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我的大学

作者: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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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一年高考时,楼下的水泥路面上停满了轿车,都是来接送到附近考场考生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附中的铁栅栏外翘首以待,让人想起半个世纪以前一部香港片的片名:“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女儿早已经过了这道“鬼门关”,现正在一所名牌大学就读,即将毕业了。但每当我看到一年一度这种熟悉的热闹场景,内心总不是滋味,感到这番折腾完全是在捉弄人,就像动物园里的“耍猴”。不同的是其他看客也是猴,有的已被耍过了,有的还待耍,这与近三十年前我自己走进考场的感觉完全是天壤之别。
  我没有读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过。当年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年纪很轻就只配下农村去修理地球。1977年恢复本科高考,我因为超龄(过了二十五岁),没有报上名(据说有的省份没有这一限制),继续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我的搬运工。1978年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成绩上了线,但因父母“右派”问题,没过政审关。1979年再次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有幸被录取,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哲学界前辈。我因此而有过两次进考场的经验。记得那个时候的考试,不论是考大学还是考研究生,对于像我这样“被耽误了的”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整个都像是一场狂欢节,你有本事,你有技能,你有才华,拿出来呀!“这儿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考上了自然春风满面,没有考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么进一个普通单位,要么明年再考一下试试。反正大家都没有什么准备,机会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捞不着也没有遗憾。不像今天,每个人都是铆足了劲,在全家拼尽全力的财政资助和精神鼓励下,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地寒窗苦读,志在必得。就是为了这两三天,孩子们不仅牺牲了童年,而且牺牲了少年时光,从小就被绑到高考这辆战车上,一朝倾覆,整个人生都失去了意义。
  想到这些,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成长在这个倒霉的时代,这个极其不利于幼者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拿我们这些饱经风霜世故的“老麻雀”没有什么办法了,便用它的全部体制的力量来折磨柔弱的孩子们。当然,和我们那时所受到的政治上的压抑、物质上的匮乏、身体上的饥饿、体力上的劳累相比,今天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不需做家务,不必挨饿受冻,也不要下农村和受政治上的歧视,只要求他们一心埋头读书,考个好成绩。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我一开始是羡慕他们的。但是,到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逐渐感觉到这套体制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我尽一切能力与这种可怕的力量相对抗。我拒绝班主任老师一再要求孩子上各种“培优班”的劝告,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带孩子到屋后的珞珈山上去玩,拍蝴蝶、逮蜻蜓,上树抓蝉,掏洞找蟋蟀,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拿手好戏。采蘑菇,摘乌泡子和刺泡,捡掉在地上的野柿子,则是我外婆教我们的。那时我们姊妹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八度音阶,于大饥荒的年代在外婆的带领下在岳麓山上鱼贯而行,沿途过滤了一切可以吃的野生东西,从树上的野果到沟池里的虾蟹。如果现在举办一次群众性的“野外生存训练”的话,我想我还是可以拿名次的。
