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3年第1期

尘埃落定水更清

作者:林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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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中国文化人当中,胡适大概是争议最大的一个了。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同,对胡适的看法往往是针锋相对,各执一端。例如,对胡适抗战前关于日本问题的言论究竟怎么看,似乎至今也未能达到一个共识。我曾带着这个问题,翻阅了几种不同版本的《胡适传》,发现作者对胡适某些对日言论的看法就很不一致。有的温和,有的尖刻;有的观点还比较公平,有的持论几乎还是当年痛斥投降派的调子。现在,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我们总可以平心静气来评说一番了吧。
  “九一八”后,胡适公开发表的关于日本问题的言论文章很多,但由于他恪守“我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这一信条(1933年4月11日《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讲了许多不合潮流的老实话而屡遭非议,其中被骂得最苦的,当属1933年3月18日对新闻记者的那次谈话(见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胡适在这次谈话中说:“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此论一出,国人为之大哗,当即受到鲁迅的迎头痛击。鲁迅在《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实为瞿秋白执笔,发表于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鲁迅后来收入《伪自由书》)里说,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什么叫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只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采纳胡适的条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日本不用采取暴力,只须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自然也就不会再抵抗,而且变得更和平,更忠孝,中国民族的灵魂也就被征服了。鲁迅最后论定:“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惟一秘诀。”以后,鲁迅在《算帐》(《花边文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且介亭杂文二集》)等文章里,继续究追不舍,予以抨击。鲁迅一贬,力重千钧。从此,这件事就构成胡适卖身投靠,为敌人征服中国出谋划策的一大罪名,直到今天似乎也难以洗得清。如前几年出版的一本《胡适传》仍然是老调重弹,说什么“实际上是向侵略者献计,乞求饶恕”云云。
  其实,胡适的本意是大大地被歪曲和误解了。我们只要细读一下胡适写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载1933年3月19日《独立评论》第42号),就不难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是胡适在1933年3月12日夜里写出的,比3月18日那次谈话要早六天,这可以证明一点,胡适对记者的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所准备的,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随意之谈。通览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如曾彦修先生《立此存照》一文(见2001年2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所指出的,不过是一句反话。胡适的意思是,只要日本放弃侵略,转而采取和平友好的睦邻政策,是可以赢得中国人民的心,化“九世之仇”为“百年之友”的。文中有一段话对正确把握胡适的思想十分重要,他说:“即使到了最后的一日,中国的‘十八九世纪之军队’真个全被日本的新式武器摧毁到不复能成军了,即使中国的政府被逼到无可奈何的时候真个接受了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了,——我们可以断言:那也只是中国人的血与肉的暂时屈伏,那也决不能够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决不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长强大的;也许只有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我们的民族精神才会真正猛烈的变成日本的永久的敌人!”在这里我们实在找不出一点奴颜媚骨的影子,有的只是凛然正气的宣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屈服的。
  1936年4月12日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一文,在社会上造成的冲击波也是前所未有的。文章一面世,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褒贬尖锐对立。有的高度赞扬道:“此真近来论坛上极有价值之文字,可与千架飞机、百艘军舰争勇武矣。”有的则斥之为“奴才的梦想”,“抹煞了民众的意志”,“喊出了放弃已失土地”,直称胡适是“民众的敌,国家的敌”。同时,日本报纸和日本军方收买的华文报纸也纷纷跳出来进行攻击,说胡适是“日本的敌人”、“中日两国的敌人”。天津一家汉奸报纸公然主张“驱逐胡适出华北”。天津《大公报》也因胡适这篇文章受到日本驻屯军的“严重警告”。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六十多年后,又出现一种颇为新鲜的见解,一位传记作者认为,由于胡适这篇文章也受到敌人的反对,“可见胡适的言论并非完全亲日的汉奸之论”。既然不是“完全”的汉奸之论,那么,至少也有“部分”的汉奸之论了。胡适就是这样的可悲,一顶汉奸的帽子就像幽灵一样老是在他头上游荡着。现在,就让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看看胡适与所谓“汉奸之论”究竟沾不沾边。
  正当日本步步紧逼华北的危急时刻,日本政府忽然放出“调整中日关系”的空气,这显然是个极其虚伪的口号。为此,胡适在文章里首先对“调整”的意义给以正确的界说。他严正指出,中日关系所以需要调整,“是日本对中国的无制限的侵略和不可容忍的优越感造成的中国人仇恨日本的局势。这个仇恨的心理一日不解除,中日的关系一日不能调整;合作与亲善更谈不到”。接着他逐条批驳了妄图迫使中国屈服的“广田三原则”,对其第二条(即“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胡适毫不含糊地指出:“‘满洲国’的造成,是中日仇恨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迫中国承认这个伪国的存在,当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结果。”由引可见,反对者两眼只盯着胡适提出的七条先决条件中没有一条涉及东四省被侵占的问题,就指责他出卖祖国,这不啻为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胡适在“五四之晨”,又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见1936年5月10日《独立评论》第200号)予以回答。他进一步说明他提出的七个条件只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而且“这些都还不够根本解决中日问题”。最后他说:“负责任的言论是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至于握着‘空心拳头’,‘慷慨激昂,气吞山岳’,这一套本领,我惭愧不曾学得,也不愿任何青年人去学。”可惜的是,他的这一衷恳劝告有多少人能够领会并去实行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胡适的所想所思,我们不妨暂且撇开言论问题不说,再来观察一下他的行动。抗战前后,胡适为国事奔走呼号,绞尽脑汁,尽了一个书生报国的责任。特别是在他出任驻美大使期间,他为推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投入太平洋战争,从而使中国抗战局势为之一变,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贡献,是值得史家大书一笔的。但胡适的战时故事太多,就只谈谈胡适在战前的一个小插曲吧,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他。1933年5月,傅作义的五十九军在怀柔阵地上英勇抗击了日本飞机大炮的进攻,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日军撤退后,傅作义派人在战场找到了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的遗骸,全部运回了绥远。绥远人民将他们埋葬在大青山下,并树碑永远纪念。怀柔之战使胡适受到很大鼓舞,1934年5月初,他欣然应傅作义之请,撰写了一篇一千五百多字的碑文,最后有四句铭文如此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们的祖国。
  我们与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四句铭文,依然保持着平白如话的诗风,却有一股深沉的悲壮感流溢行间,表达了他对抗日英雄的无限敬仰。
  1935年7月,按照《何梅协定》,何应钦命令所有抗日纪念物都要掩藏起来,以免刺激日本人。傅作义只好用涂料将胡适写的碑文遮盖住,在上面另刻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胡适感慨之下,又写了一首《大青山公墓碑》(1935年7月5日)的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时,大写青山第二碑。
  
  诗的调子十分明朗,短短四句道尽了他的豪迈之情。一个对国家民族前途完全悲观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