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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眼中的钗、黛

作者:黎 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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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屈原的芳草美人传统以来,中国文人好以娥眉自喻。所以,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关于钗、黛的评论常常各执一端,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下,又常引起争吵,甚至发生过“遂相龃龉,几挥老拳”〔1〕的趣事,士人各自的孤高自傲之志,圆通养拙之情,一寓其中。
  欧风美雨洗礼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另一个文化参照系的“他者”眼光,更能深切地领会《红楼梦》所代表的中国文人传统的特殊性,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弹性的言说空间,进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互相印证。林语堂早年把《红楼梦》作为了解中国人的主要文本,曾有妙语云:“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简易的方法,莫如问他喜欢黛玉还是宝钗。”〔2〕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天地》杂志曾刊有一篇妙文《曾国藩与薛宝钗》,该文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举,指出:“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3〕
  现代文坛上“拥钗派”较典型的作家是聂绀弩。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聂绀弩说宝钗岂止不是坏人,简直是个十全十美的佳人,是封建社会的完美无缺的少女的典型〔4〕。何其芳也不同意把薛宝钗视为虚伪、奸险的人物,处心积虑地为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斗争。在《论红楼梦》一文中,他具体地分析了薛宝钗喜欢讨好人、奉承人和对贾宝玉的“无情也动人”的爱情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能说薛宝钗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为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因而好像是自然地做到‘四德’俱备。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并不是由于她的奸险。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欢心,并最后被选择为贾宝玉的妻子,正是她这种性格与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由于她或者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5〕
  薛宝钗其人如何?旧时“评红”家对她极为贬责,认为她是伪君子暗藏奸计,谋夺了黛玉的良姻,甚至其一言一行,均是“杀机”,可怕之至,可恶之至。其实,就其境遇而言,她也是“薄命司”中令人悲悯的女子,其内心之苦,最不易为人所窥见。一般读《红楼梦》的人,视黛玉为“女圣”,其地位至高无上,不可冒犯,聂绀弩、何其芳能犯“众怒”而为宝钗辩护,确实是识见超众。
  冷眼慧心的黛玉形象,奠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其不得志和对知音至死不渝的追求,“冷月葬花魂”的终局,仿佛千古文人失意的写照,这株高怀绝俗的绛珠草受到历代文人的怜爱。“平生骚怨寄红楼”的吴宓非常喜爱林黛玉,坊间流传过一个吴宓恋黛成癖的故事:西南联大旁的文林街上,有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为招揽顾客,店名借的是林妹妹的光。一天,吴宓走过,抬头忽见“潇湘馆”三字,大怒,认为是对黛玉的亵渎,举起文明棍就要砸那块招牌。端木蕻良也是“拥黛派”,为了坚决站在林黛玉的这一边,他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做出了简单的分析,把薛宝钗对贾宝玉所表示的爱情和最后成就的婚姻,看作是“受了整个封建贵族的政治委托的政治进攻”,认为“薛宝钗就像一个献身的女间谍一样,来执行封建社会的命令,而牺牲了一切”〔6〕。其敌友分明、势不两立的政治图解,不禁令人莞尔。吴组缃也是彻头彻尾的“拥黛抑钗”,对宝钗评得极为苛刻,甚至认为宝钗的金锁来路不明,揣想有可能是薛姨妈临上京前现打制的,所以才宣传要配给有玉的。这种推测自有一种孩子气的爱憎分明、快意恩仇,使我们感受到吴组缃性情的率真。当然,吴组缃的结论也是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判定金锁造假并不是“罗织”罪名,《红楼梦》中和尚与道士几次出现,只听说有个石头化玉,哪有金锁的一言一字?确有可能出自薛家的把戏。通常在《红楼梦》研究中,薛宝钗被视为工于心计的虚伪、奸险的人物,端木蕻良、吴组缃认为宝钗的一切行动都是有意识有计划地争夺贾宝玉的看法,虽然并不太符合曹雪芹“似谲而正,似则而淫”〔7〕的写人的本意,分析和判断也不是很有说服力,但这种观点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非钗非黛派”如鲁迅、萧军等,在魑魅魍魉横行的乱世,他们都是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的钟馗式的人物,不但不喜城府心机深不可测的薛宝钗,亦不喜哭哭啼啼寻愁觅恨的林黛玉。据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中所回忆,有一位曾在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史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说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8〕。鲁迅的回答虽然不无调节课堂气氛的玩笑性质,但以鲁迅一向说话的慎重严谨,也反映出他对林黛玉的观感并不太好,对黛玉心胸之狭窄不无反感。在鲁迅的杂文中,涉及黛玉处也多有不敬,说到香汗与臭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女界内战,“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等等,多有嘲讽之意。
