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3年第1期

在锈弦上轻轻弹奏

作者:曾 园

字体: 【


  加缪曾说过,一位东方的智者总是在他的祈祷中要求神明使他避开一个不甘寂寞的时代。我猜想,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中国小说家也这样祈祷过。而今天,这个要求不期而然地实现了。至少,在宣传、“策划”与严肃评论混而不分的今天,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多地关注一本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何尝又不是一件好事,这使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莫言的新书《冰雪美人》,然后来谈谈书中的几个“问题”。
  
  一、评论家眼里的莫言
  
  两年前,某先锋作家出的一本新书封面上出现了一顶惊人的桂冠:“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最有希望?跟真的似的。不久我们就从侧面了解到此作家的书在国外被学者们认为语言水平跟中学生差不多。用我们话说就是“学生腔”。
  在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大谈小说里面深奥而高明的问题时,在他们为派别纷争殚思竭虑之时,甚至在决定倡导还是不倡导“个人化写作”时,都忽视着这个问题。一个最可悲的现状是,许多写过一些感人至深的作品的作家,语言至今没有过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城发表了许多评论家认为“语言很好”的《棋王》,莫言也发表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少数敏锐的评论家开始注意到“语言”。我记得季红真写过一篇文章归纳分析了莫言小说语言魅力来源的几个因素。在那种无序的“探索”及混杂的批评浪潮中,这种声音显得很微弱。
  九十年代中期后,小说探索风气荡然无存。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又变成了他们这个行当的原始角色——单纯讲故事的人。他们大多数人先后编着企业改革、离婚外遇、民工妓女以及“文革”的故事。或许有些幽默,有些俏皮,但仍然脱不了“学生腔”。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语言发生了些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却带上了一股子“翻译腔”。
  而莫言仍然独自在他一部又一部小说中继续磨炼他的语言。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他的文学都有非常强烈的、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他引用了高尔基的一句话:语言是小说的第一要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曾这么说过,现代派代表人物艾略特说得更不含糊(要求也更高):言语逼迫我们/使部落的方言纯净(《四个四重奏·小吉丁》)。
  然而莫言的很多小说还没有在这个背景下被读清楚的情况下,结论就匆匆下了并匆匆进入了“文学史”。比如说,有个教授在他的著作里指责莫言的小说“思想贫困”,有段时间有个批评家说“最近”莫言很“惶惑”,原因在于很多年轻的小说家“红”了,而莫言仍然没有第二部《红高粱》问世。
  貌似铁板一块的定论根本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而小说的语言却能在小说的故事被所有的人都熟识以后仍然熠熠生辉。这就是衡量小说艺术的标准之一;它能让人产生重读的欲望。莫言多数小说经得起这个标准的考验。近二十年来,莫言小说的语言魅力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如果把他这些年的小说放在一起看,这种变化也许会让人吃惊。
  从早期的《大风》、《枯河》开始,莫言在小说语言上求新、求细,在“细”中挖掘更多的象征意义。这种努力朝几个方向发展。如果鲁莽地按照小说内容来分类,莫言相当多数量的小说可分成儿童类、女知青类、爷爷父亲类。在这几种类型中莫言都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追求象征意义在莫言当时的许多小说中似乎形成了主流。许多评论家对这种犹豫、冗长、黏稠的风格持欢迎态度。他们赞许的方式在现在看来很特别,那就是把莫言和福克纳相比。到现在为止,把一个作家和现在正在流行的外国作家相提并论似乎仍旧是评论家的职责,也是给予这个作家的最高荣誉。我不想在这里对福克纳表态。但是,我想说这种冗长累赘的叙述方式既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小说语言,同时也让小说远离了中国大众。迎合大众不是严肃作家所为,但背离大众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一个作家可以远离大众(对话仍旧可能),但不必偏要走和大众相反的方向。
  这种倾向还表现在莫言小说的结构上。比如说早期广受赞誉的名篇《爆炸》中作为“对位”出现的狐狸,《球状闪电》中的“鸟老头”。诗意当然有诗意,某些知识分子还很喜欢。那些“象征”甚至也可以在硕士论文里罗列出一大堆供导师们划圈。但是莫言的长处何在?他最擅长写农村里出现的古怪事物:鸟老头、球状闪电、洋种奶牛、双黄蛋。如果非要去找看不见摸不着的“深度”,请问这是否是在向梨树要一个小小的苹果?
  
