刘师培于万一。三是始恶之而终谅之者,即“当时闻其变节而颇致诋毁,逮革命既成,往事已成陈迹,而敬其学问之博深,谅其环境之恶劣,更念及旧之交谊,释怨复交,仍如曩昔”,这有章太炎、黄侃、钱玄同等,蔡元培实亦可归此类。且他们注意到刘与之分途,但此后刘氏作文“但不言革命耳,始终未谀颂清廷也”,则刘还有一道“底线”在。不管怎么说,一个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上欲有所作为,同时还要在自己专业范围内有所成就,如何寻找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将社会(人文)关怀和专业(学问)关怀有机地结合起来,这自是不易,但终不可牺牲道义、原则(也就是“底线伦理”)而屈就一方,而要争取做到德才双馨,这看似不易,也不是不可以做到的。不过,以刘师培如何“下水”的种种原因尚不清晰,且“行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钱玄同语),从此一角度视之,则我们不能在鄙视刘的“叛变”革命的同时无视其学术造诣的存在,蔡、章、钱等先人如何惋惜和体谅其人,我们不妨也以此视域和“同情心”视之。
  传刘师培“下水”,其与章太炎反目是很大一个因素。太炎先生也是一个文人从政的,无政府主义于事无补,他又稔于佛学,于是转而为厌世主义者,觑破尘嚣,欲赴印度出家,惜囊中羞涩,想到了官宦的张之洞以及端方,分别遣人去筹措旅费,找端方就是通过刘师培。事不谐(乃太炎先生保全了名声),太炎迁来刘氏寓所合住,结果发现了他不愿看到的一幕:刘小弟居然是“绿帽子”,何夫人与汪氏有染,奇怪的是刘师培不以为怪,却怪太炎多事(汪东对此有别解:何震以他事恨太炎,乃与汪公权交相谗构,刘始与太炎绝,彼汪公权又假其名告密端方,端方遂招致之,令刘为其考订金石等,太炎遗书规劝不听)。太炎无法再住下去,重又回到《民报》社。不久,太炎先生发表《排满平议》,与无政府主义绝交。刘师培此时也不知如何获取了太炎先生的印章,在上海《神州日报》假冒太炎先生之名刊登启事,说不久就要剃度为僧,从此告别立宪革命等。太炎闻之也在《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予以澄清,并揭发有人伪造其与清廷显宦锡良的电报往来的匿名揭帖。如此这般,恐皆是刘等要搞臭太炎先生的劣迹,则刘“下水”后的行为实在不堪。杨向奎先生以为刘“中途折节,由反清而投端方,原因出于萍末而飘风不止”,乃是文人意气之争惹出来的,即其与章太炎发生龃龉,“大半来自学术”,刘“少年气盛,在学术上不肯让人,而太炎自视艺高,目无余子已久,两人相遇,不肯相下,宵小于其间易于为功,于是龃龉生,而申叔走”(《清儒学案新编》)。文人相交,易生闲气,而反复无常,往往有出格之事,此可聊备一说。继与太炎反目后,刘师培又与陶成章、苏曼殊等形成“水火”,东京党人悉知刘氏已经不再是“同志”,加上其姻亲汪公权对章太炎的“毒茶案”,刘在东京党人中处境狼狈,四面楚歌,其遂有别栖之念。又传何震为物欲被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徐锡麟案后,清廷显贵如端方、善耆、铁良等知大势之下用硬的办法不能挽救危机,遂各自开展对党人的攻心工作),加上汪公权居间穿针引线,畏惧“河东狮子吼”的刘师培妇唱夫随,上了贼船。
  
  四
  
  历史也真是吊诡,刘尚是“佳人”时,曾向湖广总督的端方上劝降书,亟称“自满洲肇乱,中原陆沉,衣冠化为涂炭,群邑荡为丘墟,呻吟虐政之中,屈服毡腥之壤,盖二百六十年于兹矣”,是何等沉痛。而刘又自称“幼治《春秋》严夷夏之辨,垂髫以后日读姜斋、亭林书,于中外大防尤三致意焉”,乃“值此诸夏无君之时,仿言论自由之例,故近年以来撰《黄帝纪年说》、《攘书》,垂攘狄之经,寓保种之义,排满之志”云云,更规劝端方侪辈“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等,岂料“作贼”后继上端方书,那却是别样的声音了。诅咒革命为“叛逆”罢了,又恬然贡献“弭乱之策”十条,不外是以“卧底”的身份为之提供情报等,可悲可怜。1907年冬,夫妇二人返沪办理自首事宜,继返东京创办又一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于域外赫赫声名的《衡报》,后人以为此系伪装,其实是执行为清廷提供情报的报馆,但党人对彼已有戒心尔。1908年冬,徐锡麟案发后,清廷通缉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时陶正由南洋返国,刘氏夫妇与汪公权亦恰抵沪,刘向端方告发了陶的踪迹,后鲁迅称此恶行为“侦心探龙”。盖刘氏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好手啊,奈何作贼成了“侦探”——清廷的鹰犬!翌年刘侦探又告发同盟会国内中部(长江流域)领袖陈其美与浙江党人王金发、张恭等在沪议谋隐情,致张恭被捕。后“强盗”出身的王金发找刘“理论”,刘下跪求饶,愿意以身家性命保出张恭,得免一死,而汪公权却被王“解决”掉了。陈其美其时也曾下令蒋介石等暗杀刘师培,但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认为暗杀适足以暴露起义计划,且暗杀行为不足以促成倒清大业,刘乃得以侥幸保全性命。刘氏夫妇无法在沪立足,遂移居南京公开投靠端方,从此成为彼幕府之人物,刘的身份是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校长即李瑞清,传其与陈庆年建议端方聘刘担任历史教授)。后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作为随同如影附之。
