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6期

那年冬天那出戏

作者:晓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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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岁那年,我突然特别渴望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这种内心的渴望来源于我儿时的伙伴梅,她高中就辍了学,近年来下海经商已成了当地有名的小老板。想想大学时我卓越的管理能力,想起我那跟着富家千金远走高飞的男友,于是我毛遂自荐要到梅的旗下做销售。为这事我和父母闹僵了。父母是纺纱厂的双职工,这些年举债供我读书,然后又花了不少精力替我安排就业,我却轻易摧毁了他们多年的付出。
   父亲狠狠扇了我一巴掌,他咆哮着让我滚,说他没有我这样叛逆的女儿。我摸着火辣辣的脸,在母亲的哭泣声中边收拾行李边倔强地说:“你们别把我看扁了!我要是不混个出人头地,就永远不进这个家门!”
   年关将至时,梅冷着脸再度问起我长沙一笔货款的事。那是我经手的,事后我电话催过很多次,对方却不守信用一拖再拖。我再也忍受不了梅对我能力的怀疑,顾不上自己正感冒的病体,一咬牙在萧瑟的寒风中踏上了前往长沙的客车。
   辗转找到那个家具厂时已是下午5点。守着电栅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面无表情地问我找谁。得知我的来意后,她停住手里的毛线针,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遍,然后说:“小妹,一个人来的?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家过年去吧,啊?这每天要账的我见多了,你一个小丫头奈何不了的。”我一听来了气,我还连人都没见着呢,一个守门房的居然赶我回去?我在心里暗自嘲笑着她。
   5点半陈经理下班,看见我后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并嘱咐司机去给我安排住宿。坐进陈经理的小车前,我朝女入轻蔑地“哼”了一声,以讥讽她的自以为是。在酒店吃完饭,司机突然塞给我一个红包。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小妹,这是一千元,你先拿回去过年,春节后我们一定把账给你打过去。”看清他们葫芦里原来卖的是这一种药,我“啪”的一下把红包摔在了地上,硬邦邦地说:“不行!你必须现在就付我全款!十万元一分也不能少打到我账上!否则我去告你!”初出茅庐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像块又臭又硬棱角尖利的石头。对方恼羞成怒,一掌拍在桌子上:“敬酒不喝你偏要喝罚酒!告诉你,我就是有钱也不还你!你有本事就去告吧,看你这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能把我怎样!”说罢他们捡起红包扬长而去。我一下子蒙了,心里一片茫然。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来得及想好对策,宾馆服务员说给我订房的人已把房间退了,我要再住的话得自己付钱。我气鼓鼓地说:“这一晚的钱我也自己付!”我边说边在坤包里找钱夹,找着找着心沉了下去———钱夹不见了。仔细一想,肯定是来的时候在车上呕吐,昏头昏脑拿纸巾时把钱夹拖丢了。我摸遍了全身的每一个口袋,只搜到了幸存的一元钱。现在这一元钱,就成了身在异乡的我的全部资产。
   不敢用那一元钱坐公交,我在凛冽的寒风中步行四十多分钟到家具厂。身上流了汗,湿漉漉的,冷风从脖颈里钻进去与热汗交织,说不出得难受。守门的女人见了我,吃惊地问:“小妹,你怎么又来了?钱没给你吧?”我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说我要见陈经理。女人摆着手说陈经理没来,而且厂里有规定上班期间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否则她就有可能丢掉这个饭碗。我气极了,疯狂地踢着铁栅门大嚷大叫:“大家快来看呀,云天家具厂不还钱呀!”我用最高分贝的声音号叫,喊得嗓子都哑了,吸引了不少围观的人。两个保安闻声而来,说带我去见陈经理。
   可围观的人群一散,那两个保安马上就转身把我往外推。推搡抗争中我的衣袖被撕扯破了,踩掉了一只鞋,头发蹭得像一窝乱草。但我骨子里有着天生的倔劲和犟脾气,他们越是这样,我就越是不肯服输走人。在厂房的正门口,我一屁股坐了下去。女人把我的鞋捡过来递给我时,我看到她手上长长的血痕,一定是劝解我们时我狠命抓的。但我心里没有丝毫的愧疚,谁让她和他们是一个贼窝里的呢?我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女人离开门房往厂房的方向去了两次,第三次回来时女人走过来低声对我说:“傻妹子,别在这儿遭罪了。我找了三次陈经理都不在,他这两天不会来了。这帮子没良心的,就喜欢拖泥带水欠人家的账,我早就看不惯了。我没啥文化,腰又受过重伤不能做力气活,要不是家里有个靠药保命的男人,我才不会吃他们这口饭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女人的絮叨简直就是五百只苍蝇在耳边嗡嗡,我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女人无奈离开了。