  但当时最关注于心的还是好玩。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为了逮一只巨大的“老虎蜻蜓”(有虎纹斑的大型蜻蜓),我在盛夏正午的烈日下暴晒了近一个小时,与那只狡猾的蜻蜓周旋。每次当我快要逮住它的尾巴时,它就忽地一下飞走,不知去向了,但一分钟后它又飞回来,还停在原处,似乎故意要气一气我。于是我又慢慢地接近它,以几乎看不出来的动作把手移向它的尾部。当它感到危险临近时,它通常都转动一下头部,我就知道这次恐怕又要扑空了。果然,它非常准确地在我即将采取行动前的一秒钟逃之夭夭。这样大约有十几个来回,它终于一去不返,只留下我一人站在花园里怅然若失。不过,除了这种智商太高的猎物外,我一般很少失手。去年我和老兄相聚时,他还回想起我小时候抓蜻蜓的模样,说我每个手指缝里都夹住一二只蜻蜓的翅膀,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用细线吊着尾巴让它们满屋子飞。他很惊异我怎么凭双手就能够抓到天上飞的这种昆虫。但他不知道,下雨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最好抓蜻蜓的时候,它们那时都飞不动,停在树枝上像是睡着了一样,你只要挨个去收拾它们就行了。当然,天晴的时候,要想抓住它们还是需要一点耐心和细心的。现在想来,在这方面我所经受的锻炼,并不亚于今天的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但其中的情趣,则远不是今天那些被父母用自行车送到音乐学院上课的孩子们所能够体会到的。
  空手抓蝴蝶则需要另一番技巧。当我带着女儿在大学校园的花坛边逛悠的时候,大批的凤蝶和玉色蝴蝶都在花间翩翩起舞,有时就停在花朵上吸花蜜,人走近了也不飞开。这时你如果猛然一扑或者一抓,注定是一无所获,你动作再快,也快不过蝴蝶的轻灵。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完整地逮住它们,这就是接近它们采蜜的花朵后,屏住呼吸,用双手小心翼翼地从花朵的底部花萼处慢慢往上捧起来,到花朵连同花上的蝴蝶几乎都在你的一捧之中时,再突然往上轻轻地一收口,这时不论它们朝哪个方向飞,都逃不出你的掌握了。因为蝴蝶在采蜜时,被花朵挡着,是看不见下面的东西的,它只关注四周和上面。
  抓蟋蟀则容易得多,只要你预先带一个玻璃瓶子。蟋蟀通常在土坎上筑窝,有两个相隔不远的圆圆的洞口,一个进,一个出。有时洞口上还挂一个小小的用细土粒粘结而成的帘子,蟋蟀就躲在帘子后面浅唱低吟,好不自在!这时你用瓶子口罩住其中的一个洞口,用手指从另一个洞口探进去,蟋蟀就一下子蹦到你的瓶子里了——它只知道朝有光亮的地方逃跑。蟋蟀分雌雄,俗称“三尾”和“二尾”,三尾的雌蟋蟀多出的一“尾”是产卵器,它们不会唱歌。一般我们只要二尾的雄蟋蟀,为的是听它们的歌声和看它们厮杀打斗。我只要一听蟋蟀振翅歌唱的音调就能判断出这只蟋蟀是幼年还是壮年,是正在新婚蜜月期还是尚在求偶,这都是我小时候和那些玩伴一起学的。
  金龟子有好几种,有花色的,也有绿色和棕色的。据说凡是那些闪耀有金色的翅壳,里面都含有微量的黄金。这种昆虫最喜欢聚集在那些流出树浆的伤口上吸食营养,当你惊动了它们,它们就一哄而散。但一般它们都很笨,只要你足够小心,往往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有一次我和女儿一口气抓了二十多只金龟子,女儿回来将它们摆在桌上,一个一个都编了号,这个是送给这个小朋友的,那个是送给另一个小朋友的。晚上睡觉前用一个盆子盖住,免得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揭开盆子一看,女儿哭了起来:所有的金龟子都六脚朝天,死在桌子上了。她奶奶走来看了看,说:不要紧,它们是憋着气了,等透了空气,它们还会活过来。几分钟后,金龟子果然都复活了。我在每个金龟子脖子上都拴上一根细线,让女儿攒着一大把金龟子去学校,分发给同学。
  我小时候抓到好看的或者稀有的蜻蜓或蝴蝶,常常把它们夹在书本里面做“标本”。但在我的女儿看来,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她通常是趁它们还能够飞,就将它们放生。她放生的小生物多了,凡是抓来关在瓶子里的,包括蚂蚱蟋蟀螳螂蜥蜴,还有罕见的竹节虫,最后通通放生。有次我带她外出旅游,在火车上,从窗外飞进来一只从未见过的古怪的昆虫,有蚂蚱大小,头上长着角。全车厢大人小孩没有一人敢去捉它,——谁知道它有没有毒?只有我女儿凑过去,一伸手就捏住了它的翅膀,其实是一只很温顺的昆虫。她也将它放了生。与大自然的这种亲近感,就是我和我的女儿从小所受到最为宝贵的教育,不过我是无意识的,在女儿则是我有意为之的。
  那个时候我几乎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将来是否要考大学,父母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事。我只偶尔想过将来要当科学家,最好是天文学家。上小学的时候迷上了科幻,母亲常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好像是由苏联画报翻译过来的,上面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科幻小说,看得我如醉如痴。上初中时又迷上了画画,梦想将来当画家。然而,具体怎么当,是否要准备考试,却不在考虑之列,因为那还遥远得很。一直到初三,我还是懵懵懂懂,没有觉得我会考不起高中,也没有觉得万一考不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记得当时邻居家一位和我同届的女孩成天背课文,对弟妹们的吵吵闹闹不胜其烦,说:“莫吵了!人家考不起高中要下农村,你们负责呀!”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下农村就下农村,人到哪里不是都要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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