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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门

作者: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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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造墙是为了抵御危险,预防穿嵛之徒偷盗其财物,阻止登徒子逾其墙而搂其处子。墙固然遏制了觊觎者为所欲为的自由,但同时也限制了主人的自由。危险是永远存在的,因此墙永远存在;但危险并非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因此人们在墙上打开了临时性通道——门。
  或以为,墙为体而门为用,其实体用合一而不断转换。一般而言,安全的白天门有其用,危险的夜晚墙有其用。如果安全放大到夜晚,就可以“夜不闭户”;如果危险放大到白天,则必须“门虽设而常关”。由后者为常态可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危险率数远远高于安全系数。
  对善意的来访者,当然“篷门今始为君开”;对不怀好意的来访者,则是“雨打梨花深闭门”。门之启闭,是“开关”一词的本义。推而广之,一切可开可阖、可通可阻之人工机窍,皆谓之“开关”或“机关”——顺乎天道谓之“开关”,用意过深则谓之“机关”。天然之物如云开日出,暮霭四合,关山险阻,楚江中开,因云霭无心而江山无机,故虽有开阖却不谓之“开关”,更非“机关”。人之造门出于心机,造门之人则有机心。
  心灵之门或开或关,谓之“开心”、“关心”。关心者主动,开心者被动。只有被关心才能开心的人,是被动的弱者;乐于关心他人而得到开心的人,则是主动的强者。弱者固当自强,勉力于关心更弱者;强者则宜示弱,不可逞强以寻开心。开与关,皆当随其自然。心可以有顺乎好恶之开关,却不可有悖逆天性之机关。人机不可有,而天机不可泄。日凿一窍,则七日而混沌死;日开一机,则七日而心扉闭。
  没有墙,就不会有门。没有城墙,就无须城门。没有东郭先生,就不会有西门后生。有了墙,才会处处碰壁;有了门,才会不得其门而入。古埃及首都底比斯有一百座门,号称“百门之城”。城门不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不仅由士兵把守,还有护城河上的吊桥,使门的功能残废,甚至成为水泄不通的围城。
  古希腊城邦的城门上刻着门神雅努施的雕像。雅努施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看着过去,一副面孔看着未来。而门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成为“现在”。所有的人都穿行在形形色色的门洞下,然而门里的人却永远无法占有“现在”,“现在”如同闪电一样无法捕捉。不论寒门、豪门、龙门、鬼门、朱门、闺门、邪门、窍门,一切门中人——“闪”族,最终都将成为门外的人——我们、你们、他们。就在我述说“过去”和“未来”的此刻,“现在”已像闪电一样穿门而过,成为历史,使所有的人成了时间的门外汉。
  巨人与侏儒,都从门里出入。对极少数巨人来说,门的高度总是过于低矮。迄今为止所有的门,其高度一定比侏儒高而比巨人矮。由于真正的巨人决不可能得到侏儒的拥护,因此有权决定门之高度的统治者肯定不是巨人,而所有的统治者必然敌视巨人,并且会不遗余力地迫害巨人。在统治者的指挥下,侏儒们建造了一座又一座低矮的门来折辱巨人。统治者及其奴才们非常乐意看到巨人在门楣前低下头颅——“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不肯低头的巨人,就会撞得头破血流。然而一个愿意屈辱地低头的巨人,事实上已经不是真正的巨人。在这种矮门下,统治者得到统治的“自由”,侏儒们得到被统治的“自由”——他们在低矮的门下“自由”地穿梭往来,顾盼自雄,而低头的巨人得到的,则是跪着的“自由”和爬行的“自由”。
  在不可能将一切墙全部推倒的时代,门的高度就是自由的限度。真正的自由,有时表面看来仅对极少数人才有意义。与“常识”的理解正好相反,并非多数人的自由成为少数人的自由之基础,而是少数人的自由才是多数人的自由之基础——当然更准确地说,每个人的自由是全体人类得到自由的基础。侏儒的自由不可能涵盖和满足巨人的自由,但巨人的自由却足以涵盖并满足侏儒的自由。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真理:门的高低,应该以巨人能够高昂其头颅自由地穿行为标准;正如床的大小要以个子高的同床者的身高为标准,否则妻子的头脚放安稳了,丈夫的头或脚就不得不晾在床外,这样连相爱者也只能同床异梦。人之所以从爬行类进化到直立行走的人,正是仰赖于一代又一代的巨人逐渐撑高了侏儒们头顶的天空,这使现代的侏儒已经远比古代巨人个子更高,并且享受着远比古代巨人更大的自由。