  萧军在“非钗非黛”上则更加直言无韪:“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如何谈情论爱,说诗论道,我是并不怎么感兴趣的,也不懂;只是感到很气闷,很想跳进大观园去大打一阵抱不平才能够出一口怒气!对于贾宝玉那种半男不女的性格是讨厌的,王熙凤那种奸狡阴险的手段是鄙视的,薛宝钗那种伪君子似的‘落落大方’也无兴趣,觉得庸俗可厌;而林黛玉那种哭天抹泪、忽雨忽晴的性格也觉得腻烦。觉得可喜欢的人物只有尤三姐、史湘云、鸳鸯、柳湘莲和焦大。”〔9〕萧军刚正不阿的个人气质和对社会人生的侠义态度,使他只对《呼家将》、《薛家将》之类金戈铁马的传奇故事入迷,对我们传统审美中伤春伤别、多愁多病的才子佳人,“葬花”、“焚稿”的儿女之态,则难以产生深切的心理认同。他笔下没有细密纤美的女性形象,从《过去的年代》中的翠屏,《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到后来《五月的矿山》中的艾春秀……或则铤而走险投身绿林,或则手握钢枪参加抗日,无一不是英姿飒爽、性如烈火的反抗型女性,难怪他在《红楼梦》中最称道富于侠女气概、血溅宝剑殉情的尤三姐。
  柔情似水的女作家冰心,居然也腻烦钗、黛,而独喜“精爽英豪”的尤三姐,称赞她“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二者兼而有之〔10〕,这应该与冰心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冰心一直称自己是海的女儿,性格中有其英豪阔大的一面。
  “钗黛合一派”以俞平伯、林语堂为代表。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为“悲金悼玉”而作的,“金”(宝钗)与“玉”(黛玉)并重。他说:“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若宝钗稀糟,黛玉又岂有身份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11〕俞平伯的观点被概括为“钗黛合一”四个字。“钗黛合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悲金悼玉”,作家为钗、黛相同的悲剧命运而惋惜悲悼,并无左右褒贬之意,更无“封建”与“反封建”、“卫道”与“逆道”之区分;二是在艺术格局上显示出“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对称交错美,“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
  俞平伯关于钗、黛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和谐的观点,在林语堂手中得到深入发展。林语堂不但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中创造钗、黛、湘云合一的文学形象,还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专门谈论过“钗黛合一”:“宝钗与黛玉相对的典型,或者依个人的好恶,认为真伪之别,但是不是真伪二字可了。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人生也本应有此二者相调剂,不然,三千年鞠躬,这民族就完了,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璞,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存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我想思想本老、庄,行为崇孔、孟,差为‘得之’。”〔12〕
  林语堂秉承着对钗、黛对补的思考,进入对儒道文化互补的觉悟,这种古典之优雅与现代之张扬的相糅合,透露出林语堂多元调和的审美趣味,也充分体现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冲撞中的双重人格。总的来说,林语堂喜欢具有健全人格、自然开朗的人物,前期喜欢史湘云,后期喜欢达练有为的探春,因为她们都是自然不作伪的女子,最不喜尘缘未断、对佛思凡、形成了变态心理的妙玉〔13〕。
  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证,赢得红楼梦魇名”,其“红学”的特点是下了大功夫去研究文本而很少涉及其他,很少有评议、赏会的言词加之于《红楼梦》本身乃至书中人物,宝钗、黛玉均甚少提及,且不表示褒贬爱憎。十二金钗中她只看重秦可卿和史湘云。《红楼梦魇》中《五祥》的焦点即在湘云身上,认为湘云才是《红楼梦》的主要女主角,是历史上有原型的真实人物。湘云天真混沌,潇散简远,超脱于大观园中的权势之谋和情爱之争,对于“删繁就简三秋树”的晚年张爱玲来说,最为心有戚戚焉。而可卿、湘云,均可看作黛玉、宝钗之间“兼美”的人物。
  注释:
  〔1〕〔7〕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0页。
  〔2〕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3〕实斋:《曾国藩与薛宝钗》,载1943年11月上海《天地》第二期。
  〔4〕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5〕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6〕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载1942年6月20日桂林《文学报》第一号。
  〔8〕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9〕萧军:《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10〕冰心:《二老财》,载1935年1月《青年界》第九卷第一号。
  〔11〕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12〕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台北开明书店1974年版,第2页。
  〔13〕羊汝德:《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