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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明月一帆风

作者:叶 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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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石曾(1881-1973)作为留法前辈,很值得我们追念。对个人而言,一是以相国之子的清华世家背景,他是如何走向一条留学革命之路的?二是作为具有留法背景的“元勋”,又是为何立定“不入官场”的志向?
  当初李石曾受吴稚晖启发,由“海外苦学”而提倡“勤工俭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但过犹不及,一旦将其浩浩荡荡铺展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直接影响到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其所愿虽非所及,可毕竟是开一代之风气,其功用不逊于容闳开辟的留美事业,值得引起特别关注。
  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往往是指那些真正具有大家气象之人物,能以其言行引动一时之风气。在我看来,这句比喻,李石曾足以当之,而他的“开风气”,亦成就了现代中国整体进程里一道极为独特的风景,其影响极为深远。相比较胡适的留学英美派领袖身份,李石曾被视为留学法、日派的掌门人。如果参之以更为宏观的历史观分析,我还是更倾向于将李石曾视为法国文化介入现代中国整体进程的代表人物。虽然他的学历不过一中等职业学校毕业(L'école pratique d'agriculture du Chesnoy),在巴斯德学院(Institut Pasteur)的客座研究亦无文凭。
  在我看来,即便相比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文化场域里的“崇高声望”,李石曾也自有其不逊色的一面。当初,蔡氏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度,借来洪堡思想资源而实现在北京大学改革的宏业,一举奠定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陈独秀、胡适之相继到来,乃有《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与“推动五四”。但只要以一种客观冷静心态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就会发现此中场域规则的支配占到相当分量,陈独秀办刊的双重成功(商业运作与思想光环)在某种意义上不妨看作场域打拼的成果;而胡适等对日后《新青年》迁上海的态度,则亦足证此点。故此,他们所做的事情,在李石曾看来,很可能不是“不能为之”,而是“不屑为之”。从《新世纪》到《新青年》的轨迹,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道自然线索,无可回避。李石曾等人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在巴黎做过的事情,再去重复自己意思不大。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新青年》发展过程中纷纭复杂的人事因素,它是一个偶然因素作用而成的时代历史现象,虽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不必尽为其披上“闪亮的光环”,毕竟,谁都不是圣贤,在现代文化生产场域逐渐形成的初期,都会面临事实上的生存问题。离开这个基本点,看问题恐难以捉到要害。
  更重要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人出现之后,在北大场域乃至全国的教育场域,都开始发言登场,占位博弈。对这种情况,李石曾似乎别有考虑,并未全然进入学术和大学场域的角色,虽然他早受蔡元培“以整理故都之学府,引为吾人共同之责任”之邀约而应聘生物学教授,但他此时最关心的,似乎不是北大本身的事业推进,而是社会事业的全面展开。这点从“温泉事业”的系统规划,到“留法事业”的次第展开中,都可以窥见一斑。具体说来,他在北京的西北郊区,以碧云寺与温泉村为宛平县开七十新村社会建设之场所,所涉及范围则包括大中小学、疗养院、合作社、农村银行、图书馆、职业教育、传习所、男女各校等;而公路电话电力等公用事业,也应其社会资本而获得军政经济社会文化各方的热心赞助,成效也很快。他自己都不无得意地说:“西人与村民几认为神话,盖社会事业进行之神速若此者,极少能与伦比。”如此看来,李石曾是有着自己非常清晰的“事功思路”的。
  李石曾的风格也是非常独特的。君子有道,盗亦有道。虽然对学术有极强烈的认同,也有北大教授的头衔乃至北平研究院院长的高位,甚至思想也常有辉耀闪亮之神采,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作为学术和教育组织活动家、作为复杂的现代中国建设家,李石曾归根结底是开风气者。他的可贵,也就正在于此。
  李石曾作为法国文化的代表,清醒坚定地主张汲取借鉴法国文化资源,在现代中国建设进程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既表现在他对留法事业的系统性建构与实际之推动,“留法学生之父”当之无愧。他的一生事功,丰富了国人对西学资源的认知程度,避免了美国文化过早以独霸姿态实现垄断性统治。
  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服膺与自家理念的形成坚持,成就了独特的“文化浪漫主义”理念,并在现代中国语境里一放光彩,可惜未能被世人体察。作为一个思想家,李石曾是有其独到之处的,虽然他的这种理念从没有过系统表述,其有限的文章本身甚至有些让人觉得混乱。但如果透过纷纭复杂的表象与字面,凭借思想史判断的穿透力,我们会发掘出这“一团乱麻”下的“内在理路”。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李氏生当风气之先,得有留法机缘,并进而结识了法国知识界的精英人物,进入法国文化场域,并非常自觉地汲取法国资源,再加学友如吴稚晖等相互砥砺,遂得大成。只不过,他既有宏大的事功愿望,而不将精力集中于名山事业,且与其时的文化场域中心人物如胡适等相对峙,故此易被忽略。作为一个未完成的思想家,李石曾有其不可越过的思想史意义。
  相比较留德学人相对淡出、但实则个体德国烙印极为明显的西学输入路径,以李石曾为代表的留法学人群体则更为积极,法国文化的凭借意识亦更为强烈。但这一点,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发挥,而显得有些杂乱无章。这点在李氏自己的思想中也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处处有相当独到、建设性的思想火花纷呈,这恐怕也是后世史家很难关注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李石曾不是纯粹的学者(其实即便是新世纪群体中最具思想家认同度的吴稚晖,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学人),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他。值得揭示的倒是,若以一种“后世诸葛”的眼光观测之,李石曾的问题也相当不少。
  一则场域意识过于明显。对峙角力则有余、互动相惜则不足。这不仅是李石曾一个人的问题,胡适等人同样有责任。蔡元培的作为,或许可谓一种标尺。利益是有限的,不可能一人独占。李石曾的留学法、日派与胡适的留学英、美派的对峙和争斗,其实自有其客观必然的原因。人非完人,谁能无瑕?容人之难,惟大家知之。即便以蔡元培这样的“大度君子”(或有人谓“滥好人”),所容亦不过百分之七十而已,李石曾容上个百分之三十,也就不能算是大过。遗憾的是,在文化场域中合力意识太过淡漠,甚至主要以相互抵消为主,终究不是国家社会发展之福。第一流的人物如胡适、李石曾都难逃此陷阱,夫复何言?如此,则尤显出蔡校长的可贵!
