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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边界?

作者:何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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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的学者指出:“目前学界的某些不良现象多与‘学术’的模糊有关,这里有学者本身的问题,许多在学术机构任职的人日益倾向于跨出本学科专业立言,且所论广泛而随意……”在这位学者看来,“对学术本身的认知开始模糊和混淆正是目前学界的主要问题,而抄袭等明显的弊端尚不足虑”。他总结道:“有一定的界限和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正是二十世纪初年起中国学人特别提倡的‘学术独立’之重要内涵,有所为有所不为更是古今学人立身必不可少的要素”。〔1〕从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他对学术边界模糊的深深担忧。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强化学术边界的问题。对此,我不敢苟同,特作如下申说,以与此论调商榷。首先需要声明,学术的不诚实(如抄袭、剽窃、作假之类的种种沽名钓誉之举)属于学术道德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因为学术是“修辞立其诚”的,不诚实自然就丧失了做学术的最起码的“底线”。本文所要讨论的乃是学术的专业规范及其识别的衡准问题。
  所谓不合学术规范,至少有两种可能:伪学术、非学术肯定不合规范,但它们却往往貌似合乎规范。一篇学术论文、一部学术著作可以在形式上无可挑剔,无一不合乎规范,但就是没有任何学术原创性价值。这样的例子在眼下学术界可谓比比皆是。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引发学术范式本身革命的新说。已故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揭示的科学革命与范式重建和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足以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以往学术发展史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不可否认,种种伪学术和非学术肯定都不合乎规范,但不能因此就反推出凡是不合乎规范的就一定是伪学术和非学术。逆命题不能成立。我想那些强调所谓“学术规范”和学术边界之刚性的人至少未曾考虑到这一层意思。
  想想历史上的例子吧。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勒、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们在其学术高峰期,他们的学说和思想都不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和正统,而是被看成旁门左道,甚至被看作是伪学术从而遭到排斥、贬低和被边缘化。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那些所谓的合乎严格学术范式、被当时学术界主流视为正宗并作正面评价的学说,又有几多影响呢?倒是这些遭到学术规范排斥的“另类”学说,对后世人类文化的影响却巨大矣、久远矣。这不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么?那些所谓合乎规范的理论和学说,还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了?
  马克思当年的研究究竟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还是一种哲学的研究呢?恐怕当时正宗的经济学或正宗的哲学都不买他的账。难怪马克思当时就曾遭到学术界正统势力的两面夹击。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当中就说过:“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他举例说:“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2〕按照当时流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马克思的研究过于形而上学了;而按照当时流行的哲学研究范式,他的研究又太实证了,从而没有为未来作出必要的筹划。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恰恰是这种“四不像”,使马克思的不朽著作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且真正影响并塑造了人类历史;而那些当时堪称学术楷模的著作,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呢?这不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反省吗?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M.韦伯,在历史上有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和影响。然而他所使用的“理想类型”研究方法、他对第二手资料的利用等等,也时常为人们所诟病。例如,韦伯在当时“时常依赖和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之类的第二手资料,就似乎犯了社会学家在资料处理和运用上的“大忌”。在写作《儒教与道教》一书时,由于不通中文,韦伯更是只能利用间接的第二、三手材料。这同样为当时的学界同行所难以容忍。但是,不管韦伯的研究及其所选择的方法有多少弱点,它毕竟为人类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此一点,对于一种学说而言便已足矣。“韦伯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突然兴起,真像有的国外学者所言:“马克斯·韦伯是德意志帝国的出土文物,年代越久,身价越高。”韦伯生前身后都很寂寞,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被人们的记忆所“唤醒”。“韦伯热”自然有“韦伯热”的理由。它并不仅仅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假如韦伯的学说是一种缺乏原创性的东西,那么即使现实的需要再强烈、再急迫,恐怕也难以呼唤出一个“韦伯热”来。