  然而,侏儒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自古至今始终认为门只要比自己的身材略高就够了。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真正的侏儒从来就不肯承认自己是侏儒,有权决定门的高度的人,更不会承认自己是侏儒,他的反问相当有力(但有力不等于有理):“如果我是侏儒,那么为何我有权决定门的高度呢?”因此,对门的高度大加批评的少数巨人,往往被嘲笑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样一来,门应该让巨人高昂其头的素朴真理虽然没人反对,但以巨人自居的侏儒却始终在按照自己的尺寸造着各种各样的门。
  门即将完工时,著名矮子曹操前来巡视,他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后扬长而去。他得意于没有人能明白自己的最高指示,不料巨人杨修一眼看出“门”内有“活”,是为“阔”,于是矫传圣旨,命令工匠把门改窄。结果阔人曹操把窄人杨修杀了。所有臣服于阔人的侏儒都认为窄人杨修是自己找死——他应该韬晦,掩盖自己的聪明。其实窄人杨修的真正错误,在于以精神巨人之身,却像所有的精神侏儒一样以阔人的尺度为自己的尺度。他愿意把门框监造得低而窄到令自己弯腰低头,而没有意识到既然阔人刻意要把门造得如此低而窄,迫使他这样的精神巨人屈膝下跪,他就应该坚持要求门的高度按自己的尺寸来造,或者远离被这扇门和门所依附的那堵墙所限定的围城。杨修可谓知“活”而不知“死”,他只知阔人在门板的正面写了一个“活”字,却不知阔人在门板的反面写着一个“死”字,因为这个“死”字只有入其彀者才能看见,可惜“侯门一入深似海”,入此门者永无出头之日。
  法国阔人拿破仑的逻辑与中国阔人曹操的逻辑如出一辙。拿破仑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矮子之一,但是他扬言,他可以让任何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臣民变得与他一样矮,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截去任何臣民比他高出的那一部分──头颅。暴力是阔人和侏儒们迫使不肯跪下的少数巨人屈服的最后手段。
  许多被历史记住的巨人,并非真正的巨人,只是由于太多的巨人都跪在了阔人和侏儒的脚下——他们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即便跪下,也比大部分站着的侏儒高出许多。很不幸,这确是事实。然而跪下的巨人却并不比所有的侏儒都高,也有一些站直的矮子比跪下的巨人高一些,他们撑起了历史的屋脊。因此问题不在于自己是否真正的巨人,而在于你是否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
  巨人牛顿养了一大一小两只狗,在墙上分别开了一大一小两个洞供狗出入。这件轶事成了大科学家在常识问题上缺乏科学头脑的一个经典笑话。但我不这么看。在墙暂时无法真正消失之前,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门是明智的。
  让巨人走矮门的弊病已如上述,然而反过来,让侏儒走在高大的凯旋门下,也是一种受罪。他们感到过于高大的门是对自己的羞辱——这正是他们反对按巨人的身材造门的真实理由。过于高大的门,确实使原本具有正常身高的大多数人每时每刻意识到自己是个侏儒。所以不仅让巨人走小门是错误的,让侏儒走大门同样是错误的。正如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是群氓的专制,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则是暴君的专制,两偏皆非正道。更明智的选择无疑是牛顿的策略,让大狗钻大洞,小狗钻小洞;让侏儒走小门,巨人走大门。
  齐相晏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矮子之一,他出使楚国时,楚王就为他开了一扇小门——狗洞。晏婴说,出使狗国才必须钻狗洞,出使人国则不该钻狗洞。晏婴虽然是矮子,却是一个袖珍型巨人,所以他能以自己的智慧迫使楚王大开城门。作为袖珍型巨人,晏婴不会感到高大的城门是对自己的羞辱,更不会像曹操那样主张所有的巨人都应该钻狗洞。晏婴这样的人并非真正的侏儒,他们有权与巨人一样自由穿越高大的凯旋门。
  恺撒的凯旋门早已荡然无存,而拿破仑的凯旋门下,现在正走着敌视巨人的无数侏儒,然而这些获准在凯旋门下散步的现代侏儒,现在却要剥夺巨人在凯旋门下自由舞蹈的天赋自由。因此,身材之高矮是自然的,门之大小也应顺其自然。大小不同的门是适合巨人与侏儒各自天性的自然之门。侏儒不必买一张大床,巨人没有权利强迫他买;反之亦然──各人有各人的专卖店。
  由十个对厨艺一窍不通的人做饭给一个美食家吃显然是荒谬的,由一个高明的厨师招待十个不懂厨艺的人享受美食才更为合理。然而少数人——那些高明的精神厨师似乎对此颇为忿忿不平,他们在招待客人时心怀不满地时刻提醒着客人:“是因为我比你有才能,我才为你服务的。”在我看来,这种声明纯属多此一举,而且事实上大悖待客之道,须知真正的好厨师以烹制出美味佳肴让客人大快朵颐为最大的享受。天才是上帝对巨人的最大奖赏,巨人提供的服务则是上帝对侏儒们的补偿。如果巨人宁愿没有才能而愿意把自己的位置从厨房换到餐桌旁,假如我有机会给上帝提建议,我一定会说:给他换吧!愿意投胎做精神厨师的人早就排起了长队,不愿做精神厨师的人我还从未见过呢——除非他根本不配。
