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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与《中国》

作者:蒋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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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的纪录片观念都是“阳光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像《中国人民的胜利》《百万雄师下江南》这样的纪录片,有大量的补拍、扮演。比如有个非常著名的镜头,就是解放军冲进南京总统府,扯下青天白日旗换上红旗的场景,是像拍故事片一样拍出来的,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好。安东尼奥尼自然是不会知道这种避免被批判的拍摄方法的。然而正是这种个人感受的坚持与“偷拍”的欲望,决定了《中国》终归是珍贵的,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当时中国“缺席的”历史真实影像纪录在。
  (二)
  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历时五年完成,一个长达十二小时的十二集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仅从每集的片名即可略见一斑:《大庆油田》(八十四分钟),《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七十五分钟),《上海电机厂》(一百三十一分钟),《一位妇女,一个家庭》(一百一十分钟),《渔村》(一百零四分钟),《一座军营》(五十六分钟),《球的故事》(十九分钟),《秦教授》(十二分钟),《京剧排练》(三十分钟),《北京杂技团练功》(十八分钟),《手工艺艺人》(十五分钟),《对上海的印象》(六十分钟)。即便这些影片在我国上映之初也没有多少人看过,更不用说今天的年轻人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邵振堂导演),使新老国人有机会看到《愚公移山》的某些片断。
  在拍摄之初,周恩来对伊文思说过:“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那是自欺欺人,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他又补充道:“用不着去拍一部粉饰太平的影片,中国是什么样儿,你就按什么样儿拍。”
  伊文思后来在一本回忆录中记述了拍摄《愚公移山》时所受到的现实的“中国式制约”。比如,摄制组首先被带到大寨村,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大寨是完美的典型,但在伊文思眼里:“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样的地方恰恰是伊文思试图极力避免拍摄的。在清华大学的拍片经历同样使他不满,比如当伊文思问大学生们上大学之前做什么工作时,所有人都回答自己是工人,“这怎么可能?”伊文思感到失望。当他问这些学生对知识分子从事农业生产的态度时,所有人都称颂体力劳动,对插秧、养猪之类的农活齐声称道,伊文思明白:“这都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生搬硬套的口号,它同我们想拍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
  在新疆的经历更是让伊文思和罗丽丹啼笑皆非,地方负责人总是告诉他们哪儿能拍,哪儿不能拍,哪些场面绝对要拍。伊文思很清楚,这与他所期望表现的中国南辕北辙。在喀什,“早晨七点,十字路口与整条街上都拥入了成百名的男女,他们服装鲜艳,笑容可掬,小学生们穿戴一新,第二天如此,第三天仍旧如此……在一个商店里的排演可谓达到了顶点,安居乐业的居民们围着琳琅满目的柜台来回走动,自由自在地挑选商品”。摄制组所到之处,至少有五六部官方汽车开道,而且地方领导人还为摄制组选定拍摄角度。这些素材没有编入《愚公移山》,而在大寨和清华大学拍摄的素材被扔进了垃圾堆。
  1975年初,伊文思和罗丽丹他们带着剪辑完成的七集影片来到北京,这些影片在北京组织了几场放映,某位芭蕾舞演员出身的文化部负责人对这些影片提出了多达六十一条的修改意见。比如,不应该把颂扬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与下雨的画面接在一起;要把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剪掉,或者用解说词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两个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做小买卖的,建议剪掉;表现黄浦江的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伊文思辩护说:“如果影片中的解说词有历史陈述方面的错误,或是统计方面的错误,我们可以纠正。”
  之前已经多次拍摄有关中国题材的伊文思显然比安东尼奥尼来得近人情,他虽然深知那些统一规划不是事实本真,但是可以理解中国人民的良苦用心,所以尽量折衷的委婉表达。这部系列电影在当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封闭已久的中国的渴望,仅在法国的映期就长达六个月,意大利、西德、荷兰、芬兰、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争相购买拷贝和电视播映权。然而,1976年10月后,《愚公移山》很快被撤出西方的电影院和电视台。有人开始怀疑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实性,甚至有人开始指责它是一部中国制造的官方影片。善良的人认为伊文思和罗丽丹被中国人欺骗了,不友好的人则认为他们帮助中国人欺骗西方。这种情况使伊文思和罗丽丹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找不到工作。
  1977年12月29日,《愚公移山》在北京举行中国首映式。当时,乌兰夫副委员长、张平化部长等和首都电影界人士出席,黄镇部长、王炳南会长和影片摄制者伊文思、罗丽丹先后讲了话。
  
  运用影像手段对历史进行真实的记录与保存,无疑是人类的进步。但是通过这一新手段,歪曲、伪饰历史的现象却也几乎伴随这百年影像纪录史。而目前可以庆幸的是,影像技术的大众化掌握和运用,DV、数码相机、手机电影、网络等使一个全新的“读图时代”出现,又正在对那种刻意的将历史“技术化”的现象予以彻底改变,那种刻意的“假象”将一去不复返了。
  
  注释:
  〔1〕阚民,《“文革”中的郭沫若》,见《党史博览》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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