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8年第3期

天下皇帝

作者:张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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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们为了再现历代帝王的生活,拍摄了一大批帝王题材的影视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在宏大的构想、巨额的投资和逼真的形象演绎之下,观众、演员、投资人、媒体都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近年来,一些学者也从书斋中走出来另辟蹊径,将受众从戏说的故事引领到正说的史实中来,电视热播,书市热卖,大有逢人必说史、洛阳又纸贵之势。
  然而,冷眼观潮,人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众多的影视剧,对帝王的塑造唯恐形象不高大,连那些昏君暴君都得以平反昭雪;向观众灌输的还是天子至尊、臣民低贱的思想。学者们的讲解固然普及了历史常识,敞开了学术圣坛大门,但以史说史,让人难以折服。须知,中国封建历史几乎都是官家所修,虽然出现过司马迁等春秋之笔,但那些御用文人们不能也不敢违背圣上旨意秉笔直书;而借用野史说事,一己之见难以释疑解惑,廓清迷雾。艺术家毕竟不是史学家,用不着拘泥于史实,史料太多体现不出艺术创造,戏说历史既能发挥想象,还能大大提高收视率;艺术家也不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需按传统的思想编导故事,顺着观众的思维杆子爬过去,既用不着动脑子,又不冒任何风险,何乐而不为?而走向大众讲坛的学者们只要把自己掌握的史实讲清楚,并且将学术的门槛降低些,来一点下里巴人,自然能受欢迎。
  其实,再现帝王形象也好,研究皇帝课题也罢,遭受尴尬的还在于选择角度的艰难。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朱棣都是很有作为的皇帝,前者任用贤能,从善如流,励精图治,使经济社会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后者文治武功兴盛一时,出使西洋,扬威四海。但以正统思想而论,他们都是以极不光彩的手段荣登大宝、称雄天下的。又比如,从勤政和处理内政的手腕来看,清朝十二帝除未成年的孩子外,都可以评个优秀;而明朝十七帝,除朱元璋和朱棣,大多数不能及格。但恰恰在明朝统治的中后期,由于帝王的怠政无为,在东南方一些区域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如果满人入关后,仍保持当时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国将不再是世界上的经济弱国。相反,清朝诸帝尤其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几乎把所有的才智谋略都用在加强专政极权上,他们闭关锁国,南面不能下南洋,郑和开通的西洋海道被关闭,根本不知道外贸为何物;在东北,柳条边政策限制了国人向东北发展,将几亿国人控制在中原、东南和中南的土地上;永不加赋的政策,使全国人口暴涨。直到清朝中后期,东南一带的经济发展始终没达到明末的水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次次地错过了关键性的机遇。
  
  一
  
  “皇帝”一词,起源于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即成为我国历代封建君主的专有称呼。
  在国外,皇帝之名开始是指军队司令官,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就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是在战场上战士对胜利的将军欢呼时叫出来的。后来这称号由元老院赠与凯撒和奥古斯都。可知欧洲古代的皇帝本是指军事首长。欧洲罗马时代还是奴隶社会,公元前27年,屋大维即帝位时,就有元老院和议院。公元590年开始有教皇。他们的封建社会是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被人民处死,当时已有议会两院,还有宪法。而中国的皇帝是东方式的,是最典型的个人专制独裁者。它既无教皇,也无元老院、议院等的限制,更无宪法。中国皇帝亡国时,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根本不会像英王查理一世和法王路易十六被公开宣布罪状,在广场面对群众被处死。因为“刑不上大夫”,更何况是皇帝。今天英国还有女皇,日本还有天皇,但是他们实际的权利很小,性质与中国的皇帝完全不一样。
  作为天下最大的地主和最高的军政首领,中国皇帝的地位与作用可想而知。从秦始皇到溥仪,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沿袭了二千一百多年,产生了四百零六个皇帝。如果加上农民起义、封建割据、少数民族和一些王朝更替时短暂的重复称帝,所出现的皇帝当在五六百人之众。这些人中,既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为推动历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明君,也有昏聩无能、荒淫无道、鱼肉百姓的昏君和暴君。即使是那些所谓明君,也有其残暴荒淫的一面。正像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中国人的心中自有众多不同的刘邦朱棣、杨广乾隆。
  