  斯宾格勒是一位喜欢宏大叙事的历史学家,又加上他的欧洲大陆学术传统的背景,他的历史研究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同行的嘲笑、冷落和排斥,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成果不合历史学规范。让我们看看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巨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命运吧。这本书一出版,就遭遇了同行的“围剿”。这不仅是由于个别结论的新颖,更深刻的在于它对现有范式的挑战,由此不难理解该书的英译者爱金逊在英文版序中的说法:“学术界的世界选手们都从中对于他们所能找出的任何不准确的或无根据的地方作了判断。”〔3〕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学术“良知”,更是由于“神学家、史学家、科学家、艺术评论家——都受到了挑战”。正因为如此,这些人“都把他们的批评工具用来对付斯宾格勒的学说涉及其领域的部分”〔4〕。甚至仅仅由于嫉妒,当时的不少学术名流对于斯宾格勒的著作保持一种可怕的沉默。“毫无疑问,正因感到了它的伟大,所以许多学者——其中有些威望极高的学者——对它就根本不表示意见”〔5〕。这种沉默意味着“对那向一切教条挑战并具有巨大含义的一种哲学和一种方法论采取保留态度”〔6〕。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沉默却总是采取一种表面上追求学术严谨、捍卫学术规范的虚伪姿态。诚然,按照当时流行的学术尺度,斯氏的这部著作肯定经不起责难和挑剔,但后来的学术史证明,尽管它“有许多自相矛盾、牵强附会、不准确的地方,但比批评它的一切评论家都高明得多”〔7〕
  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一直期望被人视为“科学家”。他的这种科学家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人们对其学说的科学性的不信任,即按照当时的学科规范(心理学当然应该是“科学的”)衡量,他的理论被打入另册,视为异端。在《自传》中,弗洛伊德愤愤不平地说:“我总是感到人们拒绝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平等看待这一点实在太不公平。”据说弗洛伊德的最重要的著作《梦的解析》第一版仅仅印了六百册,却花了八年才卖完。他抱怨道:“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像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由于他们认为,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8〕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他在学术界处于被孤立的地位。但他把这种边缘化自豪地叫做“光荣的孤立”。这充分反映了他对自己的理论的充分自信。他的传记作家指出:“弗洛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任何‘传统’或‘权威’”〔9〕,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同行的轻蔑和拒绝。英国科学哲学家K.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就曾痛斥精神分析学说是伪科学,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划界的惟一标准——可证伪性和可反驳性。在波普尔眼中,弗洛伊德的学说“虽然装作是科学,事实上却像原始神话而不像科学;它们更像占星术而不像天文学”〔10〕。因此,波普尔宣布:弗氏的理论“全都够不上科学的资格”。精神分析的确是不可证伪的,但弗洛伊德终究还是幸运的。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霍尔承认了弗氏学说的价值:“弗洛伊德可以更恰当地被称之为科学家。”霍尔认为弗氏的动力心理学“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11〕。令人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得到的不过是一种“哀荣”而已。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不知是否合乎哲学规范?至少在罗素的著名哲学史著作《西方哲学史》中竟然对海德格尔及其思想只字未提。这究竟是偏见造成的呢,还是海德格尔不合规范使然?而在艾耶尔的重要著作《二十世纪的哲学》中,海氏连同整个存在主义哲学大体也只有两个页码的篇幅,而且艾耶尔揶揄地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什么“假充内行的表演”。其轻蔑之情和贬低的态度,可谓昭然若揭、跃然纸上。卡尔纳普在他的论文《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中,则把海德格尔的思想当作“靶子”加以攻击,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什么是形而上学?》那里寻章摘句,找出在卡尔纳普看来不符合所谓“逻辑句法”的语句,宣布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因而是没有意义的。显然,他们对海德格尔的歧视和排斥,已经不属于正常的学术之争了。海德格尔的确违反了罗素、艾耶尔、卡尔纳普们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所谓规范。当时这类规范可是不可一世的。谁要是胆敢无视它的存在,那就难以逃脱被逐出“哲学王国”的厄运。问题是,这类规范并没有遮蔽住海德格尔思想的光辉。历史终究选择了海德格尔。由海德格尔思想的遭遇可见,非主流、边缘化的地位乃是一切挑战现有范式的学术思想的必然命运。
