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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和吴宓

作者:李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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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年又经常被人提起。这几句话确实好,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都在这里面。于右任当年和李宗仁、孙科、程潜竞选副总统,把这几句话写了几千张条幅,遍赠国大代表。可惜,时不我与,势不我力。于右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还是被强力挟持着。梁披云等学生晚辈曾经劝他到南洋当隐士,是不知道他的心底幽微。看他晚年的那些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总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虽是悲歌感慨,总不脱儒者情怀。再且看于右任写于1958年的这首诗:“能养能生共几何,不教饭碗引干戈。将来麦子木瓜大,四季开花结实多。”朴质天然的民本思想溢于笔端。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还曾写下一首散曲:“几章民治残诗,几页人豪战史,名儒名将兼名士,时代光明创始。”综而观之,这不是张横渠那几句话的现代翻版吗?
  因为张载而有“关学”。张载是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五位儒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之一,以后,有朱熹集其大成,使得“理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比汉学、玄学和佛学更加昭帜的“正统”。张载死后,还一度配享孔庙。其实,这都是身后的荣耀,张载的一生,虽然不能用杜甫的“艰难苦恨蘩霜鬓”来形容,但是也经常处于饔飧不继的窘况。他在早年最佩服的是傅介子、班孟坚一类立功边陲的“投笔从戎”之士,又有范仲淹这样文武兼资的现成榜样,德、言、功三立,俱在怀抱。范仲淹劝他一心致力于儒学,必有大成。在无涯学海中,他也曾经想在佛家和道家的学说中间寻找皈依,“又访诸释、老。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1〕。张载在陕西眉县的横渠乡间讲学,其规模和南方的岳麓、东林没法比,但是,他的影响则远远超越了地域局限。他在《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学说,使程颢大为叹服,说“《西铭》明理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自孟子后未见此书”〔2〕。以后接受张横渠影响者像刘古愚、于右任、张季鸾,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坂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
  陕西曾经是汉、唐朝廷的所在地,那些时代的文化名人灿若河汉星辰。到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影响的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张载以一介寒儒,能够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确实可以说是陕西的一个骄傲。陕西地处西北,虽然久为帝都,其实多为苦寒之地,是北方。北方人、北方文化,和北方的食品一样,没有那么多花样,形式的成分比较淡薄而崇尚质朴。这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在中国的一切学问中间都分出“南派”和“北派”。诗歌、书法不用讲了,连昆曲这分明是产生于软语吴侬的玩意,也分出“南昆”“北昆”。钱钟书曾经说:“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3〕可是,大有名于学界的钱基博先生却于1905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舆地大势论》,公开提出大河流域民族即“北人”必须由长江流域民族即“南人”“处置”。钱氏的理由是“南人”交税多,对社会贡献大,在以后的代议制民主中应该居主导地位。第一个站出来批驳的就是于右任。现在收入《于右任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驳钱基博氏〈中国舆地大势论〉》。于右任在比较儒、道两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说:“若就文化而论,南老北孔,作者判断天然。按太史公谓老子为楚苦县人者,系从后日定之,其实苦本属陈,地势当南北两界之间,老子之非长江流域之生产物,可断言也。……然老子之厌世,与孔子之救世,二者孰有益于社会?平心论之,养成数千年不痛不痒之世界者,其学说大有力焉。”〔4〕于右任早年思想便有张载的烙印。于氏在历数“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贡献以后,剀切言之:“北人,北人,勉力为之,宁使天下笑南人之失言,毋使天下笑北人之心死矣。夫同处一高度之中,则无人非主人翁。长江流域者,即大河流域人之长江流域也;大河流域者,即长江流域人之大河流域也。”钱锺书曾经说和他父亲学术路径不同,语焉不详,但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通达”方面,他和于右任倒是异曲同工。
