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龚橙与魏源

作者:夏剑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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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我在编校《魏源全集》之前,对龚、魏世交不甚了解,对龚自珍的儿子龚橙更没有一个好印象。这主要是因为自晚清以来,稗传野史中有关龚橙的传闻,大多集中在他的狂诞和传奇事迹,如是否导引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以及是否曾“击木之”诋毁其父龚自珍之文等等,而很少见到有关他的学问文章之类的报道,似乎学界对龚橙一直没有一个较全面而公正的评价。随着对魏源著作及其著述活动的逐步深入调查了解,渐渐发现龚橙与魏源的关系相当密切。龚橙不仅如其父与魏源一样通经、研史,而且还治小学、精校勘,治金石碑刻,精通域外语文,兼容并包,学问相当广博渊深,因而颇受咸同学人郭嵩焘、赵烈文、谭献、王韬等人的推崇。
  2002年,台湾学者车行健出版《诗本义析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一书,不仅对龚橙所著《诗本谊》之《诗》义观及其对《诗》本义的实践做了深入探讨,而且还专设一章介绍了龚橙的著述与学术,并将这一章在“国学论坛”网刊出,使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龚橙这位学人的形象,使我更坚信了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对龚橙传说问题的“或曰”。《文集》之四十四(下)跋《龚孝拱书横额》云:“孝拱为定庵子,圆明园之役,有间谍嫌疑,久为士林唾骂。或曰并无其事,孝拱尝学英语,以此蒙谤耳。”
  龚橙,字孝拱,号昌匏,后易名公襄,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卒于光绪四年冬(1878),年六十二。自曾祖父匏伯先生(讳敬身)中乾隆己丑进士,即“以科目起家,簪缨文史,称浙右族”。其祖父龚守正,是乾、嘉时期学术大师段玉裁的女婿,“从茂堂先生受小学训诂,以经学课子弟”,为学本大家。龚橙虽未能亲炙于段玉裁,但却曾受教于段氏弟子陈奂。陈奂以治《毛诗》名家,对龚橙治《诗经》就有较大的影响。其父龚自珍对龚橙的教诲更为直接,他的《己亥杂诗》中就载有指导其子龚橙治学做人的四首诗。
  其中一首诗曰:
  
  艰危门户要人持,孝出贫家谚有之;
  葆尔心光淳闷在,皇天竺胙总无私。
  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
  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
  图籍移从肺腑家,而翁学本段金沙;
  丹黄字字皆珍重,为裹青毡载一车。
  