  事实上,学术的边界如果是刚性的和明晰的,并不一定有利于学术的开放和学术范式的重建,它反而有可能妨碍思想的敞开。古人云:“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应否有规矩,而仅仅在于规矩出自谁手?它的合法性基础何在?最要命的是个别学术权威利用自己的主流地位把自己的个人偏好变成一种“公意”,强加给整个学术界,以至于变成一种普遍的学术衡准。学术的边界究竟是由少数人(即使是学术权威或学术精英)先验地预设和划定,还是通过广泛的学术对话、博弈、竞争和整合而自然地生成?其实,对待学术边界的态度不同,其性质则大不一样,后果也大不相同。强调学术边界的人总是倾向于把学术“立法”权授予少数学术精英,而主张淡化学术边界的人,则更倾向于所有参与学术讨论的人不管其资历如何,也不论其“出身成分”怎样,都是平权的,他们都有权利和资格就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其实,所谓外行人的意见往往更具有启发性,这正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所在。西方不少汉学家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论著,经常为国内有些学者所诟病,以为他们对中国的东西总是有所隔膜,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东西。我通过自己的阅读经验则不以为然。我从汉学家们的著作中的确读出了过去不曾想到的意思,它毕竟提供了一个“他者”的视角,是我们重新发现“自我”的一面不可替代的“镜子”。这就是它的价值。尽管这些汉学家的汉语不是那么地道,对中国文献的解读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不是那么到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学问的独特价值。甚至连“郢书燕说”式的误读都有意义,更何况汉学家的见识了。纪晓岚说得好:“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12〕极端一点说,即使是野狐禅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突破常规、解构俗套方面,它也许是功不可没的。在一定意义上,学术“外行”与学术“内行”的关系也带有类似的特点。当然,一个整天在农田里耕耘劳作的农民,有一天突然之间却大谈历史学,这的确会让人怀疑。恕我孤陋寡闻,人们似乎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去凑热闹的农民。凡是试图在学术语境中发言的人总是有他相当自信的理由。如叶秀山先生原本治哲学,却冷不丁地写出了一本《书法美学引论》并公开出版,轰动了整个书法理论界,就连书法权威都称赞作者给出了“书法”的经典定义。对这样的事实,不知那些学术边界崇拜者会做何感想?
  主张学术边界明晰的人中间,是不是也有既得利益者隐藏着一种捍卫学术霸权和学术垄断地位的潜在动机和心态呢?也许我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也许我把事情给想歪了。但愿如此罢。想想倒也是,人家圈内人士辛辛苦苦修炼了那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未经过这般锤炼,却横空出世、轻而易举地闯进了人家的领地,来指手画脚、班门弄斧,谁又能够心平气和呢?这的确是对人家的伤害,是对人家的巨大投入的无视,然而对于学术本身的发展和建设来说,它却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学术从来都不怕“众声喧哗”,倒是怕“万马齐喑”。在这种由学术对话所构成的复调式交响合唱中,谁也不能排除出现不和谐音的可能。但如果拒绝它的出现,实际上也就等于扼杀了发现真理的机会。也许这就是学术发展需要支付的必要代价罢。
  强调学术边界仅仅是学者的自圣情结作祟?其实也不尽然。学术话语一旦体制化,就极有可能沦为一种窒息的力量,从而丧失了可塑性,而变得异常地排他。这种刚性特征是同宽容精神南辕北辙的。究其实质而言,学术规范不过是整个学术日益体制化的产物,说到底它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和表现。现代社会为了追求效率的缘故,特别强调专业分工,由物质生产领域一直延伸到知识和学问的领域。这种分工越发达,知识之间的壁垒就越严重。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13〕这一状况从否定的方面强化了突破壁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否则的话,一门学问、一种学术势必会变成一潭死水,最后趋于僵化和死亡。
  现代学术体制的作用,从负面说大致有二:一是培养了一种对体制之偏好的迎合态度,说到底它培养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并强化了体制的保守性。二是体制变成强制性规范,限制了人们对体制合法性本身的怀疑和追问。世人皆推崇体制的正面作用,但在一个以制度为时尚的时代,更深刻的清醒似乎是对体制的负面作用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省能力。其实在古代,没有谁去刻意地设置并鼓吹什么规范(只靠一种朴素的道德信念支撑),也没有哪一位学者为了刻意去迎合某种范式或为了获什么奖项而去写作,但却照样给后辈留下了一大批不朽的传世之作。老子不知是否合乎规范?孔子不知是否合乎规范?倘若拿今天标准的学术写作程式考量,他们恐怕会无一够格。古代的思想家们,其出身更可谓五花八门、背景各异,既有来自平民阶层的,也有贵族出身的;既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也有未经“学院”启蒙的……但这些似乎并没有成为他们得到承认、受到尊重的障碍。相反,人们看重的只是他们事后究竟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什么真货,而不是他们事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资格。那个时代才真正可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那是一个大器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真正能够孕育大家的时代。相反,我们今天学术界的繁文缛节倒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周密、越来越系统,但却依然透出一股难以掩饰的小家子气。“业内人士”可以靠所谓规范的保护,终日躲在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里“孤芳自赏”,生怕“外行人”夺走自己的“饭碗”或者分一杯羹,以便保持一种学术的贵族“气节”和虚荣心。