  巨人既然不会为自己买一张大床而夸耀,也就无须过于张扬地把大门夸张为凯旋门,因为夸耀凯旋就种下了失败的远因。恺撒如此,拿破仑也如此。每一个恺撒都曾渡过自己的鲁比孔河,每一个拿破仑都有他的滑铁卢。如果渡过鲁比孔河后就建造凯旋门,那么遭遇滑铁卢后就不得不去圣赫勒拿岛。自然赋予少数人以长才,目的是要让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了羞辱多数人。那些自以为自己是巨人就该来享受的人决非真正的巨人,在我看来不过是踩上了高跷的侏儒。但最重要的是,巨人不应要求侏儒来建造最高的那根横梁,不应要求侏儒建造最高的那块拱顶石,因为巨人要证明自己是真巨人的惟一方法,就是为文明的大门架起侏儒们无法企及的高标。
  门是供人出入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教师有师门,入其门者为弟子,首徒谓之开门弟子,末徒谓之关门弟子。入其门,才能登其堂;登其堂,才能入其室。传其衣钵者,则为掌门。欲入其室而不得入者,是为私淑弟子。
  知识的门户之见,是知识的真正大敌。因为一知半解者用师门的知识筑起了一堵拒绝真理的偏见之墙。人类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超越门墙的真知。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知识仰之弥高,不得其门而入,可见孔子的知识成了一堵高墙。开门者,常常就是造墙者。曾子、孟子是光大孔门的功臣,但更是高筑孔庙之墙的罪人。开门者,常常不是因为爱门,而是因为爱墙。爱墙者,不是爱知识,而是爱知识之墙的权威。真正的爱智者,不仅憎恨关着的门,更憎恨门所依附的墙。
  许多人把入门当成至关重要,因此有许多入门书和入门指南,却没有出门书和出门指南。殊不知出乎外比入乎内更重要,虽然出乎外以入乎内为前提。人们常常只记得进门,而忘了出门。人们寻找着“芝麻开门”的琐屑知识,然而进门之后,却忘了寻找“西瓜开门”的更高智慧。其实,门内只有可见的、有形的、人为的宝藏,而门外却有看不见的、无形的、自然的宝藏,即所谓“清风明月,造化之无尽藏”。
  一扇打不开的门,就是墙,而一扇能够随意开启的门,才是墙的真正反叛。一扇打开的门,让你从墙的这一边走到墙的另一边。当你在墙的这一边,你常常会以为墙的另一边有宝藏,于是你想方设法欲破门而入。但当入了门墙之后,你就该设法破门而出。因为所谓宝藏,就是你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你在入门之后再也不出来,那么门外的一切就成了你失去的宝藏。
  因此,门外汉的苦恼是,“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而登堂入室者的苦恼,则是“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出”。
  一切门户之见,都是入门之后不肯出来的门缝中的偏见。到最后,许多入门者,甚至登堂入室者,只是一个看门人、掌门者而已。这样,他既不把门内的东西当成宝藏,也不把门外的东西当成宝藏,只是把门本身当成了宝藏。哪怕墙已倒,他还是守着他的破门框。凯旋门就是这种门框:它已经不需要墙,而只是一座标榜自己登峰造极的可笑门框。于是事情就会反过来,本来是为了墙而开门,现在墙早已倒塌,但由于那扇破门框一直留着,竟有人为了保住这扇门,而造起新的墙。
  虽然从未听说,天上也有墙,但因为据说天上有门(对此我没有发言权)——比如中国人的天堂有南天门,似乎门还不止一个;而基督教的天堂有一扇窄门,据说由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把守——因此我敢于十分肯定地推断,天堂里一定有墙。另一个旁证,是地狱里有墙——叫做鬼打墙。神和鬼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鬼的辖地有墙,神的领土自然也有墙。然而地狱有墙,或许是魔鬼担心地狱中饱受折磨的冤魂越狱逃出;但天堂有墙却不易理解,因为上帝显然无须担心在天堂中享福的幸运儿逃出来。退一万步说,即使人有向往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愿望(或许天堂中的人们真的向往地狱也未可知),以上帝的无边法力(按定义魔鬼显然无此法力),似乎无须出此下策到非要造一堵墙。因此,关于上帝为什么也要造墙,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承认智力有限,但我却免不了开始疑神疑鬼。
  由于疑神疑鬼,于是我在人间也会时不时地撞上鬼打墙。鬼打墙比鬼门关更为可怕。鬼门关固然可怕,因为虽说是门,其实却是不可逾越的关。但鬼门关毕竟是有形的,而鬼打墙却是无形的。理论上说处处是门,但却无处是门。你眼前明明没有东西阻挡,实际上却寸步难行。
  至于天堂之门,我不打算讨论了,因为我死后愿意去任何地方,但决不去天堂。所以我对愿意去天堂的人们,毫无抱歉地无可奉告。我倒是十分愿意去地狱,因为根据但丁的见闻,我仰慕的所有巨人,几乎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