  二、在评论家的视野之外
  
  莫言之所以是莫言,主要在于他小说语言中表现出来的多方面才华。后来出现了大批写“我爷爷”、“我奶奶”的模仿之作,其中的故事也有的写得很好看,但多数作品小说语言仅仅粘稠而不生动,至今大都已湮没无闻。
  从莫言早期那篇震撼人心的《白狗秋千架》中可以看到,“我”与“暖”的精彩对话,真实(符合农村“生活”),自然(流畅,不拘泥于交代情节),极富艺术张力。活灵活现的人物——“哑巴”也让人难以忘怀。在丑恶而令人绝望的生活中莫言竭尽全力捕捉到了不少“闪光点”。大江健三郎提到了《白狗秋千架》并非偶然。我们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的艺术性仍然是可信的,形象新鲜而饱满。赤裸的人性,赤裸的贫穷,还有赤裸的回忆,一切都是以完美的“现代感性”描写出来。除了语言没有达到后期的炉火纯青、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不够尖锐之外,一切都是那么强烈。整个故事很有“中国味儿”,同时又有“世界性风格”。
  在后来的中短篇小说中,莫言出人意料地摆脱了那些复杂的象征和对位,甚至他引以自豪的“童年视角”也渐渐在发生变化。《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不再以那种痛苦而清新的童年视角来看世界。“纯洁”的神话开始消解。一种无所谓的、大大咧咧的“小流氓”的视野弥漫在小说中。令很多评论家难以忍受的风格一开始就遭受到了牛头不对马嘴的批评,然后评论界对莫言沉默了。其中关键一个问题是,令人“恐惧”的“行为”究竟象征了什么?其次,莫言的态度是什么?在小说中看不出来。于是,爱说大话怕说错话的评论家都不言语了。
  我愿意把《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和意大利的阉伶歌手相提并论:你必须有所失,才能婉转地唱出那些困难的高音。这就是阉伶歌手的道德。作家也一样在不断地放弃,放弃成为圣人、哲学家、道德说教者,直至成为一个大江健三郎所说的“边缘人”,最后才有一丝可能在艺术领域里掘到一口深井。
  当然,评论界是欢迎“边缘人”这种新鲜说法的,但是不久,莫言写的反腐倡廉题材的《天堂蒜薹之歌》又让他们吃了—惊。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一篇对《天堂蒜薹之歌》有深度的评论。喜欢把艺术简单化的评论界也许对这种矛盾性感到很为难。但是艺术家即使在边缘化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自由,庞德可以在《比萨诗章》里痛斥税收制度的弊端,波德莱尔也可以高呼“打倒奥皮克将军”。不管艺术走向何处,艺术家永远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材料。
  
  三、新探索
  
  莫言在新小说集《冰雪美人》中展示了他新的艺术追求。从短篇小说《冰雪美人》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我们多少有些熟悉的“文革”少年(这些少年基本上与作者同龄),而是一个会半生不熟地运用些新名词的小镇“当代少年”。没有创作经验的评论家可能不太相信,这种题材极富挑战性,几乎很少有成名作家敢写当代少年的青春期故事。张贤亮十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有名气的小说《早安朋友》,写一些高三学生高考的事,被王蒙不客气地评价为“丢份”,这种题材难度可见一斑(写学校生活,我以为至今尚无人能超过王蒙的《青春万岁》)。
  莫言为什么热衷于写少年生活呢?评论家曾经长时间异口同声地赞扬莫言的“童年视角”的独创性,但他们举的例子却是说明语言的生动性的例子。他们没有回答以下问题:莫言为什么钟爱“童年视角”?莫言小说新鲜、生动的风格和“童年视角”有何关系?一采用“童年视角”就能自动获得了“新鲜、生动”的风格吗?凝神细察莫言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是在用“童年视角”来寻找语言的突破口。回过头看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人们会慢慢发现遭到最大破坏也最易让人忽视的也许是当代汉语。对于语言感觉敏锐的作家而言,几乎每一个汉字所蕴涵的活泼韵味都被劫掠一空(剩下的是钙化松脆的最高级形容词空壳),一篇“文革”文章在作家眼里仿佛是屠杀汉字的刑场。庞德在《如何阅读》中沉痛地预言过:“……当他们(文化人)使用的工具、他们的作品的本质即以词指物的方式腐烂了,那么,社会和个人的思想、秩序的整个体制也就完蛋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一个未被记取的教训。”
  通过儿童学习语言并非莫言的独创,稍稍涉猎过外国文学理论的人就知道,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就赞扬儿童们那种未被磨疲的、新鲜的感觉。他们向儿童学习,目的在于清除心理上所有机械的自动反应,促进语言的更新,形成敏锐的认知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使语言奇异化”。后来的现代派艺术家(马蒂斯)也曾尝试过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莫言在写作初期自发地找到了一条荆棘覆盖的老路,对他而言是有效的。对轻率的理论家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意义非常深刻的“哲理”。这也许就是对莫言误读的症结所在。
  说到对少年心理的研究,莫言的确有过人之处。在《冰雪美人》里,这种心理观察有了新内容。主人公不再像以前的“文革”少年一样,爱上了比他大几岁甚至十岁的漂亮女知青,他爱上的是同班同学。而恋爱使一个人第一次感到有必要对日常语言进行革新,在这一点上,主人公和作家是合拍的。但这样的内容可能让很多优秀作家不寒而栗。他们不敢冒这种风险,因为稍不留意小说可能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青春美文”(当然,脸皮厚的作家不怕,他们甚至也不怕写得不如中学生)。
  那些轻率的读者可能多少有点失望,这个故事中人物的“感情生活”和“文革”少年有点相像(如《白棉花》、《爱情故事》)。不过要求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每一篇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是不合理的要求。在《冰雪美人》中,可以辨别出这个当代少年不再孤独地与大自然互通声息,许多社会上的声音已经融入了他的内心独白之中。
  