今天的学术规范倒是要什么有什么,但又刺激和诱发出来多少不朽之作呢?吊诡的是,在眼下学术界不乏这样的现象,一篇论文的格式尽善尽美,所有的规范要件应有尽有,但就是了无新意,于真正的学术无任何建设性的贡献。形式的完美无缺同内容的平庸乏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构成对所谓规范的绝妙讽刺。规范崇拜者对此不知该做何感想?这种现象固然不能作为蔑视范式的理由,但它至少可以提醒人们不宜把所谓规范绝对化、神圣化。否则,就有可能限制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创造,而为那些貌似学术的平庸之作提供一块“遮羞布”。我始终相信那句话:对学术的最好评价只能是时间。然而,在一个拼命追求所谓“兑现价值”的时代,谁还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间的考验乃至判决呢?于是乎,规范就派上了大用场。人们可以用现成的规范来衡量现有学术和学人,当下就可以论成败、断是非、选英雄,以至于逐“另类”了。
  全部的危险就在于学术有可能窒息思想。学术的要害在于“术”而非“道”。它属于“用”的层面,而非“体”的层面,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技巧、一种技术、一种繁文缛节罢了。“学”而一旦“术”,就往往有一种制度化的偏好。因为制度可以捍卫学术的权威和尊严。它就像一堵墙一样,把自身和异类或异端之间搞得泾渭分明、壁垒森严。但是,正如D.麦克雷所说的那样:“一旦某个学科有了制度,那么在某个专题上,甚至在知识的推展上,并不需要才气,或者天分,只要规规矩矩地努力就可以了。”〔14〕因为才气和天分对于既有秩序来说,往往是一种解构和颠覆的力量。学术无疑是可学的,它是可以通过严格的训练习得的。只要肯花工夫,肯吃苦耐劳,一般智商的人都不难获得一种“术”的能力,可以成为人们混饭吃的看家本领。但思想却是不可学的,它更需要人的天分,需要偶发的灵感,需要打破常规的发散式思维。一句话,需要胆识和才气。当然,思想的创造决非那种胡思乱想或异想天开。然而真正的思想与胡思乱想的辨别只能靠时间,而不能诉诸少数所谓权威的独断尺度(而这种尺度往往以学术规范的名义),也不能诉诸多数人的同意(因为有可能是“集体的暴政”),而只能诉诸思想在时间中的淘汰和选择。
  事实上,学术更需要宽容。对此大概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当然,宽容无疑也应当有自己的限度。但对学术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其实也大可不必过于着急上火。经过自然而然的淘汰,自会达成一种良性的生态平衡。如果急于人为干预,很可能为某些学霸、学阀维护自己的狭隘既得利益提供独断的机会和借口,同时也有可能阻碍那些在学术上“离经叛道”的原创性思想的诞生。这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它大得足以抵消所能够换取的那点儿有限的收益。就此而言,真是需要来一点儿费耶阿本德所倡导的精神:科学发现是没有规则的,如果非得要找出一种所谓的规则,那么它就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指出:“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境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15〕在他看来,这种科学上的“无政府主义”有助于达致人们愿意选择的任何意义上的进步。费耶阿本德的态度无疑是宽容的和开明的。我们对学术边界的理解,不也同样需要这种宽容的和开明的态度么?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学术上可以投机取巧,不用花工夫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仅仅是说除了学术的正常途径可以成功外,始终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因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而否定学术的常规是误人子弟的;反之,因学术常规的存在而剥夺其他的可能性,同样是缺乏理由的。
  在学术上,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因为它总是导致狭隘的排他性,使得学术对话成为不可能。而学术边界的独断性恰恰是造成偏见的根源。它所制定的学术疆域难以容忍那些所谓不合规范的学问。从历史上看,往往是认同规范比创建规范要容易得多,而且它也更能为学术界所承认;而那些看起来离经叛道但却标志着新范式降临的原创之举,则总是“好事多磨”,甚至遭遇嘲笑和冷落。由于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太高,大多数的人们更愿意走一条稳妥的路子,以规避风险。然而这种讨巧却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
  
  注释:
  〔1〕见《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27日第14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3〕〔4〕〔5〕〔6〕〔7〕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8—9、9、8页。
  〔8〕《弗洛伊德自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9〕高宣扬:《弗洛伊德传》,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10〕K.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11〕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1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
  〔13〕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3页。
  〔14〕麦克雷:《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72页。
  〔15〕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