  于右任是张横渠在千载之下的一个期望。于右任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儒家正统当中特别注重“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关学”。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一位和张载志趣学行相仿佛的“关学”传人——刘古愚。
  说起刘古愚,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平生意态。戊戌变法,他以为是挽救中国的千载难逢之机,和北京的康、梁声气相投,成为陕西改良派的精神领袖,一时间有“南康北刘”之称(这里,陕西又成了“北”的象征)。陕西的第一家现代化的轧花厂,是刘古愚和朋友集资,从海外买机器建起来的。变法失败之后,他学习张横渠,在乡下办学,居然自己钻研,弄通了高等数学。他在陕西办学,既不同于为科举做准备的旧式私塾,又不同于新式学校,而是和横渠张载仿佛,教导学生“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教育宗旨,居然在大西北不胫而走,刘古愚被邀请到兰州创办甘肃大学堂(现在兰州大学前身),就死在兰州。陕西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几乎都接受过刘古愚的教育和影响。于右任和张季鸾是刘古愚的及门弟子,吴宓年辈晚,未及亲炙謦咳,但他少年时读书的“宏道学堂”也是刘古愚培植过的。“关学”的精神贯注在这三位事业不同、经历迥异的风云人物的毕生学行之中。
  张季鸾曾经在《烟霞草堂从学记》中谈到刘古愚当年办教育的环境:“烟霞草堂为庚子后所建,在唐昭陵之阳,负山面野,深谷怀抱,唐诸名将墓皆在指顾间。地极清幽,去市尘十里,群狼出没,常杀人。”“先生书斋,冬不具火,破纸疏窗,朔风凛冽,案上恒积尘,笔砚皆冻,而先生不知也”〔5〕。刘古愚是一个把国家兴亡挂在心间而且喜怒形于颜色的性情中人。“先生酒后谈国事,往往啼哭。常纵论鸦片战役以来,至甲午后之外患,尤悲愤不胜。此外,喜谈明末诸儒逸事,尤乐道亭林、二曲两先生。清代人物,则重湘中曾、胡、刘、罗,及戊戌死难诸人。”这些,就让人想起陈寅恪的家门自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际,议论不出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刘古愚虽然居于乡间,却真正是身无半文,心怀天下。他得“北刘”与“南康”齐名,弟子辈与有荣焉,刘却说:“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乃吾党耳。”这倒不是文人相轻说大话,吾道不孤之意耳。刘古愚又不是一个简单冲动的民族主义者。在义和团事变中被慈禧太后杀给外国人看的陕西籍朝廷大臣赵舒翘,是刘古愚的好朋友,刘办学曾经得到他的全力帮助。赵在“拳变”中推波助澜,以为可以藉与外人抗,刘古愚提醒他勿袒拳民,赵不知其中幽微,终于当了替罪羊。刘古愚的学问不是当官往上爬的敲门砖,性情便不因为学问大而扭曲。还是张季鸾的回忆:“乡人求教,无不满意以去。然贵显干犯,则严峻自持,党祸流言,俱置度外。偶遇官吏来谒,直言政事得失,不避忌讳,故抱膝深山,为清议所宗。忆入陇议起,礼泉知县某代陇吏致聘书,载丰宴来山,余等待门外。席间,忽闻先生抗声曰:‘老父台胡说!’知县唯唯。门外人不知何事,相与匿笑以为奇。明年上元,知县请入城观灯。归,告余等曰:‘今日知县夸灯好,我告以‘使良民为无益之戏,何好足云’。知县大不欢,我不顾也。’其严直类如此。然先生非故作矫激傲富贵,第从心言事,平等待人而已。”
  张季鸾以后做了记者,把乃师的这种平等待人而又往往容易被人看成“故作矫激傲富贵”的意趣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长期担任《大公报》主笔,几乎天天有社评文字出其手。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夕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说:“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作为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蒋介石说的也是心里话。以后的军人阶级,在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大刮离婚再婚之风,和蒋介石的提倡大有关系。