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文史大师姜亮夫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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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只要提到老浙大的中文系,有几位大师的名字就会涌现出来,比如说姜亮夫、夏承焘、胡士莹、吕漠野、蒋礼鸿、王焕镳、任铭善、陆维钊、倪宝元、刘操南、吴熊和、徐朔方、郭在贻等以及今天仍然在世的沈文倬先生。那可不同于时下人们已经动辄说滥了的所谓“国学大师”,从前但凡说到的“国学大师”,是浙江人的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以及陈寅恪、吴梅和吕叔湘、王力等等,至于“浙大文科二宝”的姜亮夫先生和夏承焘先生,他们一是集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于一身的大师,一是词学大师,谓其为“国学大师”,可谓名至实归。
  比如说姜亮夫先生吧,他是浙江王国维和章太炎的弟子,早年即精通小学,后有《夏殷民族考》以及皇皇巨著《楚辞通故》等,在当时已是其同代侪辈所不能望其项背者,而他的学贯中西,著述等身(据说姜亮夫一生著述可近亿字,这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又是不可不说的一桩传奇
  姜亮夫(1902-1995),原名寅清,字亮夫,云南昭通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曾是滇东昭通十二州县反清“光复”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幅,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
  1921年,姜亮夫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6年,他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水木清华”的学习和研究更让他奠定了一生从事学术的根基,此后,他经常怀念那些问学清华的岁月。在1946年,姜亮夫曾收集了许多材料,编纂了《四先生合谱》一书,记述他先后问学的导师——廖平、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这四人的学术活动;自文革结束之后,他又写了《思师录》,于四川林山腴、龚向农之外,又特别列举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和陈寅恪诸先生对自己的教诲之恩。我们说姜亮夫先生的学问阔大,若究其实,确是兼采众长、自成一家的,这恰恰是过去学者必具的一种大家风度。据说姜亮夫晚年曾有“三恨事”,其一是他多年写的一部书稿《诗骚连绵自考》遗失了一部分,那上面还曾有王国维先生的批语;此外是他写的《四先生合传》也在文革中因怕惹祸而被自己亲手烧毁了……
  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姜亮夫曾先后执教于江苏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来他又在大夏大学、济南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任教,并在上海北新书局担任编辑,这期间,他曾师从于章太炎先生。那时,他还广泛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自费留学。我曾读过姜亮夫后来回忆他留学生涯的回忆录,所谓“花都巴黎”,确实是大开眼界。当时他在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其间又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一批英国和法国的汉学家结识,他还应当时也在法国从事研究的王重民先生的邀请,共同“泡”在图书馆里检阅“敦煌卷子”,其间多有收获。
  姜亮夫在巴黎,那一段生活其实过得非常清苦。他往往早上从租住的屋子出发,带上干面包和白开水,坐车到了博物馆。在那里,他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于是坐下开始一天的抄录工作,这样一直到晚上博物馆关门。回到住处,自己弄点晚饭,一般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就是这样,姜亮夫和王重民潜心在“花都巴黎”清点和研究了中国流失到法国的许多珍贵文物,并进行拍片、拓摹、抄录,其中姜亮夫就拍到三千多张。那时,他一天的生活费是二十多法郎,但拍一张照片就需要十四个法郎,那么他的生活费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抄录和拍照以及描摹大量的中国古物,如青铜器皿、石刻碑传、敦煌经卷等,他的眼睛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他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也是在这之后,他毅然放弃攻读考古博士学位的机会,专心致志地在巴黎图书馆抄录被伯希和等人窃走的“敦煌卷子”中的音韵学等部分。到了1937年,他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踏上了回国的征程。当时,他还把他从巴黎抄录的“敦煌卷子”,结合了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加以整理、校录和研究,汇集成当时中国第一部抄录和研究“敦煌学”的巨著《瀛涯敦煌韵辑》。
  甘肃敦煌的藏经洞被发现于1900年,那时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外国的一些“探险家”乘机窃走了藏经洞中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直到1924年,陈垣先生在整理敦煌残存的文献资料时还不禁感慨道:“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一批本土的“敦煌学”学者先后回到祖国,并开始了他们的整理、研究工作。岂料,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又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当时姜亮夫已完成的《瀛涯敦煌韵辑》无法出版,规模宏大的《敦煌志》手稿也因战乱而遗失,他从海外辛苦带回来的大量珍贵资料除三百余张“敦煌卷子”的照片得以幸存之外,其余均毁于战火。
  姜亮夫于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后因被国民党特务所盯梢,他转赴苏州,担任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院院长。1949年5月,姜亮夫受命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后又在云南革命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2年,他被安排在云南博物馆工作。
  自1953年起,姜亮夫奉调浙江杭州,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其间先后任中文系教授、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等。1955年,他又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文革”中,他遭到了迫害和歧视,其间曾被迫以打扫楼梯为业。
  改革开放之后,姜亮夫已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但他焕发了学术青春,他不顾身衰体病,先后创办研究所、开设讲习班,招收博士、硕士学生数十人,并主持多种学会,出版十余部专著和百余篇论文。当时,面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处境,他与国内许多著名学者联名呼吁重视“敦煌学”的研究。此后,他毅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主持开办了“敦煌学”讲习班,并先后推出《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等多部新作。
  姜亮夫晚年有一篇《谢本师:学术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他说:“我一生的学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同这几位先生都有关系,道路是他们给我指引的,目标也是他们给我定的,等我走上道了,我就吸收了当前学术界许多新资料、新观点进我的思想体系中来,形成自己学术研究思想体系,但他们指引我的基本思想体系未变。”他还总结说:“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有时用国外的方法及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不是用外国人的资料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因此我研究学术的方法和观点,严格说来是奉行‘八不主义’,即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汉不唐、不心不物。不中不西:不是中国的,也有中国的;不是西洋的,也有西洋的。不古不今:不是完全古代的,也有古代的;不是完全现代的,也有现代的。不汉不唐:不完全根据汉代人注,也不完全根据唐代人的注释。不心不物:我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这很好地诠释了他一生的学术风貌,为此他还曾题其书斋为“八不斋”,又自称“八不斋主”。
  这也是他的学有所本。如他早年追随王国维从事研究,曾归纳学术研究的方法,即“博览以见异说”、“贯通以求重点”、“温故以寻流变”、“比较以得是非”。后来他在从事《楚辞》研究时,又作了新的开拓,即“穷原竟委,以明其所以然之故”、“自整体推断,不为割裂分解了”、“从比较得真相”、“自矛盾或正反之端,综合以求其实”、“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等。由于他学有所本且有所创新,加上他一生的惨淡经营,于是学术成就斐然,硕果累累。1995年12月4日,姜亮夫先生逝世,享年九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