  
  二
  
  偶像崇拜是一种内容深邃的文化,也是人类精神的悲哀。人们亲手用木头或泥巴雕塑神像,而后虔诚地顶礼膜拜,祈求神灵保佑,是十分古老的事情。而帝王崇拜本是历代皇帝用来麻醉人民的一种手段。他们无一例外地声称自己是上天之子,有的还虚构一套君权神授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所述的是商代早期的传说。刘邦也据说是其母亲与天龙交合所生,所以他当皇帝是承受天命,谁敢不服就是违背天命。武则天想当皇帝,授意伪造了一部《大云经》,说她是弥勒佛转世。连陈胜、吴广和洪秀全这些农民起义领袖都深谙此道,全都成了装神弄鬼的高手。帝王们遵从导演韩非子的教导,一个个把自己扮演成至圣完人,而所有的人间罪恶都归属于臣下。在专制文化经年累月的摧残下,人们很少想到皇帝的罪恶。即使是当代还十分风行的古典戏剧、帝王影视和皇帝传记,也大多把他们描述得高大伟岸、尽善尽美。电视剧《汉武大帝》片头曲的歌词这样赞美汉武帝刘彻:“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民过着何等幸福的生活,的确令人神往。台湾作家李敖甚至说,他最希望生活在唐朝。
  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些推动社会进步、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发展的帝王。但是,在整个帝王群体中,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使是所谓的明君,其暴行也是触目惊心,不胜枚举。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始见于《诗经·小雅》的古诗,虽然说的是奴隶社会时的情形,却也是对封建时代君权统治最恰当的概括,它一语道破了帝王专制霸道的本质。既然国即是家,皇帝的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就是一种必然。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诱因,就是戍边误期一律斩首。封建王朝加在人民头上的王法,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汉武帝讨伐匈奴,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导致民变四起。为了控制局势,他严令地方官员以全家人性命担保,迫使基层官员大开杀戒,以致整县整乡百姓被杀光。清朝皇帝入关后,颁布剃头令,强迫汉人按满人习俗剃发,宣布留发者不留头,留头者不留发。从秦始皇开始,历朝皇帝都重视皇陵建造,为了保守机密,几乎所有修建陵墓的民工都被封闭在墓中;而那些皇帝的嫔妃们,在皇帝死后大都为死去的帝王殉葬,真正是惨无人道。
  历史上越是有作为的皇帝,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就越深重。秦始皇登基后建阿房宫、造骊山墓、修长城和驰道,每年服役的人数达到三百万。到秦二世时,百姓承担的赋税超过其收入的三分之二。隋炀帝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修御道、筑长城、建东都洛阳,动用人力无数。特别是修造大运河,虽然为后世的漕运带来便利,但其目的仅仅是为满足自己游乐的欲望。为了赶工期、抢时间,他诏令全国公民,凡年十五岁至五十岁男丁都要上阵,如有藏匿者斩三族,如此调用民工五百余万人。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民工死亡过半。他第一次游江都,造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叫龙舟,船高四层,上层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房间一百二十间,皆以金玉装饰,雕刻奇丽。最下层为侍卫宦官所居,其设施也十分齐备。皇后乘坐的叫翔璃舟,比龙舟小但装饰无异。嫔妃乘的是浮景舟,贵人和美人乘的是漾彩舟。一路上舟舻相接二百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空,极尽豪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进献美食,吃不了的全都埋掉。康熙皇帝为了享乐,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乾隆帝又大兴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颐和园和圆明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只得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人们津津乐道的乾隆六下江南,其实都是用民脂民膏满足帝王的淫乐。乾隆历次南巡,都是正月十五左右从北京出发,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清口渡黄河乘船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京时绕道江宁,祭明孝陵,然后返京。每次都历时四个多月。乾隆帝经过的御道,中心路宽一丈六尺,两边各宽七尺,路面必须平整坚实,不得随意弯曲,以致许多良田被毁、坟墓被挖。每隔几十里,必建专供休息的行宫,当地官员都要敬献山珍海味、金银珠宝。每次南巡,乾隆都会带上大批的妃子和王公大臣,车船连绵数十里。所到之处,官员叫苦,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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