   饥寒交迫之下,我有种支撑不住将要崩溃的感觉。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那一元钱紧紧攥着,揣摩着怎样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买馒头充饥吗?不行,吃了这一顿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打一个长途电话?打给谁呢?打给我曾发誓不成功就不回家的父母,还是满身铜臭味的商人梅?我是那么自尊自负的人,如果在这种落魄的情景下求助,无疑是在自取其辱让他们看笑话。
   抬眼望去,商家的大红条幅正当风扬起,四处已开始张灯结彩迎新年,可是我,一个娇生惯养长大没经历过任何风雨的女孩子,却在这儿背井离乡流落街头。二十二年来,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孤立无援,什么叫举目无亲。
   女人再次踱到我身边时,那张纸币已被我揉搓得皱巴巴了。女人问:“小妹,都一点了,怎么不去吃饭?这样不吃不喝怎么行?”话里的关切让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但我很快仰起头把它们逼了回去,我转过脸冷冰冰地说:“用不着你管。”女人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我手上的纸币,若有所悟。她弯下腰凑过来,试探地问:“你是不是……我这儿有点钱,你要是……”这句话一针见血扎疼了我的要害,一种隐私被人偷窥的羞愤使我刚刚对她建立起来的好感分崩离析。我一把推开她,歇斯底里地大叫:“谁要你可怜了?我就是冻死饿死也决不接受你们这窝子人的施舍!我告诉你,你们一天不还钱我就一天不走人,我就坐死在这里给你们看!”那一刻我隐忍已久的绝望和愤怒全部爆发了,我感到整个世界对我的遗弃。爱情飞了亲情断了友情变了,人与人之间又是如此冷漠残酷,我的承受力像一根裂痕斑斑随时可断的细绳,经不起一缕微风的触碰。
   也许是我眼里的火焰吓着了女人,她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一言不发地离开。
   我渴得要命,嘴角都起了泡。不知过了多久,再抬头时,看到身旁搁着一只敞口的大圆碗,碗里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这碗水深深地诱惑着我,我转头朝门房里看她,只看到半个脑袋尖儿,应该是低头在织毛衣吧。我安慰自己:不过是碗一钱不值的水,喝了也不欠她人情。
   最主要的是她没有亲手“施舍”给我,我就少了那一份正面交锋的尴尬。我捧起碗大口大口地喝着,痉挛的胃舒缓了许多,这水竟是从未有过的甘甜。
   放下空空的碗,我无力地把头搁在膝盖上。头昏沉沉的,身体仿佛在空中飘荡。这样的时候,像小时候盼望擦亮童话里的阿拉丁神灯一样,我多么盼望奇迹出现,盼望有贵人从天而降让我化险为夷。
   各种各样的鞋子在我的视线下漠然穿梭着,交错来回。突然一双脚停在我眼底不动了,是一双小小的儿童脚。我诧异地抬头的一瞬,却听见“当”的一声响,一枚硬币落在了我面前的大瓷碗里。原来,纯真的孩子把我当成了……看着小脚蹦蹦跳跳地跑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孩子的眼里,头发乱蓬蓬的我加上一只碗构成了乞丐的模样。而实际上我的处境和乞丐又有什么区别呢?事已至此,我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去拒绝一个孩子的善良,那枚躺在碗里的硬币不但没有给我耻辱,反而让我感到温暖。至少我看见了人性里爱心的一面。哪怕是个孩子给予的。
   碗里的硬币成了一个引子,引来一位好心的大妈。她往碗里放了张50元的钞票,和蔼地说:“孩子,每个人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一定要坚强地挺过去呀。”我几乎怀疑自己眼花了,可是,千真万确是整整50元。看着她衣着寒酸的蹒跚背影,我终于哭出声来。这世上还是有好人啊,连陌生的路人都这样关爱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自己?难道我这种偏激的行为,就能收回货款吗?
   拿着那50元钱,我买了返程的车票。
   春节过后,我和市场部经理再次前往长沙。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守门房的女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位帮助过我的好心大妈。大妈身旁玩耍的小男孩,也是那么眼熟。我一把抓住大妈的手,连声叫着“恩人”,大妈却面有惭色把手抽开说:“孩子,你谢错人了,真正帮你的人不是我呀。”追问后我才明白,原来是那个看门女人用她独特的方式帮助了我。女人用心良苦借助一只碗和一个孩子,把我的耻辱感降到最低程度,把她的关怀和善良绕着弯递给我,我才在不知不觉中从高危的边缘走下来。我颤抖着声音问:“她人呢,现在到哪里去了?”大妈叹口气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她以前是我邻居,他男人癌症恶化得厉害,现在卖了房子到北京治疗去了。”
   一阵尖锐的疼痛从我心上碾过,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落了满脸。一个生活贫困的女人,却有着多么富有的灵魂。我一直以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无私与给予,但那年冬天的一只碗,一个孩子,50元钱,上演了一出最美丽的戏,这出戏成为我一生之中最温暖的记忆,告诉我人性的善良永远大于冷漠。
  (文/雷雨摘自《人生与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