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宋教仁登南高峰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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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九十多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和脚下的西湖遥相对应,远处的钱塘江依然滚滚东去,只是多了些污染、变得更浑浊了些。1913年春天到来的前夕,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数不清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但他更在意的却是登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看竹林摇曳,茶园隐约,江波起伏。他与常人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感受。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最明亮的一刹那。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如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一百三十二席,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二,在众议院二百六十九席,占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都不及国民党的三分之二。选出的议员平均年龄三十六岁,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
  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四千多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四百万人左右,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而且有一些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不失公平,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国会选举。国民党的获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的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2月21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他曾主持笔政的上海《民立报》发表一篇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和他作了比较:
  
  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1月26日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文,直言宋教仁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认为他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这篇演说词两天后,也就是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即以《宋于二先生欢迎会》为题发表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公开发表了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他当时的心态就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2月1日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3月18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吸引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含泪而别。
  宋教仁从来都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他是同盟会领导层中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的六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有时会讨论这些问题,“每有辩议,独有钝初能本末悉举,众感悦怿”。他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在回国前夕曾对他说:“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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