  退了学的孟喜喜与母亲合力把孟鱼头经营得轰轰烈烈,我经常看到她身穿红色旗袍,站在店门口招徕顾客的样子。每当我看到她明媚的笑脸,心中就阵阵刺痛,仿佛被尖锐的东西扎了。她离开学校以后,年级主任在神圣的课堂上,用与她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下流语言,诬蔑孟喜喜,说她干上了“那一行”。看到她穿着开衩到了大腿的旗袍,化着浓妆,站在店门前,对着客人卖弄风情的样子,我就想起了年级主任的脏话。
  
  让人玩味无穷的文字包含了作者对几种语言的熟练领悟。这里面有中学生的多重语言(男生之间的“流氓”语言,内心的纯情独白)、年级主任声色俱厉的“训导语言”、小镇居民评论市场经济的语言和背后议论人的嘀嘀咕咕。这一切都混而不分地融化到一个少年痛苦的内心和沉默的眼神里。这些不同的声音以及各种声音包含的价值观,普通读者都能心领神会。
  在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以后不久,少年的心情发生了变化,想起往事“我只是感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但是这种减弱的感情一点儿也不缺少复杂性: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孟喜喜,也很长时间没有想起她了。我确凿地认为她已经干上那行了,尽管她干上了那行也不能说她下贱……
  
