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生命的转折点:回忆文革后的高考

作者:张隆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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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喜欢忆旧,哪怕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就个人经历而言,回想三十多年前的自己,几乎有恍若隔世之感。胡适有《四十自述》,我就觉得这位胡博士老气,四十出头,不过人到中年,后面的路还很长,怎么就清仓盘点呢?我现在早过了四十,可是关于回忆,就常有这样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感到数十年间经历过的变化,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现在要做的事很多,没有时间停下来忆旧。不断做事而且有事可做,这是生命充实的证明,是一种好的、实在的感觉。可是《书屋》的编辑朋友要我写一篇文章,回忆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时的情形,却又立即勾起我的兴趣,因为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而且对于文革十年累积起来的历届毕业生,那都是一个重大转折。
   文革开始,从小学到大学都“停课闹革命”,而且一停就是十年,中国的教育完全停顿中断。传统上中国人曾经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仅尊重知识,以知书识礼为荣,而且很早就建立起以文取士的考试制度。比较起讲究血统、门阀世袭的制度来,那无疑是更合理、也更开放的制度。文革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红卫兵一开始就喊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按家庭出身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赤裸裸的血统论甚嚣尘上。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读书越多越蠢,居然堂而皇之成为正统观念。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读书和教育似乎成了坏事,应当被革除。当然,文革中也不是没有复课的举动,1973年就曾恢复考试,但那次并不是全面恢复高考,因为知识青年们不能自己报考,而须由“革委会”推荐指定。结果不仅没有选拔出品学皆优的人才,反而出了一个典型人物“白卷英雄”张铁生,使读书无用、知识有罪更成为当时政治舆论的主流,把中国的教育进一步推入蒙昧的深渊。可是对已经识字开窍、下放到农村或在工厂工作的知青们来说,求知实在是生命的需要,而且外在的物质条件越是简陋困乏,精神的需求反而越强烈、越迫切。
  从1969年到1972年,我在四川德昌茨达公社下乡三年,后来回到成都,在市汽车运输公司做工人五年。在那些年月里,虽然生活和学习的条件都很差,但完全出于求知的需要和纯粹的兴趣,我一直坚持自学。那时候没有什么书,没有老师指点,凭自己摸索学外文,在别人看来也许很苦,在我自己却有无穷的乐趣。茨达山村里没有电,我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往往一直读书到深夜。记得离开农村回成都时,取下靠墙钉着用来放书的一块木板,我发现木板上面的墙壁是灰白色,下面的墙壁三年来却被油烟熏成黝黑,积了厚厚一层油灰。取开木板,墙壁上下黑白分明。韩愈《进学解》有名句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看到墙壁上那一层油灰,我似乎对这句话颇有些体会。
  回到成都,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有幸结识了藏有许多英文书的欧阳子隽先生。在文革抄家、焚书的劫难中,这位老先生见还有年轻人喜欢读书,能够读书,不禁引做同道知己,结为忘年之交,于是慨然将藏书对我开放。那时求知的欲望由于受到外在环境的压抑,反而拒绝外在,完全沉浸在内在自我的精神追求之中。读书如痴似狂,与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谈读书,谈学问,谈时政,虽然清贫如洗,在我却是一种纯粹而且高尚的享受。那是极艰难的岁月,也是极有理想的岁月,是极贫困的日子,也是精神上极丰富的日子。那时候读书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实际利益的打算,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朋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纯粹追求知识的风气,即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而发奋读书的风气。
  当年帮助我的人,除欧阳子隽先生之外,还有曾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担任过图书馆馆长的邓光禄先生。他热心帮我找书,曾带我去四川大学图书馆,又去认识四川医学院的刘正刚先生。但当时还在文革之中,大学里的气氛反而比学院之外更紧张严峻。图书馆完全封闭,一本书也借不出来,知识分子则不断受批判,人人自危,很难有心思谈学问。不过我认识了川大外文系的解毓葵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时到他家里去请教,和他交谈,得益不少。记得解先生十分欣赏英国诗人雪莱,曾说用屈赋骚体来翻译雪莱的《西风颂》,必定最能传其神韵。我还去拜访过曾任川大副校长、但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谢文炳先生,他是川大外文系的名教授,对英诗很有研究。那时候谢先生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室内好像没有什么书,空空如也。