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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烈文与《申报·自由谈》的革新

作者:康化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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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是我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九·一八”事变后,总经理史量才锐意改革,刷新内容。因史量才是黎烈文的世交长辈,黎留法期间又一直任《申报》的特约撰稿,史见黎思想进步、文思敏捷,又未曾加入任何党派、团体,正符合“自由谈”编辑的人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黎烈文主持了《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全面革新。其革新经历了“妄谈大事”、“多谈风月”、“萧规曹随”三个时期,成就了鲁迅杂文和“五四”以来报纸副刊的辉煌,同时也给报纸副刊编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坚忍耐劳、以质取稿和依靠中坚、培养青年、团结广泛的精神等等。
  
  一、《自由谈》革新的三个时期
  
  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以进取的锐气和改革的胆识接手编辑《自由谈》。原《自由谈》主笔为报界老人周瘦鹃,他认为报纸副刊应以供市民茶余饭后的消遣读资为宗旨。针对这种“奇闻异事猎奇”、“茶余酒后消遣”的趣味主义和“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的黄色倾向,黎烈文在《幕前致辞》中声称将“牢牢站定进步的和现代的立足点”,宣扬民主、科学,反对专制、黑暗。这一时期的《自由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议长论短,妄谈大事”时期。当时有哪些“大事”要谈呢?一是日寇入侵,强敌压境,而国民政府消极退让;二是内战连年不休,人民流离失所,困苦不堪。
  1932年1月30日,《自由谈》首刊鲁迅揭露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杂文《逃的辩护》,黎烈文不仅加上一圈花边,还特意刊出编辑启事云:
  
  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鲁迅)先生玄(茅盾)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的生疏的缘故,错过“奇闻共欣赏”的机会!
  
  过了两天,茅盾见了鲁迅便说:“黎烈文这人看起来还有点勇气,你那篇文章相当尖锐,他也敢登出来。”鲁迅十分高兴地答道:“是呀,我们应该支持他。”接着又不无遗憾地说:“我向来不在名牌大报上写文章的,所以这次我取了一个新笔名,原想遮蔽一下,现在黎烈文登了‘广告’,这就成为‘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不过,随他去吧!”〔1〕
  《自由谈》上尖锐的时政杂文引起了当局的不满。有人公然指出《自由谈》已成为左翼作家刊物:“《申报·自由谈》的编辑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尤多,署名为‘何家干’,沈雁冰署名为‘玄’。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2〕有人更耸人听闻地说《自由谈》要组织团体了,云“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经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3〕
  由于对立刊物的恶意构陷,更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而忌谈时局,《自由谈》明显地“犯禁”了。《申报》本为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的报纸,史量才尽管思想开明,但宣传赤化的帽子还是怕戴的。他不得不叮嘱黎烈文小心谨慎,并叫其写出检讨刊出来应付。1933年5月25日,黎烈文于《自由谈》刊出启事云: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区区苦衷,伏乞矜鉴!
  
  从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发表《幕前致辞》到1933年5月25日发表启事期间,是《自由谈》改革的黄金时代。
  从1933年5月25日发表启事,到1934年5月9日被迫辞职,用黎烈文的话来说,是“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时期,其实仍然在为民主自由、抗战建国继续呼喊。鲁迅曾说:“想从一个题目上限制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鲁迅:《伪自由谈·后记》)
  曹聚人说黎烈文“是湖南人,有一股牛劲儿,依旧是一个湖南人。湖南人不信邪,谁同他拗的话,他会跟你拗到底”。〔4〕在国民政府、御用文人和形形色色落后势力的压迫和围攻下,黎烈文虽然发表了“识时务为俊杰”的启事,但那并不是由衷之言。在文禁如网、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他煞费苦心改变策略,在貌似平和的字里行间抒发一些令人深省的内容,以避开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耳目。鲁迅、茅盾也继续支持,或将文章写得更为隐晦曲折,或频繁的更换笔名。茅盾说:“关于改笔名,是鲁迅和我同黎烈文商量好的,既然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使国民党方面如此不安,他们就从此退出了《自由谈》。”〔5〕尽管国民党当局只准谈风月,不准谈政治,然而《自由谈》上的许多文章仍使国民党当局大伤脑筋。例如,这年5月间,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时,派亲日派黄郛北上交涉。当黄郛专车抵达天津时,国民党特务故意向列车投掷炸弹,随即逮捕了一路过的童工,诬称他“受日人指示”,次日就将之枭首示众。他们这一行动的目的,就是企图以此暗示日本似乎是反对《塘沽协定》的,从而混淆视听。为此,鲁迅写了《保留》、《再谈保留》两文,无比愤慨地喊出要“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并断言“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贼!”黎烈文也及时将两文刊出,揭示了事实的真相。
  在这一时期,黎烈文为“民主”、“自由”、“抗战”而继续奔走、呼号,是情真意切的。鲁迅却清醒地认识到在国民党专制下,根本不可能真正“民主”、“自由”。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说:“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好朋友的交情,一则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
  对于黎烈文的“顽固”、不“改悔”,国民党当局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一面利用御用刊物诽谤攻击,一面向《申报》老板横加压力。果然史量才顶了一阵子,终于顶不住了,只好同意撤去黎烈文的职务。史深知黎是《自由谈》新局面开创的“有功之臣”,不忍心当面说出,只好托请黎烈文的堂妹夫、商务印书馆编辑黄子健出面,请黎暂时“避一避”,并转送银元五百,以示“安慰和关心”。终于,黎烈文在1934年5月9日《自由谈》上刊出辞职的启事:
  
  烈文现因事忙,对于本刊编辑事务无暇兼顾,自即日起,关于本刊一切事项,由张梓生先生主持。
  
  张梓生与鲁迅、黎烈文本来是极相熟、极相好的,思想也趋向进步。他接编后的《自由谈》在编辑方针上与黎基本一致,我们称之为“萧规曹随”的时期。黎烈文虽然离开了《自由谈》这块阵地,但鲁迅仍继续给《自由谈》供稿,积极支持张梓生的工作。他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我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后来编辑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可见即使黎烈文离开了《自由谈》,鲁迅先生的继续支持是与黎烈文是分不开的。
  黎烈文倡导的震动三十年代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始于1932年12月1日,终结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蓝衣社特务杀害,前后刚刚两年。《自由谈》的革新,由于黎烈文的主持、组织,在两年中发表了大量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为人们称道。
  
  二、《自由谈》革新的宝贵经验
  
  黎烈文刚刚接编《自由谈》后的一个多月,发妻严冰之就因“产褥热”去世。婴儿的拖累、《自由谈》改革的内部人事纠纷和社会阻力使他疲于应付。这些家庭的困难和改革的阻力不待说,组稿尤其组优稿就更难了。他一方面以刻苦耐劳、坚忍不拔和公平公正、“以质量取稿”的精神,每天“早上去报馆,晚上也去报馆,到深夜回来还得履行母亲的职责照顾好儿子”〔6〕。一方面诚恳地向老编辑请教,多次刊出编辑启事,广发征询读者和作者的意见。针对过去“所编刊物的文章,总是几个夹带里的人物”〔7〕,他严正声明:“《自由谈》广收外稿,凡是合用的稿件,不问作者为谁,决定刊载;凡不合用的稿件,就是最好的朋友的作品也断然割爱。”〔8〕综观他日后的编辑工作,是实践了这个“以质量取稿”、而不“以人定文”的诺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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