  诗中龚自珍勉励龚橙“多识前言蓄其德”、努力肩负朴学及学本段氏的告诫,字字珍重,几乎与当年段玉裁勉励龚自珍“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的话完全相似。龚橙受这样的家学熏陶,虽然在仕途上未能实现他父亲的期望,但在学术上毕竟打下了深厚的经学、小学功底。
  对此,与龚橙相知甚深的王韬还从另一个方面说出了龚橙学问渊博的缘由。他在咸丰十年二月三日的日记中说:“孝拱为暗斋方伯之孙,定庵先生之子,世族婵嫣,家门鼎盛,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士大夫家未见之本。孝拱少时得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抄录,别为一本。以故孝拱于学无不窥,胸中渊博无际。”
  龚橙比魏源小二十三岁,生于其祖父龚守正上海观察署中,后随其父宦游四方,居京师最久。其父龚自珍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春二月首次参加北京恩科会试与魏源初相识的。他那次考试未中,于是留京师,开始从礼部刘逢禄受《公羊春秋》。魏源虽比龚自珍小两岁,但早在嘉庆十九年就已师从刘逢禄。两人在刘逢禄处虽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并从此倾心相交,绵延数代。龚自珍于道光元年筮仕到内阁中书后,即在北京供职。那时的北京龚府,名流硕彦接迹来游,魏源更是长住客。据随父居京的龚橙回忆说:“曩在京师,非客不乐,厨人皆精选绝者,故龚家食品无不艳绝墨林。”他还清楚地记得,“道光己丑,大人官京师,寓上斜街,魏先生馆藏花厅左之\x8Ch,长夏笺诗一编,日仄不息”,以成《诗比兴笺》初稿的情景。
  道光己丑即道光九年,那年龚橙十二岁。不意他这则写在《诗比兴笺》刻本书衣上亲见魏先生馆他家“长夏笺诗”的跋语,后来正成了澄清《诗比兴笺》作者归属问题的一个佐证。因为这一跋语所言道光九年魏源笺诗的事实,一方面说明《诗比兴笺》确系魏源所作,全与该书署名者陈沆无涉(陈沆已于道光六年去世);一方面正好与道光十年吴清鹏《简魏默深源孝廉》诗之注文“时默深取汉魏以来诗,作《诗微》一卷,乞余校定”之事前后相符契,从而佐证了李湖先生关于“《诗微》当即《诗比兴笺》初稿,而非《诗古微》”的说法,也为我们编《魏源全集》时补收《诗比兴笺》一书增加了事实依据。
  龚橙与魏源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如龚橙与其好友赵烈文的信札中所说:“橙与魏氏文字世交,有逾骨肉。”实际上,龚自珍在世时,龚、魏两家子弟就都以伯叔兄弟相称,魏源的长子魏耆、次子昌耆和侄儿魏彦(字\x98\x84仲,亦龚橙、王韬好友)均称龚自珍为大伯,龚橙则称魏源为二叔,而且两位老人还互相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龚自珍先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龚橙于守制之次年初夏便抱着父亲的遗稿至扬州,请魏源编定并撰叙,叙末云:“君二子,长子橙,以文学世其家。”正由于魏源对龚橙的了解,所以他在咸丰二年高邮知州任上,曾致书寓居上海的龚橙,邀他到高邮州署来“佐撰诸书”。据龚橙为成都志古堂石印本《蒙雅》手书跋语自述,他遵嘱帮魏源“改定”了《蒙雅》这部仿《尔雅》而作的识字课本。而且,魏源那部仅三个月告成的二十卷《说文疑雅》,也可能是在龚橙这次来扬州的帮助下完成的。
  咸丰四年(1854),魏源已六十一岁,辞职居兴化,“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其中道光二十年印行的《诗古微》二十卷本,距此已十四年了,魏源想修订为二十二卷本,于是将原本新刊刻后,又请龚橙来校读。今复旦大学图书馆珍藏的这套刊本,全八册内均有龚橙的批校手迹,对我们这次编校《诗古微》一书,订正讹误,十分有益。这套书卷首的《诗古微》序后还夹有一张陈古生香的纸笺,满纸是魏源老年苍劲的字迹,落款为“咸丰五年臣魏源恭识”。据此识语中“凡得书二十有二卷”圈改为“凡得书二十卷”的手迹,知魏源原拟修订为二十二卷的想法并没有实现,或许是精力不济,或许是没有必要扩充(正文也恰好只有二十卷)。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魏源晚年完成的《元史新编》之初稿《元史稿》七十六卷,也是由龚橙校订的(存四卷,有陈垣跋)。元史中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非常复杂难辨,而龚橙早在居京时就“兼能满洲、蒙古字”,又曾“专好天竺梵书,朝夕讽诵”,所以请他来帮助校订《元史稿》是再合适不过了。
  至于龚橙本人的学术,虽深受段、龚家学影响,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但若细探其学术之实质,则可明显发现,龚橙的经学立场与治学方向已有转向当时正方兴未艾的今文经学之迹象”。这无疑是直接受其父与魏源今文经学影响的结果。龚橙论《诗》采用三家《诗》说,论《书》笃信今文家言,其经学论著多与魏源的著作相关,这在当时就已为人所注意。如与龚橙交好,同时又十分景仰魏源的谭献,就曾看出龚橙的《诗本谊》及《尚书写定本》“所言与邵阳魏氏《古微》二书相出入”。尤其是龚橙在北京完稿于道光二十年的《诗本谊》一书,是他以探寻《诗经》本义为主要目标的《诗经》学专著,其序中提出的多重《诗》义观,就几乎是在魏源《诗古微》的论点基础上推衍而成的。魏源的《诗古微》二卷本是道光四年初刻、道光九年重印的,其卷之上《毛诗明义一》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心,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心焉。”而龚橙《诗本谊序》说:“有作《诗》之谊,有读《诗》之谊,有太师采《诗》瞽\xB2\x89讽诵之谊,有周公用为乐章之谊,有孔子定《诗》建始之谊,有赋《诗》引《诗》节取章句之谊,有赋《诗》寄托之谊,有引《诗》以就己说之谊。”两相对照,不难看出龚、魏二人《诗》义观的因承关系,而只是龚橙在魏源的基础上说得更为全面,“更为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