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作者:李先闻

字体: 【


  编者按:李先闻先生为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是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1902年出生于四川江津,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先后就读中等科、高等科,1923年毕业,同年赴美留学。1923年至1926年就读普渡大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至1929年就读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先后在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70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先闻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购得此书版权,列入“中国现代科学口述历史丛书”(即原拟名为“二十世纪口述中国科学史丛书”)之一种,将在近期出版。为使读者先睹为快,我刊本期选载其中第九章《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1.稻麦改进所
  
  1938年春在家过了春节后,同李竞雄坐船下渝,和稻麦改进所所长杨允奎博士乘小包车直发成都。那时成渝公路已通,由下江来渝的小包车,因汽油还有储存,仍在行驶。由渝至蓉,是沿东大路修建的,全长四百多公里,内江是半程,因动身较迟,所以当晚就宿在内江,第二天午后到了成都东郊外原来静居寺的稻麦改进所。我同竞雄分配到一间宿舍。吃的是包饭,六块大洋一月。那时生活程度不高,尤其在四川,更觉得大洋值钱。八人一桌,四荤四素一汤,初一、十五还可以大打“牙祭”,鸡鸭鱼肉之多,好像吃喜酒一样。我的薪水是三百六十九元一月,抗战关系,发薪七折八扣,这样我每月还有将近两百大洋的收入,生活相当富裕。
  “七七”事变以前,四川进入建设时期,在农林方面,设有许多的改进所。如稻麦、家畜保育、病虫(成都),林业(灌县),棉花(遂宁),蚕桑(三台),甘蔗(内江),园艺(江津)等,统由四川省建设厅管辖。所长人选,多半是四川人在国外留学的或国内著名大学毕业的。那时农业建设,似乎都注重形式,“所”、“场”纷纷成立。有一个所,就有一个衙门。因为是农事机关,庭园多半培植花木,是可供游人游览的胜地,好像在军阀时期,北京“三贝子”花园的农业试验所,就是一个极显著的例子。我回国后,到过不少城市,参观过各地遍设的农业机构,差不多都是这个格调。到静居寺以前,我畏惧的亦在此。哪知见了允奎后,这个恐惧都消失殆尽。允奎(编者注:即杨允奎)是清华1929年毕业的,也是清华留美制的最后一班生。允奎似乎与我差不多大小,是川北安岳县人,清华毕业后,在Ohio State念遗传学,得了博士学位。人比我略高,口比较阔,脸现酱铜色,剃平头,虎虎然有活力,常微露笑容,见面后知允奎是君子人,的确是想为国家做事的人。前面提到过的彭家元,已先到所工作。彭的老同事陈禹平等,也都来帮忙,所中那时有徐守愚、陈之万(中央大学棉业训练班毕业)。
  总所在成都静居寺。由公家拨来庙产六百余亩水稻田,全在都江堰灌溉系统内。附设三个分所:一在泸县,一在合川,一在绵阳,分别代表川南、川东及川北的地区。每个分所都有分所所长一人,都是允奎的学生们(允奎返国后,先后在保定及川大教书)。其他还有“老玉米”张连桂,“红苕”洪瑞林,以后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来的有冯天铭、杨鸿祖、蔡旭,及日本京都帝大念了短时期的管相桓等人。人才很整齐,做事都肯任劳任怨,合作无间。所中人员都是斗笠一顶,草鞋一双,上身穿的是三峡布衣(卢作孚的织布工厂出品),下身穿遂宁织的黄色紫花粗布裤。抗战时公务员每天要办九小时公,礼拜天上午还加班五小时,上下一心,共赴国难。我那时的职位是技师,除开有关土壤工作外,似乎我都负责指导、讨论,同时还领导同仁在田间工作。这种以身作则的工作风气,一经倡导,同仁们都不管日晒雨淋,风吹露侵,把田间工作当为必修课。可惜所中图书馆的藏书不多,否则在那段抗战时期中,多看书,多研究,使经验与学识互为表里,更可造就许多学人了。
  孟及人本来留在武昌,后因武汉危急,也转来后方成都。那时合川分所的人手有限,所以派人前往帮忙。