  二则个性缺陷无法弥补。诚如有人对李石曾的评价:“李先生,人是好人,可惜做事,有头无尾。”这是我对李石曾性格中最迷惑不解的地方,这么一个大人物,如此有思想、有能力、有激情,可他怎么就有些像“狗熊捡棒子,捡一个丢一个”呢?做的事业就没有一个能奠定根基,持之以恒,并支撑自己理念以久远呢?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浅显的道理啊!当然,这个比喻未免有些不敬,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李石曾自己一生为钱所困(张静江就游刃有余得多),不但没有经济基础做自己想完成的功业,而且导致了一些不好的传闻(如迁台后的世界书局事件)。不管周围人有多少条理由来给他解释,我以为这是一个做大事业必须戒之且引以为鉴的重大教训。
  三是缺乏做大事者的气魄与策略,多浪漫者的情调与潇洒。曾文正有言:“做大事者以寻替手为第一要义。”可谓振聋发聩之语,但李石曾直到晚年,仍津津然以招揽某个具体的留法学生为乐,甚至将小子弟期以大任。陪同的钱直向(此时已无秘书关系)虽夸他是老尔弥辣,事业心一如往昔,当然我们可以认同一个老人的“童心灿然”,可换个角度来看,以一个做大事者的标准去衡量,岂不正是既无气魄亦无策略,一败涂地的感觉吗?
  在我看来,李石曾是要成大事的人,用叶德辉的相士之言去判断,就是此人不做皇帝,就是要做比皇帝更了不起的事。诚然,如果进入中法文化交流的语境,李石曾这个名字原是无法绕过的。他们当年之所以倡导勤工俭学运动,其目标当然在于推动“留法”,其目标甚至也不仅在留法本身,而是对法国文明的认知与求学态度,才是最根本的;而其内在理念,则不外乎以教育为革命,希望通过教育和社会事业的推进,而实现世界联合的理想。所谓“勤工俭学”,说到底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它只是李石曾整体中国建设事业规划的一小部分,甚至只是留学事业中的一种方法而已,可就是这个小部分,它成就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里一场大运动,它成就了一大批人,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这样一批人物又太了不起了,他们借助李石曾提供的“东风”,不但“周郎得便”,更能“星火燎原”,整个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但李石曾的意义,决不仅止于勤工俭学而已。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整体意义,应予以充分估计,因为他成就了一种范式,就是一个满腔热血立定“我以我血荐轩辕”志向的青年,可以不必选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具体的场域而同样为他的国族做出贡献。他浪漫感过重,却这也正成就了对社会文化事业(尤其是教育)的执着;他功名心强烈,但也正以他个体的长袖善舞,构筑了现代中国社会事业建设史的奇妙风景。更重要的是,他有对学术与知识的充分尊重,他有对历史与世界的深刻认知,他有哲学的深刻和智慧的思考,从他的一生事业和身后落寞来看,确实证明他为天下忧的胸怀与不善为一己谋划的特点。
  当年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一诗云:“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让人很生心思俱远之情,李石曾被誉为“中国留法学生之父”,用这首诗来形容他对留法事业的开拓,或许也很合适吧!这位自诩为“廿二岁出游四海,半世纪曾历五洲”的一代真奇人,他所告诉我们的,或许还远不仅这些,还有学典事业、还有联邦思想,更有互助理念、世界联合……那些,都有待我们去追踪这思想史和社会史进程中的“隐形者”!草草书毕李氏一生风尘,感慨系之,不由漫吟道:
  
  一船明月一帆风,但开风气不问功。
  百岁功名尘与土,沧桑如歌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