我怀着一腔热情,到他住处登门造访,想和他讨论我读得正入迷的一部《金库英诗选》,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位苍白瘦弱、心灰意懒的老人。我说我正在读英诗,很希望得到他指教,但是谢先生却含着一种悲悯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你看我弄了一辈子英诗,现在落得这个样子,你年轻人还读这些干什么呢?”我那时颇有点失望,但我可以想见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中先生的遭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确实,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和压抑的社会环境里,如此唐突到大学里去找教授们谈学问,尤其是谈被视为毒草的西方文学、英美诗歌,实在太幼稚,太理想化了。当时也只有像我那样在学院之外的人,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监管,才可能凭着个人兴趣和自我完善的欲望读一点书,在求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不过人生的变化实在难以预料。大概在1974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下属的生物研究所研制了一种治冠心病的新药,准备参加广州交易会,需要把药的说明书译成英文。生物所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后来通过朋友推荐,由我翻译了这种药的说明书,生物所的研究员们很满意。他们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在1976年把我从汽车运输公司车队调去生物所做专业翻译。比较起文学和诗的语言来,科技英语实在很简单,所以生物所的翻译工作很轻松。我在生物所工作了一年,除翻译一些科技资料之外,还译了两本书,一本是由中文译成英文的《大熊猫》,198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蛇类》,也由科学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这两本译作是我最早的出版物,但我的兴趣始终在文学,所以我继续自学,抽时间译诗,并且译出了法国史家泰纳著《英国文学史》论莎士比亚的一章。
  就在这时候,文革结束,中国的大学恢复了高考,对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说来,这真是扭转乾坤的大变化,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大好机会,但也是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文革十年,从初一到高三积累了数量极大所谓“老三届”的历届毕业生,高考的竞争相当激烈。对大多数人说来,学业中断了十年,要在短时间内做准备,参加考试,又谈何容易。我的许多中学同学,这时大都已回到城里工作,纷纷报考。可是中学阶段学到的那点基本知识,已经丢弃得太久,现在要重新拾回来,要弥补失去的岁月和已经遗忘的知识,真是难之又难。这时大家才深深感到,丢失了的十年是多么可贵而且可惜。在时间的压力下,有人焦头烂额,也有人使出怪招。我认识的同学中,就有几位仁兄竟然接连到医院去治痔疮,以此得到较长的病假,多一点时间复习。我的同学中很多人通过复习和高考,后来都得到机会,在不同的大专院校学得一技之长,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当然,考试是一种竞争,其中有成功者,也必然有失败者。记得有人告诉我,成都有一位考生,高考没有成功,他便自我解嘲说,那一次高考实乃“以国家之长,攻我之短”,一时传为佳话。其实,无论自己报考的志愿是否得到满足,无论考入哪所大学,起码大家都有了一次变动的机会,也都重新恢复了对知识的信念。中断十年的教育得以恢复,那才是最重要的意义。
  那时候我作为中学毕业生,可以去参加大学本科生考试,也可以选择以“同等学历”参加研究生考试。我自忖已经失去了十年光阴,而我对自己的英语程度有些自信,所以决定直接报考研究生。虽然前此一两年,我到川大拜访谢文炳先生没有什么结果,但其实谢先生心里已经记住了我。恢复高考时,他托人叫我去见他,鼓励我报考川大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他说他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形,以我的英语水平,考研究生绝无问题。当时报考可以填写两个志愿,谢先生建议我两个志愿都填川大。于是我报考了川大,并按照指定的参考书准备考试。可是那年谢先生自己并没有招研究生,而川大招生的专业是研究英语教学和语法。我虽然报考了川大,却一直不甘心,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语法和语言教学,我希望研究的是文学。当时只有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有英美文学研究专业,但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指导教授是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这样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当时就连我中学的好友们都认为,我以中学毕业的学历,直接考研究生已经跳过了一大级,还要报考北大研究生,似乎有点异想天开。然而我的妻子(那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很支持我考北大,觉得至少第一志愿应该填北大。她说:“你今年考不上北大,明年还可以再考川大。如果不去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北大?去试过了,才免得将来后悔。”这话确实有道理,但中学毕业和北大研究生差距实在太大,我还是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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