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守在命运的大门口

作者:朱 军

字体: 【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北京国际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既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
   下了车,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也没人接。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看着计价器一个劲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坐公车辗转又来到了中央电视台。
   于是,我又开始不厌其烦地拨打高立民的电话和等候。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
   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
   然而,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
   “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样,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但是一走进燕京饭店金碧辉煌的大堂,我立刻后悔了。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标准间二百六,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
   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
   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好像是专门负责接人的,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
   “我不能随便接人。”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
   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站在寒风中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中央电视台像个迷宫,没人引导简直蒙头转向。
   上了电梯,奇怪的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到中央台10年了,惟独那次只有我一个人。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算是那天看到的惟一的“熟人”。\xA1\xA0
   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
   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
   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啊?”我也愣住了。两人在一种基本上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
   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
   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同事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
   等菜的时候,相对无言,因为不熟,我不敢乱说话,从心里害怕。
   杨东升问我:“你觉得自己行吗?”很突然,像在考试。
   “行,我要是觉得不行就不来了。”我几乎是不假思考地脱口而出,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我来北京遭遇尴尬之后惟一一次挺着胸膛说话。
   很多年之后,东升在一个饭桌上提起那句话,记忆犹新地说:“当时就是那句话让我们觉得你有一种做主持人的自信。”我一身冷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指的“行不行”是哪件事情。后来才清楚他们正在为名牌节目《东西南北中》物色一个男主持人,导演们纷纷推荐合作过的主持人,我就成了候选人之一。人家正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竟然踉踉跄跄自己送上门来。我在心里说,天助我也。那天在我记忆中是快乐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让我看到了希望。
   临走的时候高立民给我留下了一打进门条,说:“明天进来的时候用。”我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看到进门条都兴奋,因为每一张纸条都意味可以自由进入梦想的地方,都意味着新的希望。
  
  (周晓更摘图/廖新生)