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宋教仁登南高峰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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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月旦”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士大夫无不逆来顺受,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宋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院,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院(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三十二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他的挚友于右任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的历史记住了这一刻:1913年3月20日,三天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包括杀害他的、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留恋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怨冤鬼,无帝可诉。……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被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寺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任鸿年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是“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三十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人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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