  说来端方其人也是通文史、好金石的专家,在清廷官员中他也算得上是思想开通的一位,如提倡立宪,让绅民权利等,他与刘师培政治之外有共同语言也是可以想见的。设若清廷未遽倒,端方未骤亡,刘尚有一幕府内问学的暗淡日子,不想端方以在隆裕行宫内摄影被撤职,继又被发派川粤汉铁路督办,终于做了清朝完蛋的第一个殉葬者,路上为兵士击杀,跟随他四川平乱的刘氏也在资州被起义军政分府扣押。还是章太炎此时想起他,惋惜其罕有之学问才华,遂作保释其人的《宣言》,内称: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翌年民国肇立,章太炎与蔡元培又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的广告,再次为之呼吁:“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章、蔡不以刘氏前行为忤,全从保全国家学问处着眼,而爱惜人才情见乎辞,这也足可见出刘师培之于中国学术的重要是时人已认识到的。蔡、章都是民国在朝在野的显赫人物,后来他们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营救之,孙中山还发电敦请开释其人,不得苛待之。恢复了自由的刘氏即在友人谢无量介绍下先在四川国学院讲课,与今文学家廖平互为犄角。而何震得东京老友南桂馨等相助则在太原阎锡山处充当家庭教师,刘也不久到太原谋职,被彼时东京“同志”阎锡山聘为都督府顾问,发刊《国故钩沉》。后来阎向袁世凯献媚,将奇货可居的刘师培举荐给正需要书生为其登基做“合理性”、“合法性”解释和理论创新的袁世凯(后阎在回忆录中称:刘系“左”倾学者,参与筹安会为其不得已之尴尬事,且其“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恰其时急于制造帝制事实的袁公子袁克定与梁士诒等主张罗致失意文人、在野政客组成劝进班子(其中同盟会元老就有刘与胡瑛、李燮和、孙毓筠四人,以及严复、杨度等),袁当即聘之为公府谘议,后又任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袁称帝时刘氏又蒙不洁,恬然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被授封“上大夫”,期间写有《君政复古论》,虽辞采渊懿,时人鄙为“剧秦美新”,即扬雄仿司马相如封禅文佞事王莽、刻意抑“秦”扬“新”的故事。此系刘氏第二次“作贼”。不过这次他更是“被动”的行为了:刘苦于半生潦倒,不得不依附于人(端方、阎锡山、袁世凯),为之火中取栗。他屡次“下水”,被人视作“扬雄、华歆之流亚”,这也是知识分子没有生活独立、学术独立、人格独立的代价。
  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刘师培亦被通缉(帝制祸首之一),所幸又以“人才难得”被李经羲等保出,乃在天津充寓公,生活寂苦聊赖,至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延揽人才,思及刘师培,不念旧恶(钱玄同回忆:以刘师培前后思想违异,不但同盟会和国民党人士对其不满,就是旧派诸老也白眼视之,惟有蔡元培对其“终无恶意及非议”,乃为国家惜才尔),且力排众议,遂聘之为文科教授(又兼女高师讲师)。这是著名的北大精神之一的“兼容并包”方针的一例。刘执教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北大更是新思想和新思潮之储存库,以刘氏的身份,他被人们视为与林琴南、黄侃等人为伍的文化保守主义。他离群索居,谢绝交游,神志颓丧。刘晚年与黄侃、陈汉章、吴梅、黄节、林损、马叙伦等一班北大旧派教授们办有《国故》月刊,并与康宝忠等办有《中国学报》,倡复古主义。刘晚年以晚期肺病等而颓唐,却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林琴南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以“旧派”刘氏等为声援,刘公开发文否认自己与“新派”为敌,乃“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所持的是并行不悖、各美其美的文化思想。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刘还签名营救之。
  1919年11月20日,年仅三十六岁的刘师培病死,身后极为萧条。不久,传其妻何震发狂亦死,一说出家为尼(法名“小器”),后不复为人所悉。
  
  五
  
  刘无子女,所学无人继之。刘师培的著作几于等身,学人有恐其散去,但无如之何,如其学友之钱玄同先生慨然“刊行刘书本是十余年来弟时萦绕梦寐之一事”。所幸1936年由刘的旧友南桂馨出资(其人为同盟会元老,“社会主义讲习会”成员之一,山西著名富家,号称“南半城”,曾任天津市长等),邀钱玄同等编辑出版了《刘申叔先生遗书》,此即“山西宁武南氏刻本”之刘氏全集。这是收集刘氏著作最多(七十四种)且校勘最力(南桂馨以其幕僚郑友渔主持校印,聘刘氏学友钱玄同,弟子陈钟凡、刘文典等搜集整理)的一个版本。如果不是抗战前夕这个版本大功告成,恐怕后来要想再收集刘的文字就不易了。不过即使如此,此后的刘氏已不复为人所提了,而他的著作人们所想到的也只是纯学术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几次提及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由舒芜等标点、校订重新出版之)、《论文杂记》、《古书疑义举例》等,直到历史的尘埃落定,人们在总结、发掘近代历史和国学成就时才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其人,因为中国晚近历史、中国学术、中国文化,都不可能绕开刘师培。这遂有《刘师培论学论政》(199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师培辛亥前文选》(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的三联版“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刘师培学术论著》(王元化主编的浙江版“近人学术述林”之一)等等的旧书新出以及其《遗书》的重印(江苏古籍出版社)。
