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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物论》与语言暴力

作者:毛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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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闻庄周再世,一部《齐人物论》令洛阳纸贵,今有幸拜读,果然雄才恣肆,力扫千军,评点百年文学,无不鞭辟入里,怎一个酷字了得。如其中《食指〈相信未来〉》一篇说,当所有人的肢体语言都被统一为一个高高竖起的大拇指的时候,他伸出了他的食指——指控现实,相信未来。令人拍案叫绝!如关于湖畔诗人汪静之一篇,说汪诗乏善可陈,我也颇有同感。什么“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呀,对于许多选本所选汪诗,我多觉浅白,夹不上筷子。待我自己编新诗选本,上穷碧落下黄泉,找到一首《死别》:“我死后你把我葬在山之阴……/你不要种梅花在我的坟旁……/你不要种牡丹在我的坟前……/你莫为我悲啼……”着实惊喜过一回。但当我读到十九世纪英国女诗人罗赛蒂(1830-1894)的一首同样凄婉缠绵且更为精美练达的《歌》:“在我死了之后,亲爱的/不要为我唱哀歌/不要在我头上种玫瑰/也不要在我身边植松柏……/如你愿意就怀念我/如你愿意就忘记我……”这份惊喜又丧失殆尽。
  一书到手,不禁囫囵吞枣,必欲一口气读完,这种读书经验是久违了。直读到《穆旦〈神的变形〉》一篇方才打住。
  因为此篇批评有的论者不得要领,将《神的变形》推为“穆诗之最”,而这个“有的论者”似乎就是鄙人,鄙人有鄙文《〈神的变形〉,穆诗之最》前年见于《名作欣赏》。仿佛有的官场人士直到文革浩劫自己也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才恍然想起此前历次运动中被触及灵魂和肉体,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是否也有冤情一样。不过,鄙人阶级成分有欠高贵,没有无产阶级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境界,只能先盘算着如何先解救自己。
  庄周先生意谓在下不懂诗与哲学之别,而《神的变形》是哲人之诗,“哲人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是对诗之本质的偏离”。不用形象写诗果真就是对诗的本质的偏离吗?我看未必。诗有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一是立象尽意,一是直言其意,自古如此。前者如上古虞舜禅位给大禹之时群臣合唱之《卿云歌》:“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后者如唐尧之时一位老农夫独唱之《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太阳出来我干活,太阳落了我睡觉,打一眼井我喝水,耕一亩田我吃饭,皇上老儿的统治与我何干?如此直抒胸臆,怎么就偏离了诗的本质?
  “但它的致命伤正在于思想大于形象”。果真如此吗?我以为,诗可以形象大于思想,其时含蓄隽永,诗无达诂;也不妨思想大于形象,其时明朗畅快,撼人心魄。君不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君不见“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君不见“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做思想的直陈时,不是没有形象,而是大象无形。
  “诗歌必须为世界贡献形象和美,而哲学必须为世界贡献思想和真”——诗与哲学这样分工未必妥当。诗贡献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美,此外还有情与思。诗言志。“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叶燮《原诗》)诗固然不仅言志,诗也肯定不仅陈美。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乃诗之象,葡萄美酒乃象之所寓,夜光杯所承载的葡萄美酒,除了美,还有葡萄酒,包括酸酸甜甜的葡萄汁(情感)和烈性的酒精(思想)。
  还有,何谓形象(意象)?我以为,意象可大致分两种:一是自然意象,包括山川景物风花雪月等等,二是社会意象,包括事物、人物、场面和情节等。《神的变形》以诗剧形式出之,由神、魔、人和人格化了的权力这四个角色的对话结构全篇,读其诗,人物、场面等社会意象宛在目前,怎么能说只是“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
  庄周先生认为,穆旦《神的变形》受到推崇,是因为当代人已经习惯于把“犯禁”当成有价值的代名词,其实犯禁的价值永远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看来,庄周先生是乐观主义者,他坚信禁忌必将消失。但愿他有幸而言中,但愿这个必将的“将”不要太遥远。在我辈看来,如果国人有幸能看到这个“将”,国人是宁愿问世二十余年的《神的变形》和问世二千余年同样以犯禁取胜的《离骚》一同朽去的。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想来,《齐人物论》有断语,无论证,迹近语言暴力。毕竟论者属于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