张季鸾在12月2日便撰文《蒋介石的人生观》说:“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为动物生活。”“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共有之耶,何以离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张季鸾给老蒋讲世界观,讲革命观,讲恋爱观,大有耳提面命、颐指气使之慨。刘古愚夫子教训县太爷的架势被他拿来在“最高”面前大大过了一把瘾。但是,张季鸾没有忘记他是一个执天下公器的新闻工作者,他面对的是全体读者,他要以理服人,并非只图嘴皮子快活。他继续说:“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以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奈何更发此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骂一个大人物不学无术,就真正把他钉在耻辱柱上了。张季鸾对蒋家可谓一骂再骂,且看,1927年12月9日《大公报》社评:“现在无论南北,不拘新旧,非脸厚心狠不足以成功名,非善拍能吹不足以博位望,名流即是下流之别名,好人坏到坏人所不齿。”骂得多么精彩,多么文学艺术。台湾的李敖以善骂著称,他喜欢用“剥什么什么人的皮”这样的题目,一搭眼便让人看见恐怖,他的恐怖和他骂的恐怖抵消等于零。李敖自吹五百年来没有比他好的文章,张季鸾之死离现在才刚刚六十年。
  在抗日战争发动一周年之际,《大公报》发表了蒋介石署名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此文是张季鸾代笔,其中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更是张季鸾的得意之笔。张季鸾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他的大恸;而没有看到以后的大规模内战,也应该是他的大幸。以前我们很难听到张季鸾的名字,甚至连专业搞新闻的也对其人不甚了了,或许就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骂之后又给蒋介石出谋划策。于右任早在1910年的《民立报》上发表过一组文史随笔,其中一篇谈辛弃疾的词:“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于右任说:“世传此词为辛幼安赞成韩(佗胄)相开边之作,以为幼安病。或者又谓其非幼安作。予谓此词光焰万丈,韩自失败耳!即为幼安作,何足为病!国事日艰,文人笔墨,皆带一种肃杀之气,亦属不祥。齐唱《大风》,此日何日,予亦愿作《大风歌》也。”于右任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张季鸾,理解一切出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心艺慨。张季鸾死后,灵柩归葬陕西,于右任把他送到重庆郊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他有礼敬之词。于右任作《悼张季鸾先生》,追述了他和刘古愚的学问渊缘:“古愚师治《通鉴》、《通考》甚精核,又刻欧阳公《新五代史》,先生得师承观览,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而后来历办各报以至今日《大公报》论述之成功,其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固早有所受之也。”〔6〕于右任自己也是一位老报人,他谈张季鸾就像在谈他自己。这是心灵的交汇。
  吴宓的志趣学行和于右任、张季鸾有所不同。于、张早年均处于贫寒之中,并以儒学立身,亲历清朝末年的社会糜烂,眼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对改良以救中国的道路都认为行不通。二人都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信徒。吴宓则出生在一个富裕之家,十七岁时十分幸运地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以后便公费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吴宓一生的思想行为,都没有离开“保守”二字,即使对于辛亥革命,他也有很多非议,这样的思想底蕴,一直影响到他以后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只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扫庭犁穴般的破坏,而吴宓敢于在“批林批孔”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他的迥异于人的平生学行和独特人格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吴宓的父亲和嗣父都曾经就学于三原宏道学堂,是刘古愚的学生,吴宓因此而称呼刘古愚为“太老师”。吴宓的嗣父吴仲旗虽然做过于右任任靖国军总司令时期的秘书长,但本质上不是一个革命家。