  赵连芳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当技正兼稻作系主任,那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所长是谢家声,副所长是沈宗瀚兼麦作系主任。该所迁川后,所址在荣昌,赵连芳则率领他系中同仁如杨立炯、周泰初等,还有一位麦作系的张先生也来成都帮忙。
  四川稻麦改进所从事改进工作,本来静居寺原址已大兴土木,新宿舍、住宅以及新的研究室、风干室,应有尽有。可惜不大合用而外,亦稍嫌小型。那时人才突增,更形热闹,年轻人的朝气表现无遗。
  记得赵连芳来后,所中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同仁们都觉得赵博士一来,稻麦所的繁荣,计日可待。我也怀着这个兴奋的心情欢迎他。的确,赵先生在欢迎会上的演讲,是个振奋人心的兴奋剂,于是人心更为之兴奋,青年人的朝气,更蓬勃了。
  所中的研究范围,亦就四川各地方的情形而定,水稻、小麦、玉米及红苕,为四川作物栽培的大轮廓。
  水稻的作业,似乎都依照赵氏所提倡的“检定”法。我是执行这项计划实施的负责人,我们悉依照赵氏所订的计划,逐条逐条认真实施,几年后,发现好的品系,多半从好的品种中选出来的。但是这些在各地选的品系,最后在成都平原进行最后决选,似乎每一品系都不能直立不倒,以致竟遭淘汰,我们对于水稻改良的办法,那时还太不切实。在合川检定的一个品种,在绵阳试验甚佳,后由合川买了若干石,船运绵阳一带推广,甚著成效。
  1938年4月,经赵连芳的筹划,往来成、渝,奔走协商,把四川的农林机构整齐划一为一元化,定名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仍设置于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下。那时厅长是何兆衡。在四川谈建设,首推卢、何,卢是指的卢作孚。这个时期,这种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所址仍以稻麦改进所的原址为扩大组织的所址,因经费大增,所以又新盖了许多试验室和宿舍。
  赵连芳的报告中,似乎提到那年由中央及省方拨付的经费,有一千两百多万大洋。那时抗战军兴,中央用这样庞大的经费和力量来发展作为后方根据地的四川(较之中央农业实验所,似乎每年只有百余万的经费,就庞大太多了),以稳定后方人心,奠定抗战的根基,足食足兵,才可长期抵抗下去,又可容纳许多学者及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完美的策划,我心里很庆幸它有赵先生这样一个干练的人领导。
  川农所成立后,副所长是杨允奎博士,我被派任为食粮作物组主任,程绍迥博士担任家畜保育所主任,周宗璜博士为病虫害组主任,杨显东博士为经济组主任,彭家元为土壤肥料组主任,钟俊麟为园艺组主任,蚕桑组是尹良荧,棉花组是中农所的胡竟良。那时员工有一千二百多人,全所得过学士的有五十多人,得博士的二十多人,食粮作物组连分所在内,有员工一百多人,经费当年是一百八十多万元。我当主任后,批第一份公文时,几番思索,考虑再考虑,才下笔写了三个大字“拟如拟”,没当过行政主管,一开始连批公文都得费心。等到各事稍安定,我才回江津接家眷到蓉,作久居之计。
  
  2.四川农业改进所
  
  在1937年12月离开珞珈山时,曾和同事们说过,我们四川江津的房子比较宽大,假如不嫌弃的话,每一大间屋子可以住一家人,我只要一个大头一月的租金。后来王抚五校长太太及叶矫全家,都来住过一段时间,马师亮太太沈家芳和她妹妹沈家琴住在我家“洋房子”楼上,都与如玲(编者注:即李先闻夫人郑如玲)处得很好。
  1968年沈家琴由美带两个大女儿回台湾省亲,到过南港。1969年在偶然的场合中,知道家琴武大毕业后,同杨俊先博士(是马师亮的助手)结婚后赴美的。杨先生是依利诺大学的博士,在IIT大学教书,现在差不多二十多年了。他们附近有五位同事的太太,都闲不了,于是在芝加哥东南公路上开了一家餐馆名Dragon Inn(金龙厅),设备讲究,厨子、大师傅、二师傅、三师傅都是从台北峨嵋餐厅用重金聘去的,专烧川菜,与中国城的粤菜不同。附近五百英里远近的人们,都趋之若鹜。我这次到美国,在芝加哥城小住,也去Dragon Inn光顾了几次,并与家琴话旧,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若比邻”。
  

[2] [3] [4] [5] [6]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