  刘师培“论政”,则其发蒙时受黄宗羲、王阳明诸启蒙家影响,并得鲍敬言等之说,主张推翻满清、废绝人治等,融入时代大潮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有续黄氏《明夷待访录》的《中国民约精义》、续王氏《黄书》的《攘书》等,最能左右风气,又揭见报刊文字,鼓动人心;到日本后,更加思想锐进,所撰论文挟时代风霜,又难能可贵之深刻和致远,如《悲佃篇》,眼光独到,以为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则中国民主革命于事无补,如此之见解其时党人中罕有相匹者。这一时期他的文章是辛亥前时论中最有分量且影响远被的思想成果。稍后他宣传社会主义,介绍俄国革命,进而推崇克鲁泡特金之共产无政府主义,以及鼓吹妇女解放运动,这些政论文章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以激进论堪称是臻于巅峰,且以他为核心形成海外中国最先进、最激进的知识青年的一个中心(另一个是巴黎几位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新世纪》中心)。但自其“下水”后乃为之一变,晚年思想倒退,倡君政复古,有《左庵集》及《外集》等,多删削早年之作,与其热血少年时判若二人。“论学”,则其问学之际正值中国学术思想革新之时代,如钱玄同述其学所云:“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入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距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钱氏以为其中最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他们“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采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波澜壮观,沾溉来学,而刘氏实为翘楚,其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震)学”,趋于革新,后期则“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栋)学”,趋于循旧。
  刘氏之学向称阔大,大率可分为评论古今学术思想、“小学”、经学、校释群书四个方面。刘是中国晚近学术思想史较早又较有系统的总结者,他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南北学派不同论》、《经学教科书》和《中国中古文学史》等构成一个解释发微的体系框架,条分缕析,综贯群书,勾勒了一部中国学术史,且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盖他与王国维相仿是以西学诠释中学的,又比较南北学风,区别汉宋,真知灼见时得而出,文章又珠玑咳唾,令人赏心悦目,不忍废卷。刘还编有许多教科书(经学、伦理、文学、历史、地理等),是中国教育体制转换中由书院向现代学校过渡中教材编纂的模范。刘的“小学”,以字音求字义,以古语明今言,以古文字论证阐发古代社会状况,能会通且多有胜义。他还主张文字改革,添造新字,改用拼音字,统一国语等。他的经学研究,从古文的家学背景出发,兼采今文,达到了有清一代经学的高峰。校释古籍等则是其后期倾力之所为,覃思精研,亦嘉惠后学无计。不过对年仅中寿的刘师培而言,他的才华远未释放,以近代偌大一个中国风雨如磐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供其人伏案,而传统有年的“史官文化”亦令士子政治与学术相与纠缠,这一情景下刘氏聪明反被聪明误,政治上摔了跤(这还有罗振玉、郑孝胥、黄浚、周作人等一批典型),学术亦蒙不洁(西人如海德格尔等也受困于此),终未有精进和长足之进步。一如对其人其学稔熟之钱玄同先生所称,其对刘后半生十余年之学术,“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致郑友渔信),而杨向奎先生也语其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而学业亦泛滥无所归,始于渊博,终于渊博之学究而已”。一代大师,风云际会时笑傲江湖,不曾想世道变人亦变,变得委琐(梁启超“善变”却变得纯粹、精彩),只能风雨飘摇中(惨)笑熬糨糊矣。痛慨其人乎!此亦蔡元培先生所惋惜之:“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陈平原先生说,刘师培这个“个案”的意义,是他的“生命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和陷阱”(《激烈的好处与坏处》),是此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