吴宓在“自编年谱”里面曾经说仲旗公在吸引女人方面本事最大,在甘肃任凉州都统时期吃了一回官司,几乎把性命丢掉,原因竟然是他在与同僚一起逛花街柳巷时独得妓女们的亲媚,惹起同僚醋心齐燃,合伙设谋把他送进了班房。其时吴宓在清华学校读书,为营救嗣父,不得不奔走权门,看够了其间丑恶。到美国去究竟学什么,吴宓曾经这样记述:“而尤为痛心者,则爹尝言‘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7〕吴宓当时只有二十岁,虽然性格比较懦弱,毕竟血管里流的是青春之血,他在这段日记后面写道:“余书此语,余手几僵”。觉得“万事皆无趣味,每欲自轻生,惟念及他日对于斯世及生民有重大之责任,遂复勉自振”。在进入苍茫人海的起初,吴宓的思想里就充满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在以后的生活里,不论遭遇大事小情,吴宓都要被自己的情绪折磨一番两番甚至四覆三翻。在美国,他和“哈佛三杰”陈寅恪、俞大维、汤用彤都是好朋友,但是,那三人都不像吴宓这样自己折腾自己。陈寅恪在外国游学十五年,就是要把中外古今的文化流变琢磨够,他的家族就是中国近代文化人参与政治又远离政治的典型。现在他从中心来到了边缘,这是别人无法模仿的澹定,他的阅历和观察力决定了他只要发而成文,就不会是情绪化的文字泡沫,就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和长久的价值。虽然陈寅恪只比吴宓大四岁,却在一见之中便使得多愁善感的吴宓心悦诚服。汤用彤似乎不像陈寅恪和吴宓那样经常有“游于艺”的雅兴,他的身上也没有多少“风云之气”,他不以传奇色彩给当时和以后的人们以谈助,就是持之以恒地做学问,撑持了自己朴实而茂盛的一身。俞大维本来学哲学,聪明渊雅人人佩服,但是,他以后却从政,做了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比较之下,吴宓最拿不定主意。他开始想学点“路矿”之类的“实学”,又想学习新闻出版,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却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待人接物的能手,倒适合用笔记录自己纷繁的情绪和层出不穷的思考。在去美国之前,周诒春就告诉吴宓,以后就学习文学,写一辈子文章。这其实是一条最渺茫的人生之路。吴宓最后的文化定格,其实并不是他的文章,而是他的行为。而他的很多行为,在他身后才得到一点认可。钱钟书去世之前最后的文章,就是给《吴宓日记》写的那篇序。钱钟书说:“及闻先师于课程规划‘博雅’之说,心眼大开,稍识祈向;今代美国时流所讥Dwems,正不才宿秉师说,拳拳勿失者也。”钱钟书一辈子没有佩服过几个人,他对自己父亲也没有过这样的语言。Dwems是对人文主义的嘲讽,被人认为是“幽默大师”的钱钟书在文化生命的最后,却皈依于此。这是世纪的澹定。
  这个话题聒噪人耳一百年,似乎美国人很谦虚,把他们自己的物质文明没有怎么当回事,也好像他们怕中国人学得了他们的声光电火,“师夷长技以制夷”。清华学校本来就是洋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之门以后的产物,在这里学习准备放洋的青年有几个不是想出去学点硬碰硬的本事回来?吴宓亦莫能外。到美国之后,白璧德老师却一再称赞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认为这是把物质文明已经发达到有害程度的现代世界往良性道路引领的法宝。长途中黑夜觅路,倘见光明已是兴奋不小,再若被证实这光明原来在自己身上,就不仅兴奋,还有了自尊。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吴宓自己的学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他在教育方面,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钱钟书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把中国学问放在第一位。到晚年,他的《管锥编》,以中国文化为主干,融合中西古今,在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劫难,又因为长期闭关锁国而致西方学术也如空谷足音的情景里,发覆破的,成为一时代的学术象征。有钱钟书这样的学生,吴宓一生足矣。钱钟书的学问融合古今中外,不以门户自囿,在这一点上,乃师亦早有言在先。吴宓早年便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吾年来受学于巴师,读西国明贤之书,又与陈(寅恪)、梅(光迪)诸君追从请益,乃与学问稍窥门径,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贯,天理人情,更无异样也。”〔8〕这其实可以和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等量观。只是,吴宓说这番话是在1919年,只有二十五岁。