  少年“很长时间没有想起她了”,而且“确凿地认为她已经干上那行了”(为什么这样认为?这种无端的心理逻辑勾勒出了少年心中那道被深深犁过的痕迹),在小镇少年混乱的思想中,这两件事情可以互为因果、自圆其说。但是接下来的话又推翻了以上整个结构:“尽管她干上了那行也不能说她下贱。”读者读到这里,已经不敢再相信前面说法的真实性了。感情的众多层次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表面上,少年已经平静了,就像小镇上那些各色人等一样……
  孟喜喜到这个诊所里来,究竟得了什么病,莫言不交代。好求甚解的读者可以在小说中前后查找:孟喜喜先是“脸色惨白,额头上布满汗珠”。但由于几个急性病人的干扰,孟喜喜的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孟喜喜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当“我”“倒了半碗开水,端到孟喜喜面前”。“她摇摇头,痛苦的脸上挤出一个扭曲的微笑,低声说:‘谢谢。’”在这一段里,少年的奔腾不息的心理活动停止了,一切描述就像是一台多疑的摄像机在慢慢移动,语言的特点是细致、小心翼翼。
  当医生做完了一个手术后,“换完了衣服洗完手坐在椅子上吸足了烟喝饱了水要为孟喜喜看病的时候,一个莽汉像没头苍蝇一样破门而入。他双手捂着脸,鲜血从指缝里流出来”。这时,“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汗水,脸色白里透出黄,嘴唇白里泛着青,连她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雾”。照“我”看来,“……她现在是这样地噤若寒蝉,是这样地无声地、凄凉地微笑,是这样地轻轻地摇头。”作者的语言像梦幻,又像是对描写对象如痴如醉地倾诉。动人心魄的美、不知名的致命疾病、爱情的宣叙调,统统织成了读者紧张又奇特的期待。
  到最后,“门外的大雪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风力也减弱了许多。一缕阳光从厚重的灰云中射出来,使积雪反射出刺目的白光,我们的房间顿时一片明亮。我对她说:‘雪停了,太阳出来了。’”
  “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更没有用声音来回应我的话。我突然发现,仿佛就在适才的一瞬间里,她的脸变得像冰一样透明了。她的上眼皮也低垂下来,长长的睫毛几乎触到了眼下的皮肤上。”
  最后再看一眼:“她似乎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脑袋便突然地歪向一边。”
  孟喜喜之死奇怪地以一种歌唱的调子来讲述,特别是其中对大雪的描述,通常应该作为凯旋或爱情得救的象征,然而在这里却成了死亡的背景,语言似乎也染上了痴迷而紧张的临终征候。
  在一个多少有点闭塞、恶俗的小镇上,出现了一个少年看来让他震惊的美的瞬间。的确,许多事情没有讲明,作者也不表态。意义的缺席让仓促的读者感到了气闷。但是意义的缺席并不等于意义的空无。莫言在小说中克制了意义的涌流,把意义推向了远方。请把小说再读一遍,一部分读者就会发现作者悄悄地在好几个地方已经敲进了几个“楔子”,一小部分读者说不定会发现这篇小说像是一份曲谱,第二遍阅读不再是看故事,而是参与了演奏,同时你开始欣赏作者的娴熟技艺……
  另一篇我觉得也很有新意的小说是《倒立》。据莫言自己说,《冰雪美人》和《倒立》“使用了传统的写实手法,没玩半点虚玄。我不想证明给别人看,我只是想试试自己有没有写实的能力”。这种新尝试使《倒立》具有了崭新特色。在这个情节简单的小说中,几个老同学聚在一起吃一餐饭,请客的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主人公魏大爪进入“政府宾馆一号楼西餐厅五号包间”时的内心独白这样的:
  “起初我还以为是服务小姐撒在廊道地毯上的空气清新剂的气味,但我很快就判断出不是空气清新剂的气味,那气味多么浅薄啊……”“沙发是白色的,一看就知道是用上等的羊皮做的。”“大圆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台布下边还有一层深红色的绒布,我知道那叫天鹅绒,与悬挂在窗户上的落地窗帘是一种料子。大圆桌的中央是一块圆形的茶色有机玻璃能够旋转的,这个我懂,要不这样大的桌子如何夹菜呢?”魏大爪的独白表面上是“内行”的,然而他那种东瞧瞧西望望的的神态说明了什么呢?莫言在这里摹拟一个曾“见过世面”但生活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的“自强不息”的心理状态,这才是真正的“现实”,真正的人性。莫言很少写城市题材,他抓住了能体现城市性格的核心人物,语言虽有夸张,但仍可以说是逼真的。
  魏大爪甚至为自己见过世面暗自得意,“这些伙计,束手缩脚地站着……泄露了他们心里的紧张。别看他们大小都是官,其实也都是些土鳖,没见过什么大场面,还他妈的不如我呢”。(他不知道别人都在盘算着对部长讲什么话,提什么要求,怎么提才自然。)“那张大圆桌的中央已经放上了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蹲着一只用萝卜刻成的孔雀,当然是开了屏的雄孔雀。我知道这盘菜是看的而不是吃的。”(这句话漏馅了)“……冷盘,里边有酱牛肉、炸蚕蛹什么的,这是可以吃的。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应该浅尝辄止,如果让这些东西填满了肚子,后边的熟菜就吃不了多少了。”所有的人中只有魏大爪一个人在琢磨着吃。尽管他“什么都知道”,但他的“无知”已经被写尽了。在他看来,人家处处在设谜,一心想要考倒他,揭穿他来自社会底层这个事实。他的语言越是松弛,他的心里越是紧张。
  昔日的校花谢兰英“倒立”时“腿上的裙子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滑下去遮住了她的上身,露出了她的两条丰满的大腿和鲜红的短裤”。这种纯净水般的描述语言让人摸不着作者的意图,但既然小说的题目是《倒立》,所以那些想忘记“倒立”、忽视“倒立”、回避“倒立”的做法和想法都会在这个题目下无所遁形。而所有的解释,也都必须围绕这个强大的磁场旋转。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这句话说的是阅读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文化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格局并非来源于泥沙俱下的阅读。庞德说,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没有语言的健康就没有思想工具本身的整洁。莫言的小说创作让我看到了汉语的希望,请允许我重复诗人柏桦的话,我看到了恢复汉语血色素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