  以文化为职志,是吴宓在美国留学期间给自己一生确定的方向,从这时候起,乡贤张横渠和刘古愚那种在黄土地里生长起来的崛强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便作用于吴宓的事业生活。在回国之前,他就计划: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每月必须先拿五十元捐作与同人办报刊的经费,以五十元买书,按日计时,自行研读。其余奉亲养家,一切无益学业品德的交游享乐,一概弃绝。“宁使人讥宓为怪癖,为寡情,而绝不随俗沉浮。”〔9〕以后几十年的吴宓,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诺言实行的。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主编《学衡》杂志,是吴宓对于自己文化牺牲精神的确实体现。国学研究院建立之初,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导师都是吴宓亲自到府上迎聘的。为了聘请陈寅恪,吴宓给学校当局作了不厌其烦的介绍。陈寅恪出身世家,在生活上是轻易不肯委屈自己的,“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是他的家门自道。吴宓为陈寅恪寄薪水,寄购书费,陈寅恪未进清华之门,已经花了学校几千大洋,而当陈寅恪到来之时,吴宓却因为学校的人事纠葛而去职,但他还是陪陈寅恪看梁启超,访陈垣,使陈寅恪初进清华,便没有陌生之感。王国维应清华之聘,也和吴宓的虔诚礼敬有关。王国维在清华首讲“古史新证”,吴宓和学生一起恭听笔记。王国维投颐和园自尽前留下遗书,要陈寅恪和吴宓为他整理遗下的书籍。这时候吴宓已经不是研究院主任了。王国维和陈寅恪看上吴宓的,除了志趣相投,主要还在他能够因人舍己,有诺必践。办《学衡》使得吴宓落了不少批评甚至攻击。现在回瞰,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环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刊物,实在难能可贵。可是,这刊物办了七十多期,几乎每一期都有吴宓的苦撑苦熬作记录。有段时间,连《学衡》的开创元老柳诒徵也要把正在刊登的《中国文化史》抽下,梅光迪甩手不管,吴宓求救于陈寅恪,陈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可能是一时忿语,却给吴宓不小刺激。为了把《学衡》办下去,吴宓给同人写信说:“下年应给中华(书局)津贴凡六百元,宓愿独力捐垫,倘诸公有顾念宓之处境艰难而志愿捐助者,则殊为感幸云云。”〔10〕以后,在1961年那样艰苦的年代,间关万里,去看望陈寅恪的是吴宓,到1971年,自己还朝不保夕,却致书“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打听老友陈寅恪情况的,还是吴宓。难怪一生不轻易感动的钱钟书最终对吴宓有泪如倾,并且将自己平生学业归入“先师”门下。这是道德的力量。严格地讲,二十世纪不是一个学术的时代,是一个行为的时代,陈寅恪和钱钟书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而吴宓的行为,其痴心至性,则真正是难觅其俦。
  如果说,于右任和张季鸾是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更多传奇英雄的色彩,吴宓则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变异当中一个承受八面来风的悲剧人物。世纪澹定之后,更加多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可以体会到精神冲突的幽微万状。吴宓以自己的敏感和不趋于时,用自己的毕生痛苦做感光胶片,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心史。他自己居然在痛苦中间成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先知先觉。1926年的夏天,吴宓曾经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心憔神悴的吴宓没有参加,而且,他决定搬出藤影荷声萦绕的西花厅。在他前面,还会有数不清的烦恼。他翻开一本久违了的线装书,心绪渐渐平静下来。这天,他写下一段话:“阴。雨。是日细读刘古愚太夫子《烟霞草堂文集》,多所感发。古愚太夫子之精心毅力,其一腔热血及刻苦实行之处,宓自谓颇似之。愿更奋勉,而有所进焉。”〔11〕
  
  注释:
  〔1〕〔2〕冯从吾撰:《关学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一版,第1、5页。
  〔3〕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补订本前言。
  〔4〕〔6〕《于右任》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167页。
  〔5〕《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128页。
  〔7〕〔8〕〔9〕〔10〕〔11〕《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第370、45、135、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